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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这件事，有些人闪转腾挪却意外收获，有些人千辛万苦但不可得。
作为一个漫长的流程，它从来不止新生命降临的那份喜悦，至少对于37岁的姜倩不是。
因输卵管堵塞的原因，姜倩结婚七年未孕，与丈夫几番商议后决定尝试试管婴儿。但她的试管之路并不顺利，三次配胎都无疾而终。“试管失败了三次，我身体和精神上都被折磨得够呛，休了半年多没法工作。”
调养身体、激素促卵、大量取卵、身体恢复，反复重复着每一个艰难的环节，前前后后试了三年，花了四十多万元，才最终怀上了孩子。
“直到看到‘2条杠’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姜倩告诉南风窗记者。
像姜倩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少见。根据 2019年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
也就是说，每八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有不孕不育问题。
规模如此庞大的痛点和需求，自然而然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产业—辅助生殖。辅助生殖在中国是一个门槛极高的行业，医院想要开展辅助生殖业务，既需要申请专项牌照，也需要较多资金投入去购买设备。而眼下行业的开放性有限，现有的牌照就成为了稀缺资源。
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使得行业成了卖方市场。加上繁衍后代在人类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刚需下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很低。高龄产妇的时间红线下，拿定主意的夫妇“砸锅卖铁”也要生孩子。
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当下，随着技术升级带来治愈率上升，以及患者体验和公众认知接受度提升，在人口大国的中国，辅助生殖的赛道上极有可能会孕育一批头部玩家。
被低估的市场
公交车上的贴牌广告、电梯液晶屏中的插播视频，包括电线杆和小区楼道里贴的牛皮癣，都让中国人对于“不孕不育”这个词并不陌生。
但对词汇熟悉，并不代表对于病情本身熟悉，尤其是那些把怀孕当风险，专注日常避孕的健康人群们。
医学上来说，不孕不育症是指在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规律性生活尝试怀孕超过12个月后未能实现妊娠。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不孕不育症将被列入21世纪人类三大疾病之一，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
从性别上来看，不孕不育症的发生，一半来自男方，三成来自女方，一成来自男女双方。
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国男性的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亿个下降到了2012年的2000万个，下降了80%。
而女性更多的是因为晚育造成的内分泌失调以及人工流产导致的合并炎症和子宫内膜的损害。继发性不孕不育患者中88.2%有人工流产史，重复流产4次导致不孕的概率高达92%。
治疗不孕不育症，主流方法有三类。一类是常规药物治疗，促排卵或者中药调理。一类是手术治疗，主要针对的是男女的器质性异常。如果前两种都没有效果，一般就会选择“最终武器”辅助生殖。
辅助生殖中妊娠率最高的试管婴儿技术，技术进化到第四代，但市面上主流还是一二三代。除此之外还有人工授精和配子移植的方式，但效果不如试管婴儿。
“你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试管婴儿，它不是那种发生试管里的‘无土栽培’。”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的主任医师黄梅向南风窗介绍，试管婴儿指的是人工让卵细胞和精子在体外受精，并进行早期胚胎发育，然后移植到母体子宫内发育的技术。
由于试管婴儿技术趋于成熟，综合妊娠率能达到50%以上，所以成了愿意尝试辅助生殖夫妇的首选，这项技术也是目前国内生殖中心盈利的主要来源。
根据东兴证券的调研，目前中国辅助生殖潜在市场空间达3200亿美元，而在其中，试管婴儿占到了95%的市场份额。
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国男性的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亿个下降到了2012年的2000万个，下降了80%。
由于技术代差，不同代的治疗方案费用差距明显。一二代费用3万至5万元，三代费用10万元左右，海外更高的四代费用要到15万元以上。
根据微信公众号“丁香园”的介绍，三代试管能将临床妊娠率提升至72%，流产率降至6.9%。三代在一二代的基础上多了一步筛查的操作，提前筛掉异常不合格的囊胚，只移植健康的合格的胚胎，所以成功率更高。
虽然我国的生育保险已经覆盖了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的全流程，但试管婴儿、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国家医保局也在今年明确表示，目前尚不具备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条件。
在未來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辅助生殖都将是个需要“自力更生”的家庭项目。
高压之下
除了人口基数所决定的患者规模巨大之外，近年全面放开的二孩政策，也促进了辅助生殖产业的进一步扩张。
二孩政策放开后，想多要孩子的“一孩家庭”涌现，而在此其中，不乏由于年龄等原因不具备自然怀孕条件的夫妇。这部分原本潜藏在水下的不孕不育夫妇，浮出了水面。
一边是年轻群体不愿生，少子化现象蔓延开来；一边是中年夫妇抓紧生，上了辅助生殖也要生。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共同构成了中国最佳生育年龄产妇生育率下降、高龄产妇大幅增长的现象。
需求的政策开了口子，监管的政策却一直处于高压状态。
21世纪初，辅助生殖技术监管法规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推出，国家层面上从严监管一向是主基调。根据2001年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辅助生殖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