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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为高君宇墓手书的碑文
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950年12月，增补吴有训为副院长。这4位副院长在旧中国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195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科学院四位副院长向党表决心》的联名公开信。信中写道：“全心全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诺言，都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除陶孟和是一位社会学家外，其余3位均是自然科学家。“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他们怀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一心向党，为全国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科技界的一面旗帜”——李四光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周恩来高度评价他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的高官。1913年，因对当局失望，他赴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2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后任会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北大地质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此后，他们以桂林良丰为基地，考察了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地质地貌。1944年，日军进逼贵州，李四光举家迁到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想聘请他去讲课并主持中央大学地质系，由于他切身体会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亲眼看到爱国青年遭受野蛮粗暴的对待和镇压，他断然拒绝。李四光的外孙女回忆他在重庆拒绝出席蒋介石的宴请时说：“外公这一辈子特别讨厌蒋介石，所以他老躲着蒋介石，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他照面。”反之，李四光却利用在重庆的时间，两度与周恩来接触和谈话。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在他身上，我有一种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1947年初，在上海治病的李四光，回顾了他和国民党政府打了将近20年交道的经历，深感失望。他决定派学生孙殿卿设法找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转达他欲去西北或解放区工作的意愿。董必武的答复是现在条件不具备，不能去，并嘱咐他暂避战乱，后会有期。
1948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的纠缠，李四光携夫人离沪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毕，李四光夫妇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去看望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儿李林。1949年4月，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郭沫若发来的信，希望他尽早回国。
李四光终于盼到“后会有期”的时刻。然而，回国之路却不容易。当他准备启程时，被伦敦的朋友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李四光对“后会有期”的热切企盼。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夫妇在意大利热那亚秘密登船，几经辗转，直到1950年5月6日才到达北京。
回国不久，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热情地表示欢迎李四光加入，但他都婉言谢绝。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树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强烈信念。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抓紧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和其他著作。他不但自己学习，还给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寄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并在附信中反复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
李四光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同时，还注重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1952年，他写出《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等文章。
1957年，针对科技人员中有极少数人质疑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工作，李四光写了一篇题为《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文章。他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科学界情况的对比，说明党给科学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又分析了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具体作用，继而进一步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党的领导工作需要完善的地方。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不久，李四光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58年10月18日，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2月22日，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会议，讨论了他的申请。会上，他两次发言，着重汇报了自己从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他谈道：“在最初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途径的时候，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要在真理面前低头。但是，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时期，根本没有真理可言。到了30年代，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也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向往庐山召见的时候，由于那种刻骨的刺激，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1960年6月，他在讨论自己党员转正的支部会上，激动地说：“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无论是寻找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还是寻找大油田，李四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底，中国探明的铀矿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1963年底，中国石油基本達到自给。1964年，毛泽东与李四光3次谈话，每次都赞扬李四光的工作。女儿李林回忆：“父亲对我们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了一步，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父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力，变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
1965年2月19日，76岁的李四光被确诊患有左骼骨总动脉瘤。在听了会诊医生的意见后，他说：“即使手术成功了，我可以多活几年？但如果成了残废，不能为人民工作，成了人民的累赘，那我宁可少活几年，趁现在还能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医院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最后决定尊重李四光的意见，采取保守疗法。国务院同时决定，任何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并经周恩来同意，李四光均可不参加。 1966年后，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李四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地震预报的探索中。同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四光当天下午便组织地质考察人员前往震区。那段时间，国务院召开几次专门会议，周恩来允许他不必出席，但每次他都参加，并为后来的震情发展作出一些准确预判。4月，他又拖着病体对震区实地考察调研。1967年冬天，他冒着呼啸的北风和阵阵黄沙，到野外进行地震预报测试试验。在1968年初国务院关于地震预警的会议上，他作出不发预警的判断，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还重视地热资源的开发。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特意找李四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科学历史、现状和发展方面的问题，最后说想要看李四光研究范围内的科技资料。李四光精心选择资料，还加以编辑和点评。次年3月，他将资料汇编成7册，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1970年10月，他听说天津开发地下热水综合利用取得喜人成绩时，不顾劝阻，拖着虚弱的身体专程赶往天津考察。回京后他在纸上写下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1971年4月29日，因动脉瘤破裂，李四光离开人世。这个月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會议开幕式后又忙“四五”规划汇报和渤海油田进展工作，直至4月24日住进北京医院。就在这个月，他还挤时间撰写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
“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
竺可桢是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最美奋斗者”之一，对其评语是“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1936年初，浙江大学校长出缺。蒋介石认为竺可桢既有声望资历，又是浙江同乡，于是任命他为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浙大13年，虽然将浙大建设成当时国内第一流大学，但他逐渐认识到，在国民党腐败政权的统治下，他的科教救国的抱负是无法施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防止被国民党劫持（去台湾）或被暗杀，竺可桢秘密避走上海。孰料却与蒋经国不期而遇。蒋经国要他去台湾，他当即拒绝并反劝蒋经国要识大势。上海解放第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在青年时代就胸怀科教救国的抱负，几十年来虽历经奋斗，但步履艰难，更多的是失望。上海解放后，他连续多次聆听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很快了解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所寄予的厚望。在他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又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
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竺可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他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中央领导和中科院党组的信任和尊重，坚定了他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的决心。到1956年初，研究机构从中科院建院初期的16个发展到44个。经过自然科学评奖，中科院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1957年6月18日，中科院正式批准成立竺可桢提议的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任命他兼任委员会主任。竺可桢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1957年9月23日，针对极少数人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言论，竺可桢发表《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一文，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1962年，竺可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后，他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1963年8月，撰写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直关注科学的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读到此文时，倍加赞赏。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这次谈话使竺可桢深受鼓舞，毛泽东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促成他决心在此后几年潜心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
1972年4月17日，竺可桢将新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送交《考古学报》编辑部。随后数月里，他在校对此稿过程中又对此文进行了反复斟酌、修改。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还有英、德、法、日、阿拉伯等外文版本。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性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1973年，著名科学杂志——英国《自然》专文评述：“竺可桢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为能够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多年后仍认为“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竺可桢从1936年到1974年去世前一天的日记（有个别日子没有记），在他去世后被解封，展现了他38年的心路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是他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他把毛泽东参加的活动、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毫无遗漏地写到日记中。1958年10月27日，他在中关村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他不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参观过程，而且在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划线。这是他日记中唯一的一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竺可桢对党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他还广泛宣传，动员周围人乐观地看待将来。他在 196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1972年4 月，他在给旧交、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这就是他晚年的人生观，也是他能继续保持旺盛的科学研究的意志、在非常岁月中艰难地继续前进的动力。 病重期间，他一再叮嘱家人：“将存在银行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共计一万一千余元，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他也没有提到他一生所留下300多篇著作和近 900 万字的日记，然而越来越多人从这些著作和日记中受到启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位卓越科学家的平凡和伟大。
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吴有训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界的栋梁之材都做过他的学生。他于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35年被德国自然科学院推举为院士，是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
1945年10月，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担任过该校校长）。上任后，他广受教职工和学生的欢迎，学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他坚决抵制，先后10多次请辞校长的职务。1947年10月，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美国进行考察。
国民党当局对此已有察觉，派人到美国寻找他，蒋介石给他发电报：“有训：望顾念大局，接电速归国返校。”1948年8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吴有训决定启程回国，但回到南京即被特务盯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吴有训迁居上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曾与吴有训长期共事，此时，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梅贻琦忙于实施蒋介石“抢救”学人的计划，亲自从北京乘机到上海劝说吴有训赴台。吴有训不但拒绝，还劝告他最好远离蒋介石。梅贻琦表达了身不由己的苦衷。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吴有训、竺可桢等上海知识分子出席陈毅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摧残科学事业的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直接表达了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态度。9月下旬，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吴有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单独接见一位自然科学家。12月26日，吴有训被正式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有训深知通过学习适应新社会的重要性。与他交往密切的同事胡永畅在《吴有训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一文中写道：“解放之初，我体会到吴有训教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求和对党的事业的热诚。”秘书霍佩祥回忆：“吴副院长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他把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他的座右铭。他牢记毛主席讲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话来教诲别人，鞭策自己，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吴有训有扶掖后学的科学远见，具备了作为科技队伍组织者的素质。他本人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力，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吴有训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他组织学部制定中科院数理化等学科12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他参与“两弹一星”科研队伍人选的推荐工作;他还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项目進行到关键时刻，及时作出调整人员的指示，确保了这一当时世界领先的项目最后的成功。
吴有训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不久，即率团出访东欧。他个人在世界上的学术影响，加上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令外方耳目一新。1960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应邀赴英国参加纪念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活动。纪念大会规定各国科学院来宾必须穿院士服方能参会。吴有训告诉英方，中国代表团的5位成员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是他们所说的院士，所穿服装是“随着现代文明诞生的通用礼服中山装”。一个小时后，英方打来电话同意中方院士穿中山装，而且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英方按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排位，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前排就座。会上，有些年轻科学家不认识这位中国老人，便四处打听。当得知他便是因证实“康普顿效应”闻名全球科学界的吴有训博士时，纷纷过来向他致敬，而吴有训则利用这一机会介绍新中国的成就。
1960年8月，吴有训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组织上斟酌后认为，他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他不但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对他分管的干部，除了业务指导，总不忘政治上的嘱托。1961年，物理学家张文裕被派往苏联搞联合科研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吴有训一再叮咛张文裕要多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多向党组织请示汇报。1962年，吴有训奉周恩来之命，前往苏联谈判科技交往问题，4个月没取得进展。他和前来看望他的张文裕一起感叹：外援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只有靠毛主席一直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奏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有训坚信党的领导一定能战胜困难。他不断排除干扰为中科院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其中1973年7月28日约见中科院副秘书长的谈话记录《有关科研工作的七点意见》，不久就由办公室转发，收录在《回忆吴有训》一书中，至今仍可感觉得到他的科学远见。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因病逝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副院长方毅在12月7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吴有训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者，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
（责编 贾丹）
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950年12月，增补吴有训为副院长。这4位副院长在旧中国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195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科学院四位副院长向党表决心》的联名公开信。信中写道：“全心全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诺言，都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除陶孟和是一位社会学家外，其余3位均是自然科学家。“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他们怀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一心向党，为全国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科技界的一面旗帜”——李四光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周恩来高度评价他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的高官。1913年，因对当局失望，他赴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2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后任会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北大地质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此后，他们以桂林良丰为基地，考察了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地质地貌。1944年，日军进逼贵州，李四光举家迁到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想聘请他去讲课并主持中央大学地质系，由于他切身体会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亲眼看到爱国青年遭受野蛮粗暴的对待和镇压，他断然拒绝。李四光的外孙女回忆他在重庆拒绝出席蒋介石的宴请时说：“外公这一辈子特别讨厌蒋介石，所以他老躲着蒋介石，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他照面。”反之，李四光却利用在重庆的时间，两度与周恩来接触和谈话。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在他身上，我有一种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1947年初，在上海治病的李四光，回顾了他和国民党政府打了将近20年交道的经历，深感失望。他决定派学生孙殿卿设法找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转达他欲去西北或解放区工作的意愿。董必武的答复是现在条件不具备，不能去，并嘱咐他暂避战乱，后会有期。
1948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的纠缠，李四光携夫人离沪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毕，李四光夫妇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去看望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儿李林。1949年4月，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郭沫若发来的信，希望他尽早回国。
李四光终于盼到“后会有期”的时刻。然而，回国之路却不容易。当他准备启程时，被伦敦的朋友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李四光对“后会有期”的热切企盼。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夫妇在意大利热那亚秘密登船，几经辗转，直到1950年5月6日才到达北京。
回国不久，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热情地表示欢迎李四光加入，但他都婉言谢绝。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树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强烈信念。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抓紧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和其他著作。他不但自己学习，还给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寄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并在附信中反复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
李四光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同时，还注重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1952年，他写出《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等文章。
1957年，针对科技人员中有极少数人质疑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工作，李四光写了一篇题为《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文章。他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科学界情况的对比，说明党给科学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又分析了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具体作用，继而进一步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党的领导工作需要完善的地方。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不久，李四光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58年10月18日，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2月22日，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会议，讨论了他的申请。会上，他两次发言，着重汇报了自己从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他谈道：“在最初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途径的时候，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要在真理面前低头。但是，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时期，根本没有真理可言。到了30年代，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也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向往庐山召见的时候，由于那种刻骨的刺激，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1960年6月，他在讨论自己党员转正的支部会上，激动地说：“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无论是寻找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还是寻找大油田，李四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底，中国探明的铀矿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1963年底，中国石油基本達到自给。1964年，毛泽东与李四光3次谈话，每次都赞扬李四光的工作。女儿李林回忆：“父亲对我们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了一步，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父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力，变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
1965年2月19日，76岁的李四光被确诊患有左骼骨总动脉瘤。在听了会诊医生的意见后，他说：“即使手术成功了，我可以多活几年？但如果成了残废，不能为人民工作，成了人民的累赘，那我宁可少活几年，趁现在还能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医院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最后决定尊重李四光的意见，采取保守疗法。国务院同时决定，任何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并经周恩来同意，李四光均可不参加。 1966年后，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李四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地震预报的探索中。同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四光当天下午便组织地质考察人员前往震区。那段时间，国务院召开几次专门会议，周恩来允许他不必出席，但每次他都参加，并为后来的震情发展作出一些准确预判。4月，他又拖着病体对震区实地考察调研。1967年冬天，他冒着呼啸的北风和阵阵黄沙，到野外进行地震预报测试试验。在1968年初国务院关于地震预警的会议上，他作出不发预警的判断，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还重视地热资源的开发。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特意找李四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科学历史、现状和发展方面的问题，最后说想要看李四光研究范围内的科技资料。李四光精心选择资料，还加以编辑和点评。次年3月，他将资料汇编成7册，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1970年10月，他听说天津开发地下热水综合利用取得喜人成绩时，不顾劝阻，拖着虚弱的身体专程赶往天津考察。回京后他在纸上写下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1971年4月29日，因动脉瘤破裂，李四光离开人世。这个月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會议开幕式后又忙“四五”规划汇报和渤海油田进展工作，直至4月24日住进北京医院。就在这个月，他还挤时间撰写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
“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
竺可桢是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最美奋斗者”之一，对其评语是“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1936年初，浙江大学校长出缺。蒋介石认为竺可桢既有声望资历，又是浙江同乡，于是任命他为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浙大13年，虽然将浙大建设成当时国内第一流大学，但他逐渐认识到，在国民党腐败政权的统治下，他的科教救国的抱负是无法施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防止被国民党劫持（去台湾）或被暗杀，竺可桢秘密避走上海。孰料却与蒋经国不期而遇。蒋经国要他去台湾，他当即拒绝并反劝蒋经国要识大势。上海解放第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在青年时代就胸怀科教救国的抱负，几十年来虽历经奋斗，但步履艰难，更多的是失望。上海解放后，他连续多次聆听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很快了解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所寄予的厚望。在他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又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
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竺可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他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中央领导和中科院党组的信任和尊重，坚定了他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的决心。到1956年初，研究机构从中科院建院初期的16个发展到44个。经过自然科学评奖，中科院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1957年6月18日，中科院正式批准成立竺可桢提议的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任命他兼任委员会主任。竺可桢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1957年9月23日，针对极少数人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言论，竺可桢发表《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一文，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1962年，竺可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后，他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1963年8月，撰写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直关注科学的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读到此文时，倍加赞赏。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这次谈话使竺可桢深受鼓舞，毛泽东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促成他决心在此后几年潜心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
1972年4月17日，竺可桢将新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送交《考古学报》编辑部。随后数月里，他在校对此稿过程中又对此文进行了反复斟酌、修改。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还有英、德、法、日、阿拉伯等外文版本。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性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1973年，著名科学杂志——英国《自然》专文评述：“竺可桢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为能够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多年后仍认为“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竺可桢从1936年到1974年去世前一天的日记（有个别日子没有记），在他去世后被解封，展现了他38年的心路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是他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他把毛泽东参加的活动、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毫无遗漏地写到日记中。1958年10月27日，他在中关村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他不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参观过程，而且在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划线。这是他日记中唯一的一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竺可桢对党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他还广泛宣传，动员周围人乐观地看待将来。他在 196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1972年4 月，他在给旧交、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这就是他晚年的人生观，也是他能继续保持旺盛的科学研究的意志、在非常岁月中艰难地继续前进的动力。 病重期间，他一再叮嘱家人：“将存在银行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共计一万一千余元，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他也没有提到他一生所留下300多篇著作和近 900 万字的日记，然而越来越多人从这些著作和日记中受到启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位卓越科学家的平凡和伟大。
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吴有训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界的栋梁之材都做过他的学生。他于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35年被德国自然科学院推举为院士，是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
1945年10月，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担任过该校校长）。上任后，他广受教职工和学生的欢迎，学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他坚决抵制，先后10多次请辞校长的职务。1947年10月，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美国进行考察。
国民党当局对此已有察觉，派人到美国寻找他，蒋介石给他发电报：“有训：望顾念大局，接电速归国返校。”1948年8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吴有训决定启程回国，但回到南京即被特务盯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吴有训迁居上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曾与吴有训长期共事，此时，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梅贻琦忙于实施蒋介石“抢救”学人的计划，亲自从北京乘机到上海劝说吴有训赴台。吴有训不但拒绝，还劝告他最好远离蒋介石。梅贻琦表达了身不由己的苦衷。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吴有训、竺可桢等上海知识分子出席陈毅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摧残科学事业的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直接表达了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态度。9月下旬，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吴有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单独接见一位自然科学家。12月26日，吴有训被正式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有训深知通过学习适应新社会的重要性。与他交往密切的同事胡永畅在《吴有训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一文中写道：“解放之初，我体会到吴有训教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求和对党的事业的热诚。”秘书霍佩祥回忆：“吴副院长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他把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他的座右铭。他牢记毛主席讲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话来教诲别人，鞭策自己，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吴有训有扶掖后学的科学远见，具备了作为科技队伍组织者的素质。他本人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力，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吴有训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他组织学部制定中科院数理化等学科12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他参与“两弹一星”科研队伍人选的推荐工作;他还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项目進行到关键时刻，及时作出调整人员的指示，确保了这一当时世界领先的项目最后的成功。
吴有训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不久，即率团出访东欧。他个人在世界上的学术影响，加上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令外方耳目一新。1960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应邀赴英国参加纪念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活动。纪念大会规定各国科学院来宾必须穿院士服方能参会。吴有训告诉英方，中国代表团的5位成员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是他们所说的院士，所穿服装是“随着现代文明诞生的通用礼服中山装”。一个小时后，英方打来电话同意中方院士穿中山装，而且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英方按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排位，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前排就座。会上，有些年轻科学家不认识这位中国老人，便四处打听。当得知他便是因证实“康普顿效应”闻名全球科学界的吴有训博士时，纷纷过来向他致敬，而吴有训则利用这一机会介绍新中国的成就。
1960年8月，吴有训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组织上斟酌后认为，他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他不但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对他分管的干部，除了业务指导，总不忘政治上的嘱托。1961年，物理学家张文裕被派往苏联搞联合科研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吴有训一再叮咛张文裕要多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多向党组织请示汇报。1962年，吴有训奉周恩来之命，前往苏联谈判科技交往问题，4个月没取得进展。他和前来看望他的张文裕一起感叹：外援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只有靠毛主席一直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奏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有训坚信党的领导一定能战胜困难。他不断排除干扰为中科院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其中1973年7月28日约见中科院副秘书长的谈话记录《有关科研工作的七点意见》，不久就由办公室转发，收录在《回忆吴有训》一书中，至今仍可感觉得到他的科学远见。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因病逝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副院长方毅在12月7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吴有训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者，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
（责编 贾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