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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许多学者对其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多元解读和探讨。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愈加蓬勃以及平权理念的深入传播，《孔雀东南飞》中的女性悲剧得以被挖掘剖析。一般认为，刘兰芝作为悲剧核心人物，集中体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压抑、被支配的境遇。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首先更深入细致地揭示文本中所隐匿的男权机制对女性的压抑和统治;其次，反思文本设定的性别偏见;最后，以此为例探讨语文教学在推进学校性别平等教育中的可为之处。
一、男权的统治与女性的受制
西方的创世纪神话中，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这个神话带有寓言性质地揭示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绵延数千年，即使是在女性社会状况已相对显著改善的今天，女性仍然受困于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用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孔雀东南飞》并引导教学，或许能帮助我们思考女性的生存境遇，提升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推进学校性别平等教育的发展，从而构建两性和谐发展的社会。
1.男性眼光下的“女性美德”
《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原题颇耐人寻味，作为讴歌对象的实体刘兰芝不能作为“刘兰芝”本身被承认，而需要作为“焦仲卿妻”这一客体化的表述而存在。该标题似乎更像是一个注脚，注释着刘兰芝主体地位的失落和附属地位的确认。在此语境下，作为女性的刘兰芝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她由始至终被囚禁于男性文本之中，接受男性主体的评判。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谈箜篌，十六诵诗书……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从刘兰芝对焦仲卿说的这一番话中，我们不难概括出刘兰芝的自我认知和现实处境：刘兰芝具有多才多艺（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守节专一（守节情不移）、勤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等契合传统女性观的特点。但同时，自白式的表达也展现了她不见容于传统规范的性格因子;一是直白的欲望诉求（贱妾守空房，相见日见稀），二是反叛性的逃离（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值得注意的是，刘兰芝在言说欲望，表达反叛之前，强调了自己无可非议的符合男权规范的女性美德，由此可见，即使在一次难得一见的女性自白中，男性视角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标尺作用。
而在我们姑且称之为“女性意识自留地”的独白外，基于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要求、描述和想象的话语更加强势直接。这里以刘兰芝被遣前精心打扮的片段为例：“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显然易见，刘兰芝是被观看、被描写的对象，文本对她的外观之美着墨颇多，我们注意到了其中的描写手法：借物象喻女性外观。如：“腰若流纨素”、“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等。孟悦、戴锦华在其著作中对这种修辞如此阐释：“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1]刘兰芝被“物品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确立为客体的过程，被物化的刘兰芝是非人的存在，是依附于男性主体的存在。
2.别无选择的“死同穴”
《孔雀东南飞》以刘、焦二人合葬并化为鸳鸯为结局，此浪漫主义式结局通常被认为是这个悲剧故事的一点亮色，因其符合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期待。然而，当我们从文学所创造的幻梦中抽离，会发现这个结局回避了刘兰芝个人的愤怒和决绝。刘兰芝“恨恨那可论”的愤怒呼喊被“两家求合葬”的虚幻美满所掩盖，刘兰芝出于维护自身尊严的决绝赴死被扭曲为“死同穴”式的爱情完满。刘兰芝的反叛是徒劳的，男权话语通过误解、抹煞她的反叛精神得以缓解对抗性冲突，最终将对抗力量纳入自己的控制体系，“死同穴”的结局是男权话语的一厢情愿，刘兰芝别无选择。
孟悦、戴锦华在其著作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种强加式结局的实质：“《孔雀东南飞》的整个悲剧美根植于一个足以掩盖性別对抗性矛盾的基点：女主人公按照秩序的标准必须无可非议，叙事表现了女主人公宁死不苟的选择，但掩盖了她所以别无选择的原因。”[2]在男权特征的文本中，刘兰芝不可能有“死同穴”之外的其它选择，她的死必须连带着其夫焦仲卿的死，否则仅凭她一人的死只能突出对秩序的反抗，有自决于秩序之嫌。“死同穴”的结局不仅化解了刘兰芝的决然对抗，还以一种肯定的姿态将刘兰芝的对抗纳入秩序之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雀东南飞》讴歌的绝不是带有反叛性格因子的刘兰芝，而是所谓忠贞不渝、为爱而死的刘兰芝。
二、“冷酷”的母亲与“消失”的父亲
《孔雀东南飞》还有非常值得玩味的性别架构，以刘兰芝和焦仲卿为核心人物，延展到他们各自的家人，会发现在这两个古代家族中，刘母、焦母是极为扁平、负面的母亲形象，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理应是一家之主，占据家庭权威地位的父亲却是“缺席”状态。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文学设定，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号：专断霸道的母亲是可以被轻易批判的。那父亲呢？哦，他们不在场，也就无从指责了。可以说，这种避重就轻的文学设定让女性挡下了原本应指向男权的讨伐，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固了人们对女性的偏见。
1.作为父权制代理者的恶母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中所言：“将厌女症教给女儿的是母亲，可是，在那之前，将厌女症植入母亲脑里的，是她的丈夫。通过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学到父亲的厌女症。再重复一遍，所谓厌女症，就是男人的女性蔑视，女性的自我厌恶的代名词。”[3]《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和刘母与其说是“母亲”，倒不如说是父权意志的化身，她们将男权规范内化于心，不仅约束自己，也以此苛责自己的媳妇或女儿。焦母坚定捍卫着男性对女性的规训标准，“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的不守礼不顺从违反了女德规范，不符合隐忍驯服的传统期待，因此“被驱遣”。被遣回娘家的刘兰芝一进门又受到了刘母的指责“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在不知晓驱遣缘由的情况下，一昧认定是刘兰芝有罪过，并责备她“不迎自归”不合规矩。焦母和刘母无疑都是直接对刘兰芝进行了不同程度压抑的加害者，批判的锋芒也大多理所应当地直接指向这两个恶母，鲜有人追问：她们为什么会成为“冷酷”的母亲？是因为生来如此吗？“消失”的父亲又在何处？当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被习惯性忽视，笼罩在恶母头上名为“父权”的乌云得以毫发无伤，全身而退。或许，正是通过这种代理制度，“男性社会成功地掩饰了自身的统治本质，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存在。”[4] 2.加固的性别偏见
失衡的性别话语不仅是男权制转嫁责任的惯用手法，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加固了性别偏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焦母身上。为了强化焦母与刘兰芝、焦仲卿之间的矛盾冲突，焦母被刻画为一个刁难儿媳、棒打鸳鸯、专制霸道的家长形象，即使焦母多次为其子谋求“贤女”，也很难解读为有爱子之心，因其表达方式不通人情，自以为是，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焦母的形象单薄且极端，单薄到她所有的行为逻辑就是拆散焦刘夫妇，极端到焦仲卿向焦母表达赴死的决心后，她仍然不依不饶。焦母作为一个工具化的“恶婆婆”，固然起到了强化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但如此人设的符号性人物，无形之中加固了谴责母亲，谴责女性的惯性思维，当读者倾向于得出“多年媳妇熬成婆”、“女人总归为难女人”等结论时，正好落入了男权“分而治之”的统治法则，即“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她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她们之间产生连带感。”[5]
三、反思与选择：语文教学如何培育性别平等观念
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的女性主义分析，我们不仅在现实层面上一窥男权体制对古代女性的统治，还不得不承认，作为文学人物的女性始终受困于男性所写的文本之中。而遗憾的是，《孔雀东南飞》中所隐匿的种种压抑和偏見并没有成为”过去式“，在女性总体境遇已相对显著改善的今天，女性仍然受困于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性别公平任重道远，对人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的教育活动必然要承担一部分使命。教育须立足于现实生活，语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如此，理解传统，着眼当下，在“文”这一层面上，语文教学要积极寻求与当下现实的交流对话。因此，倘若我们在《孔雀东南飞》的教学活动中引入女性主义视角，理解并分析文本所呈现的性别文化，并结合现实反思性别不公现象，或许能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培育平等的性别理念，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我们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拟从三个方面讨论语文教学该如何发挥培育性别平等观念的作用。
1.多元化解读教材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首古代叙事诗，记载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较大的解读空间。学界对《孔雀东南飞》的诸多解读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婆媳矛盾、歌颂爱情、反抗封建体制、女性悲剧等。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不应满足于对教材的单一解读，而应以开放的姿态引导学生进行多元化解读。为培育学生的性别平等观念，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女性主义知识，在教学中引入女性主义视角，使学生能尽可能多角度地思考教材中的女性形象，体会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还可以组织学生深入探究性别文化的形成原因，使学生加深对性别文化的体认，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健全的性别观念。
2.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近年来，重视“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被众多一线教师认可、实践，“群文阅读教学法”作为一种侧重分析综合，能激发学生思考力，培养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法，得以被众多教师实施。就《孔雀东南飞》而言，将其与相关文本进行组合阅读，能使学生对“性别平等”这个议题有更深广的理解。这里试给出一种思路：《孔雀东南飞》被收录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的第二单元，与其同处于第二单元的还有《氓》和《离骚》。《氓》以女性角度述说了自己与名为“氓”的男子从相恋到感情破裂的故事，《离骚》中有大量以女性形象、女性身份自喻的文学设计，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对比这三篇课文，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利用教材资源开展探索式学习的方案。
3.关注现实，反思性别偏见
促进人的现实的发展，是教育的一大使命。不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进行关怀与思考，不与学生的生命体验发生关联的教学，终究是空中楼阁。现实生活中，性别偏见、性别不公现象普遍存在，有显性的存在，也有隐性的存在，要实现全方位的男女平等，任重而道远。承载着教化责任的语文教学应不避责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激发学生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辨析，并鼓励学生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唯有此，静止的文本才能在当下焕发活力，性别平等意识才能在学生与现实的对话中悄然生长。
注释：
[1][2][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07：16，22，4.
[3][5]上野千鹤子.厌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34，34.
参考文献：
[1][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2.
[2]余党绪.祛魅与祛蔽：批判性思维与中学语文思辨读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8.
[3]柯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性别偏见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4]郑昀.《孔雀东南飞》文本解读60年（1949-2010）试析[D].福建师范大学，2011.
[5]林明.何处是归处？——浅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教育观[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0（5）.
杨冰清，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一、男权的统治与女性的受制
西方的创世纪神话中，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这个神话带有寓言性质地揭示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绵延数千年，即使是在女性社会状况已相对显著改善的今天，女性仍然受困于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用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孔雀东南飞》并引导教学，或许能帮助我们思考女性的生存境遇，提升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推进学校性别平等教育的发展，从而构建两性和谐发展的社会。
1.男性眼光下的“女性美德”
《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原题颇耐人寻味，作为讴歌对象的实体刘兰芝不能作为“刘兰芝”本身被承认，而需要作为“焦仲卿妻”这一客体化的表述而存在。该标题似乎更像是一个注脚，注释着刘兰芝主体地位的失落和附属地位的确认。在此语境下，作为女性的刘兰芝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她由始至终被囚禁于男性文本之中，接受男性主体的评判。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谈箜篌，十六诵诗书……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从刘兰芝对焦仲卿说的这一番话中，我们不难概括出刘兰芝的自我认知和现实处境：刘兰芝具有多才多艺（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守节专一（守节情不移）、勤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等契合传统女性观的特点。但同时，自白式的表达也展现了她不见容于传统规范的性格因子;一是直白的欲望诉求（贱妾守空房，相见日见稀），二是反叛性的逃离（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值得注意的是，刘兰芝在言说欲望，表达反叛之前，强调了自己无可非议的符合男权规范的女性美德，由此可见，即使在一次难得一见的女性自白中，男性视角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标尺作用。
而在我们姑且称之为“女性意识自留地”的独白外，基于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要求、描述和想象的话语更加强势直接。这里以刘兰芝被遣前精心打扮的片段为例：“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显然易见，刘兰芝是被观看、被描写的对象，文本对她的外观之美着墨颇多，我们注意到了其中的描写手法：借物象喻女性外观。如：“腰若流纨素”、“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等。孟悦、戴锦华在其著作中对这种修辞如此阐释：“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1]刘兰芝被“物品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确立为客体的过程，被物化的刘兰芝是非人的存在，是依附于男性主体的存在。
2.别无选择的“死同穴”
《孔雀东南飞》以刘、焦二人合葬并化为鸳鸯为结局，此浪漫主义式结局通常被认为是这个悲剧故事的一点亮色，因其符合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期待。然而，当我们从文学所创造的幻梦中抽离，会发现这个结局回避了刘兰芝个人的愤怒和决绝。刘兰芝“恨恨那可论”的愤怒呼喊被“两家求合葬”的虚幻美满所掩盖，刘兰芝出于维护自身尊严的决绝赴死被扭曲为“死同穴”式的爱情完满。刘兰芝的反叛是徒劳的，男权话语通过误解、抹煞她的反叛精神得以缓解对抗性冲突，最终将对抗力量纳入自己的控制体系，“死同穴”的结局是男权话语的一厢情愿，刘兰芝别无选择。
孟悦、戴锦华在其著作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种强加式结局的实质：“《孔雀东南飞》的整个悲剧美根植于一个足以掩盖性別对抗性矛盾的基点：女主人公按照秩序的标准必须无可非议，叙事表现了女主人公宁死不苟的选择，但掩盖了她所以别无选择的原因。”[2]在男权特征的文本中，刘兰芝不可能有“死同穴”之外的其它选择，她的死必须连带着其夫焦仲卿的死，否则仅凭她一人的死只能突出对秩序的反抗，有自决于秩序之嫌。“死同穴”的结局不仅化解了刘兰芝的决然对抗，还以一种肯定的姿态将刘兰芝的对抗纳入秩序之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雀东南飞》讴歌的绝不是带有反叛性格因子的刘兰芝，而是所谓忠贞不渝、为爱而死的刘兰芝。
二、“冷酷”的母亲与“消失”的父亲
《孔雀东南飞》还有非常值得玩味的性别架构，以刘兰芝和焦仲卿为核心人物，延展到他们各自的家人，会发现在这两个古代家族中，刘母、焦母是极为扁平、负面的母亲形象，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理应是一家之主，占据家庭权威地位的父亲却是“缺席”状态。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文学设定，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号：专断霸道的母亲是可以被轻易批判的。那父亲呢？哦，他们不在场，也就无从指责了。可以说，这种避重就轻的文学设定让女性挡下了原本应指向男权的讨伐，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固了人们对女性的偏见。
1.作为父权制代理者的恶母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中所言：“将厌女症教给女儿的是母亲，可是，在那之前，将厌女症植入母亲脑里的，是她的丈夫。通过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学到父亲的厌女症。再重复一遍，所谓厌女症，就是男人的女性蔑视，女性的自我厌恶的代名词。”[3]《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和刘母与其说是“母亲”，倒不如说是父权意志的化身，她们将男权规范内化于心，不仅约束自己，也以此苛责自己的媳妇或女儿。焦母坚定捍卫着男性对女性的规训标准，“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的不守礼不顺从违反了女德规范，不符合隐忍驯服的传统期待，因此“被驱遣”。被遣回娘家的刘兰芝一进门又受到了刘母的指责“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在不知晓驱遣缘由的情况下，一昧认定是刘兰芝有罪过，并责备她“不迎自归”不合规矩。焦母和刘母无疑都是直接对刘兰芝进行了不同程度压抑的加害者，批判的锋芒也大多理所应当地直接指向这两个恶母，鲜有人追问：她们为什么会成为“冷酷”的母亲？是因为生来如此吗？“消失”的父亲又在何处？当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被习惯性忽视，笼罩在恶母头上名为“父权”的乌云得以毫发无伤，全身而退。或许，正是通过这种代理制度，“男性社会成功地掩饰了自身的统治本质，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存在。”[4] 2.加固的性别偏见
失衡的性别话语不仅是男权制转嫁责任的惯用手法，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加固了性别偏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焦母身上。为了强化焦母与刘兰芝、焦仲卿之间的矛盾冲突，焦母被刻画为一个刁难儿媳、棒打鸳鸯、专制霸道的家长形象，即使焦母多次为其子谋求“贤女”，也很难解读为有爱子之心，因其表达方式不通人情，自以为是，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焦母的形象单薄且极端，单薄到她所有的行为逻辑就是拆散焦刘夫妇，极端到焦仲卿向焦母表达赴死的决心后，她仍然不依不饶。焦母作为一个工具化的“恶婆婆”，固然起到了强化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但如此人设的符号性人物，无形之中加固了谴责母亲，谴责女性的惯性思维，当读者倾向于得出“多年媳妇熬成婆”、“女人总归为难女人”等结论时，正好落入了男权“分而治之”的统治法则，即“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她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她们之间产生连带感。”[5]
三、反思与选择：语文教学如何培育性别平等观念
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的女性主义分析，我们不仅在现实层面上一窥男权体制对古代女性的统治，还不得不承认，作为文学人物的女性始终受困于男性所写的文本之中。而遗憾的是，《孔雀东南飞》中所隐匿的种种压抑和偏見并没有成为”过去式“，在女性总体境遇已相对显著改善的今天，女性仍然受困于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性别公平任重道远，对人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的教育活动必然要承担一部分使命。教育须立足于现实生活，语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如此，理解传统，着眼当下，在“文”这一层面上，语文教学要积极寻求与当下现实的交流对话。因此，倘若我们在《孔雀东南飞》的教学活动中引入女性主义视角，理解并分析文本所呈现的性别文化，并结合现实反思性别不公现象，或许能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培育平等的性别理念，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我们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拟从三个方面讨论语文教学该如何发挥培育性别平等观念的作用。
1.多元化解读教材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首古代叙事诗，记载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较大的解读空间。学界对《孔雀东南飞》的诸多解读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婆媳矛盾、歌颂爱情、反抗封建体制、女性悲剧等。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不应满足于对教材的单一解读，而应以开放的姿态引导学生进行多元化解读。为培育学生的性别平等观念，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女性主义知识，在教学中引入女性主义视角，使学生能尽可能多角度地思考教材中的女性形象，体会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还可以组织学生深入探究性别文化的形成原因，使学生加深对性别文化的体认，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健全的性别观念。
2.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近年来，重视“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被众多一线教师认可、实践，“群文阅读教学法”作为一种侧重分析综合，能激发学生思考力，培养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法，得以被众多教师实施。就《孔雀东南飞》而言，将其与相关文本进行组合阅读，能使学生对“性别平等”这个议题有更深广的理解。这里试给出一种思路：《孔雀东南飞》被收录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的第二单元，与其同处于第二单元的还有《氓》和《离骚》。《氓》以女性角度述说了自己与名为“氓”的男子从相恋到感情破裂的故事，《离骚》中有大量以女性形象、女性身份自喻的文学设计，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对比这三篇课文，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利用教材资源开展探索式学习的方案。
3.关注现实，反思性别偏见
促进人的现实的发展，是教育的一大使命。不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进行关怀与思考，不与学生的生命体验发生关联的教学，终究是空中楼阁。现实生活中，性别偏见、性别不公现象普遍存在，有显性的存在，也有隐性的存在，要实现全方位的男女平等，任重而道远。承载着教化责任的语文教学应不避责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激发学生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辨析，并鼓励学生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唯有此，静止的文本才能在当下焕发活力，性别平等意识才能在学生与现实的对话中悄然生长。
注释：
[1][2][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07：16，22，4.
[3][5]上野千鹤子.厌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34，34.
参考文献：
[1][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2.
[2]余党绪.祛魅与祛蔽：批判性思维与中学语文思辨读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8.
[3]柯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性别偏见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4]郑昀.《孔雀东南飞》文本解读60年（1949-2010）试析[D].福建师范大学，2011.
[5]林明.何处是归处？——浅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教育观[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0（5）.
杨冰清，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