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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之后，“入市”成为中国的新目标。如果中国在谋求“入市”，与对手谈判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则未必不是好事
6月3日，美国商务部礼堂举行了一场历时5个小时的听证会，主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坐在评判桌前的9名委员来自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财政部、劳工部，多为副部长或助理部长。
11名陈述人中10人来自美国，包括国会议员、律师以及钢铁、家具、造纸、炊具、纺织、铸造等产业协会和企业的代表，还有一直对中国心怀戒心的劳联-产联代表。这些人基调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尽管发展很快，但仍不符合美国衡量市场经济的6项标准，因此不能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相形之下，惟一的中方代表、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戴云楼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他代表中国政府作了不到10分钟的发言，没有回答问题，便匆匆离开会场。在现场旁听的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出口一处处长刘丹阳、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美昆等中方代表除了向美方提交相关陈述材料，表现也非常低调。
戴云楼告诉美国人：“现在到了美国改变以前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了”；“今天中国经济与数十年前的中央计划经济已完全不同，中国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1992年设定市场经济目标，2002年向世界宣布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现场氛围，既不“激烈”，也无“抗辩”。这也当在预料之中，因为美方举办这个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听美国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让中国人来申辩的；而中方也主要是来听听美国人的意见、看看美方的态度，不是来正面交锋的。
“入世”之后图“入市”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其实是中国加入WTO的遗留问题。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时，自己并不承认要搞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当时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叹：“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我们谈了6年。”
在后来的中国“入世”谈判中，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了谈判的焦点，以致在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文本上，留下一些过渡期条款的“尾巴”，其中之一是：允许WTO成员在15年内在对华商品反倾销调查进行价格比较时，可以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对本刊说，这是必要的妥协。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研究员也指出，那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没有完全确立。
美国产业界正是抓住这一点，要求政府用足这15年。戴云楼在听证会上特意就此进行澄清，他说，15年是“最多”，而不是“最少”。
在中国成为WTO成员两年之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再度浮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访问欧洲时都要求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前不久吴仪副总理赴美主持中美商贸联委会时，也将之作为重点问题来谈，并有所斩获：美方同意与中方开始讨论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菲律宾、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已先后认定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与澳大利亚和欧盟也在商谈中。
观察家指出，中方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除了遏制反倾销这个中国外贸的“拦路虎”，为企业谋求更公平竞争环境的目的外，还有“政治诉求”的意味：中国改革开放进行25年，经济体制变化翻天覆地，中国还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不公平，也不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谋求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大话语权，
“入市”背后是政治博弈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25年来朝市场经济目标大步迈进。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李晓西主持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测算，2001年中国市场化程度已达69%，超过了60%的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临界线，因而中国专家认定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认为，在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或者说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等著名智库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中国的名次高于美国认定的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10～15名。
但张汉林和李雨时均指出，“承认”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博弈。“美国的举动，不过是为了逼中国让步以获得好处罢了”。
国际关系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因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杂陈交融，错综复杂。美国可以承认俄罗斯、印度这些被其认为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为市场经济国家，却难以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欧盟可以承认北约东扩后前独联体国家为市场经济国家，却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受到美国牵制。
今年4月，中美商贸联委会同意成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工作组，着手讨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6月3日的听证会只是中美双方为解决这个困扰中美经贸关系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迈出的第一步。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约胡姆称，工作组或听证会都不会重新评估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任何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地位“毕业”的决定，不管何时做出，都要经过与美国《1930年关税法》及修正案的有关条款一致的正式、准司法的程序。
据透露，中方尚未正式向美方提出要求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约胡姆称，美国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从申请到完成需要18个月，而“考虑中国的问题恐怕要更复杂。”
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上月底曾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美国《1930年关税法》中规定的劳资和汇率两项标准将是美国政府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重点考虑的问题，除非中国通过这些标准的检验，否则就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被问到：“中国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人民币是否应当自由兑换？”埃文斯回答：“绝对是。”
看来美国人是紧紧抓住了汇率制度和劳工标准两大焦点，特别是把要求中国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当作允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筹码。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及其支持势力围绕中国问题的炒作主要是经济，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制造”对美国人就业的冲击，这正涉及美国标准的前两项，另外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履行市场开放承诺，一些政府部门产业政策的非议也闹得纷纷扬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正处于政治势力角逐的枪口之下，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难上加难。美国著名财经新闻机构彭博通讯社发表文章认为，布什政府不可能在大选年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民主党人上台，今后4年恐怕也难。
当以“入市”促继续开放改革
有人把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称为“入市”，“入市”之路从目前看任重道远。
从微观看，官方鼓励企业和行业先取得外围突破，再谋求整体的突破。比如此次美方听证会，中方就派出了机电商会的代表。机电商会此次向美方提交了13页的报告，要求认定中国机电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从宏观看，以市场经济体制“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健全的法治基础”五大特点衡量，中国还存在不足：“审批经济”仍有市场，官商合一并未消失，行政干预时有发生，暗箱操作尚未根除，金融体制有待改善，要素市场仍需发育，信用体系急需建立。因此，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化政府职能，提高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技巧，仍是中国在“入世”后需要加快的进程。
这个进程与美国的标准无关，但中国2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如果中国在谋求“入市”，与对手谈判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则未必不是好事。
力图迈过美国认定市场经济地位这道门槛，是为了中国真正迈进成熟市场经济的门槛。中国的“入世”之路走了15年，相信中国的“入市”之路不用15年。
6月3日，美国商务部礼堂举行了一场历时5个小时的听证会，主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坐在评判桌前的9名委员来自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财政部、劳工部，多为副部长或助理部长。
11名陈述人中10人来自美国，包括国会议员、律师以及钢铁、家具、造纸、炊具、纺织、铸造等产业协会和企业的代表，还有一直对中国心怀戒心的劳联-产联代表。这些人基调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尽管发展很快，但仍不符合美国衡量市场经济的6项标准，因此不能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相形之下，惟一的中方代表、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戴云楼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他代表中国政府作了不到10分钟的发言，没有回答问题，便匆匆离开会场。在现场旁听的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出口一处处长刘丹阳、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美昆等中方代表除了向美方提交相关陈述材料，表现也非常低调。
戴云楼告诉美国人：“现在到了美国改变以前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了”；“今天中国经济与数十年前的中央计划经济已完全不同，中国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1992年设定市场经济目标，2002年向世界宣布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现场氛围，既不“激烈”，也无“抗辩”。这也当在预料之中，因为美方举办这个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听美国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让中国人来申辩的；而中方也主要是来听听美国人的意见、看看美方的态度，不是来正面交锋的。
“入世”之后图“入市”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其实是中国加入WTO的遗留问题。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时，自己并不承认要搞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当时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叹：“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我们谈了6年。”
在后来的中国“入世”谈判中，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了谈判的焦点，以致在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文本上，留下一些过渡期条款的“尾巴”，其中之一是：允许WTO成员在15年内在对华商品反倾销调查进行价格比较时，可以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对本刊说，这是必要的妥协。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研究员也指出，那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没有完全确立。
美国产业界正是抓住这一点，要求政府用足这15年。戴云楼在听证会上特意就此进行澄清，他说，15年是“最多”，而不是“最少”。
在中国成为WTO成员两年之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再度浮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访问欧洲时都要求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前不久吴仪副总理赴美主持中美商贸联委会时，也将之作为重点问题来谈，并有所斩获：美方同意与中方开始讨论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菲律宾、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已先后认定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与澳大利亚和欧盟也在商谈中。
观察家指出，中方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除了遏制反倾销这个中国外贸的“拦路虎”，为企业谋求更公平竞争环境的目的外，还有“政治诉求”的意味：中国改革开放进行25年，经济体制变化翻天覆地，中国还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不公平，也不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谋求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大话语权，
“入市”背后是政治博弈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25年来朝市场经济目标大步迈进。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李晓西主持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测算，2001年中国市场化程度已达69%，超过了60%的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临界线，因而中国专家认定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认为，在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或者说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等著名智库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中国的名次高于美国认定的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10～15名。
但张汉林和李雨时均指出，“承认”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博弈。“美国的举动，不过是为了逼中国让步以获得好处罢了”。
国际关系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因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杂陈交融，错综复杂。美国可以承认俄罗斯、印度这些被其认为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为市场经济国家，却难以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欧盟可以承认北约东扩后前独联体国家为市场经济国家，却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受到美国牵制。
今年4月，中美商贸联委会同意成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工作组，着手讨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6月3日的听证会只是中美双方为解决这个困扰中美经贸关系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迈出的第一步。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约胡姆称，工作组或听证会都不会重新评估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任何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地位“毕业”的决定，不管何时做出，都要经过与美国《1930年关税法》及修正案的有关条款一致的正式、准司法的程序。
据透露，中方尚未正式向美方提出要求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约胡姆称，美国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从申请到完成需要18个月，而“考虑中国的问题恐怕要更复杂。”
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上月底曾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美国《1930年关税法》中规定的劳资和汇率两项标准将是美国政府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重点考虑的问题，除非中国通过这些标准的检验，否则就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被问到：“中国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人民币是否应当自由兑换？”埃文斯回答：“绝对是。”
看来美国人是紧紧抓住了汇率制度和劳工标准两大焦点，特别是把要求中国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当作允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筹码。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及其支持势力围绕中国问题的炒作主要是经济，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制造”对美国人就业的冲击，这正涉及美国标准的前两项，另外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履行市场开放承诺，一些政府部门产业政策的非议也闹得纷纷扬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正处于政治势力角逐的枪口之下，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难上加难。美国著名财经新闻机构彭博通讯社发表文章认为，布什政府不可能在大选年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民主党人上台，今后4年恐怕也难。
当以“入市”促继续开放改革
有人把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称为“入市”，“入市”之路从目前看任重道远。
从微观看，官方鼓励企业和行业先取得外围突破，再谋求整体的突破。比如此次美方听证会，中方就派出了机电商会的代表。机电商会此次向美方提交了13页的报告，要求认定中国机电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从宏观看，以市场经济体制“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健全的法治基础”五大特点衡量，中国还存在不足：“审批经济”仍有市场，官商合一并未消失，行政干预时有发生，暗箱操作尚未根除，金融体制有待改善，要素市场仍需发育，信用体系急需建立。因此，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化政府职能，提高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技巧，仍是中国在“入世”后需要加快的进程。
这个进程与美国的标准无关，但中国2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如果中国在谋求“入市”，与对手谈判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则未必不是好事。
力图迈过美国认定市场经济地位这道门槛，是为了中国真正迈进成熟市场经济的门槛。中国的“入世”之路走了15年，相信中国的“入市”之路不用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