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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人物》杂志刊出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调查报道，立刻激起议论无数。其中不仅包括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外卖从业者生存境况的真诚关注，也引发更多学者对平台资本主义及其算法统治的批判反思。这篇报道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揭示出算法系统对外卖员的压迫方式的核心秘密，即一种基于时间的治理术。其中，对外卖员绩效的考评基于时间的计量，在原始衡量基准上，送餐效率的提高会带来收入的增加。然而，当提高了的送餐效率普遍化之后，系统会相应地重构这一衡量基准，将这一减少了的时间量重新设为起点，进而要求送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一设置造成了一种不断自我加速的踩水车效应（treadmill effect），为外卖骑手的劳动效率设定了一个近乎自动的、单向度的方向性驱动力，这一过程一旦启动，就必然向他们展开无限的索取。
这种踩水车效应当然不为外卖行业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之一。或许也正是因此，外卖骑手的困局才获得了跨行业的广泛共情，人们可以轻易地在水涨船高的送餐效率里找到自己疲于奔命的影子。只不过在这个行当里，抽象的时间治理术物化成为一个明晰可见的社会实体，即平台的算法系统。换言之，“系统”不仅指代外卖行业的组织工具，它同时也成为当代劳动状况的一个总体性症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因此必然超越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指向我们对当下生存状况的自我反思。
但这不是本文要分析的对象。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想去——更准确地说，能够——处理的议题要小得多。相对于这一宏大的问题域，我将把视线拉回文本，集中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调查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上。借由对这一细节的讨论，我试图触及再现领域中的劳动身体这一问题，并由此延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体制所具有的潜能——我的问题是，对一个文本细节的解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新的界面，去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系统”时代及其与再现领域的关系？
我所选择的这个细节出现在这篇报道的第一节，化名朱大鹤的外卖骑手在赶路时为了躲避一辆自行车而出了车祸，“正在配送的那份麻辣香锅也飞了出去”。为了避免得到差评，他不仅“打电话给顾客请求对方取消订单”，而且“自己掏钱买下了那份麻辣香锅”。有趣的是，在抱怨价格“太贵了，80多块”的同时，报道记录了他对麻辣香锅本身的评论：“但味道不错，吃撑了。”①
在报道中，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时间催迫下外卖骑手所必然面对的交通事故的危险。如果说对价格的抱怨尚能够烘托他们生活境遇的艰难（后文也提及如何用“更合理的做法”来减少金钱损失），那么对食物的味觉体验的记录则几乎与主旨全然无关。有没有这个细节，对文本行进的逻辑而言没有影响。事实上，在这个细节后，文本迅速回到了“摔车的事情”这一主线上，类似的个人化的、主观的体验在后文中也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细节的可资议论之处，恰恰缘于这种“无关”——在这个时刻，文本“溢出”了它的主要意义框架和感觉结构，并且由此提供了反身审视这个框架的可能。展开来说，一般而言，在这个以反思劳动状况为核心议题的报道文本，乃至在由其所引发的各种议论所构成的整体话语空间中，外卖骑手的身体经验往往被抽象为一个相对纯粹的劳动身体，以此展开关于劳动过程、劳动力价格、身体与劳动空间之关系等问题的分析，继而引发围绕剥削与压迫，或是逃逸与反抗等话题的论辩。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感官经验往往被缩减、被格式化，以纳入某种经济论叙事的框架中。其中，劳动者的衣食日用被置入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来考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官体验也成为无关紧要的细节而被忽视。其结果是，尽管外卖骑手与食物日日相伴，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到他们对食物的看法，他们自身的味觉体验。在经济论叙事里，麻辣香锅好不好吃从来不值一提，外卖员的身体始终是一个抽象的劳动身体，一个没有味觉的身体。
而与之相对，此处的细节所提示的恰恰是，外卖骑手的身体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具有一个感官的、审美的向度，外卖骑手是具有感官与审美决断之能力的主体。对于这一面向的阐发，不仅事关我们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整全性的认知与确认，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反过来叩问再现实践中的感官分配方式所具有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向度与能力不仅在经济关系中被忽视，更在再现实践中被自觉不自觉地缩减——后者所依循的经济论叙事的格式化逻辑，不正与算法平台对劳动者的看法同构吗？后者不也是竭尽全力将劳动者视为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纯粹的工具性的存在吗？
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文本细节当然是一种自觉的小题大做，其目的则是为了借由对这一瞬间的提炼来展开一种新的、不同于经济论叙事的身体感觉结构。朗西埃指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及其中产生的作品里，“身体”总是服务于某种既定目的，身体的各种感官能力与形式总是服从于它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秩序，总是与具体的社會功能相绑定。换言之，身体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感官配置结构中被理解、被规定，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摆置。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配置与规定对劳心者与劳力者而言并不是平等的，两者被社会所接受的、所允许的、“恰当的”身体感官与表达形式之间并不是平等的——社会支配与统治正是通过这种感官的不平等而实现的。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实践才真正获得其政治性与解放性：因为它有能力创造一种“审美断裂”，有能力将身体从其被社会规定的感官结构中解离出来，为它重新分配截然不同的感官形式和经验。为了解释这一点，朗西埃以法国二月革命时期的一份工人报纸《工人警钟》上刊载的一篇木工日记（和《人物》的报道一样，也是非虚构）为例进行了说明。这篇日记记录了这位木工在客户那里铺地板时，从房间窗户望出去发现一片如画的景色，于是停下双臂，让自己沉浸于对美景的观赏与想象中。在这个貌似毫无政治性的描述，朗西埃发现了“审美断裂”的时刻：如果说“工人”这一身份在社会实践中总是意味着他们的手、眼等的身体运动和感官方式应当依循某种规定的程式与意义而被摆置，那么在这个段落中，工人的手臂的运动和视觉的游走则完全脱离了这种“正确的”摆置方式，脱离了社会为工人的身体感官能力所划定的界限，并将工人的身体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感官结构中，重新定义了这个身体所能做与不能做的范围——此时，他有能力占据、挪用劳动与剥削的空间，将其转化为自由凝视的场域。③ 借用朗西埃的概念，我们可以说，“麻辣香锅的味道”所表征的，正是这样一个“审美断裂”的缝隙。在对味觉经验的表达和确认中，外卖骑手的感官结构既不再服从于经济生产过程对劳动身体及其感官经验的摆置，也不再符合对这一过程的再现陈规所规定的劳动身体的功能与能力。一方面，在经济实践中，味觉的经验与能力往往是沿着生产与消费的边界来分配的，往往是属于消费的身体的感官特权，并体现在他们在平台上留下的打分和评论里;另一方面，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区隔不仅体现在经济流程之中，经济论叙事的再现陈规也复制了这种感官分配方式，劳动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被赋予了泾渭分明的感官功能与能力，而味觉显然不在前者“应有的”身体能力之内。因此，对外卖骑手的味觉感知能力的强调，不仅跨越了上述习焉不察的分界，实现了感官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得以意识到经济生产过程对劳动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的区分与摆置，如何侵入并支配着再现领域的运作，为后者勾画边界与规则。
反过来说，在“审美断裂”的时刻，不仅外卖骑手的身体感觉方式获得了新的可能，平台算法的经济生产逻辑对再现实践的支配、两者之间的和谐对应关系也发生了动摇。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的“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性，便不仅在于借由对严酷的经济剥削过程的模仿来传达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同时，它还在于一种激发、唤醒劳动者身体的新的欲望与激情、新的感官形式。在一个瞬间里，文学的审美能量唤醒了新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重新想象劳动身体与周遭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感知关系。在这里，这种审美断裂本身并不直接在经济论叙述逻辑内部提供某种对抗性，它所指向的是再现领域整体的构造方式，及其与既存社会实践中的身体摆置陈规之间的关系。
从感官的再分配的路径出发，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的能量，正在于这种断裂时刻的生产。由此，我们得以摆脱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粗糙分野，重新进入关于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的讨论。一方面，对于非虚构文本的热衷背后当然牵连着文学研究者关于何为现实、如何有效介入现实的持续焦虑，事实上，前者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后者反向投射出的一个幻象。在这种未经反思的“现实性”的助推下，非虚构这一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容纳了从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到学术化的田野报告再到新媒体公众号作品生产的所有文类。尽管它们各自有其文体历史与生产机制，但却似乎能够因其与某种（想象的）虚构性的距离，而毫无障碍地被归拢到一起讨论。毋宁说，“非虚构”命名了一种特定的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再现关系，这一命名的吸引力则来自一种对这一关系的透明性与直接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这一概念内部的惊人的多元性，非虚构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再现关系，或者说现实进入再现领域的过程绝不应当被视为一个透明的对象，甚至这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文本叙事的中介性在每一个细节中显现着自身的存在，而对于这种中介性的反复确认，对其留下的诸多痕迹的辨析与清理，则成为文学研究者介入的真正有效的界面。本文对一篇新闻报道中的一个文本細节的分析仅仅是一次尝试，试图以围绕身体感官的摆置的讨论，提示这一中介过程的复杂性所在。借用各种理论工具，我们得以打开这一中介过程里的更多褶皱与缝隙，不仅窥测其中的运作逻辑与问题所在，更发掘文本叙事“溢出”现实，构造断裂的时刻，在麻辣香锅的味道中，嗅出文学的能量。■
【注释】
①赖祐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人物》2020年9月8日。
②③Jacques Rancière，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trans. Gregory Eilliott，New York：Verso，2011，pp. 69-73.
（康凌，复旦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当代文学中的‘非正典写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这种踩水车效应当然不为外卖行业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之一。或许也正是因此，外卖骑手的困局才获得了跨行业的广泛共情，人们可以轻易地在水涨船高的送餐效率里找到自己疲于奔命的影子。只不过在这个行当里，抽象的时间治理术物化成为一个明晰可见的社会实体，即平台的算法系统。换言之，“系统”不仅指代外卖行业的组织工具，它同时也成为当代劳动状况的一个总体性症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因此必然超越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指向我们对当下生存状况的自我反思。
但这不是本文要分析的对象。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想去——更准确地说，能够——处理的议题要小得多。相对于这一宏大的问题域，我将把视线拉回文本，集中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调查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上。借由对这一细节的讨论，我试图触及再现领域中的劳动身体这一问题，并由此延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体制所具有的潜能——我的问题是，对一个文本细节的解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新的界面，去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系统”时代及其与再现领域的关系？
我所选择的这个细节出现在这篇报道的第一节，化名朱大鹤的外卖骑手在赶路时为了躲避一辆自行车而出了车祸，“正在配送的那份麻辣香锅也飞了出去”。为了避免得到差评，他不仅“打电话给顾客请求对方取消订单”，而且“自己掏钱买下了那份麻辣香锅”。有趣的是，在抱怨价格“太贵了，80多块”的同时，报道记录了他对麻辣香锅本身的评论：“但味道不错，吃撑了。”①
在报道中，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时间催迫下外卖骑手所必然面对的交通事故的危险。如果说对价格的抱怨尚能够烘托他们生活境遇的艰难（后文也提及如何用“更合理的做法”来减少金钱损失），那么对食物的味觉体验的记录则几乎与主旨全然无关。有没有这个细节，对文本行进的逻辑而言没有影响。事实上，在这个细节后，文本迅速回到了“摔车的事情”这一主线上，类似的个人化的、主观的体验在后文中也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细节的可资议论之处，恰恰缘于这种“无关”——在这个时刻，文本“溢出”了它的主要意义框架和感觉结构，并且由此提供了反身审视这个框架的可能。展开来说，一般而言，在这个以反思劳动状况为核心议题的报道文本，乃至在由其所引发的各种议论所构成的整体话语空间中，外卖骑手的身体经验往往被抽象为一个相对纯粹的劳动身体，以此展开关于劳动过程、劳动力价格、身体与劳动空间之关系等问题的分析，继而引发围绕剥削与压迫，或是逃逸与反抗等话题的论辩。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感官经验往往被缩减、被格式化，以纳入某种经济论叙事的框架中。其中，劳动者的衣食日用被置入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来考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官体验也成为无关紧要的细节而被忽视。其结果是，尽管外卖骑手与食物日日相伴，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到他们对食物的看法，他们自身的味觉体验。在经济论叙事里，麻辣香锅好不好吃从来不值一提，外卖员的身体始终是一个抽象的劳动身体，一个没有味觉的身体。
而与之相对，此处的细节所提示的恰恰是，外卖骑手的身体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具有一个感官的、审美的向度，外卖骑手是具有感官与审美决断之能力的主体。对于这一面向的阐发，不仅事关我们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整全性的认知与确认，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反过来叩问再现实践中的感官分配方式所具有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向度与能力不仅在经济关系中被忽视，更在再现实践中被自觉不自觉地缩减——后者所依循的经济论叙事的格式化逻辑，不正与算法平台对劳动者的看法同构吗？后者不也是竭尽全力将劳动者视为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纯粹的工具性的存在吗？
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文本细节当然是一种自觉的小题大做，其目的则是为了借由对这一瞬间的提炼来展开一种新的、不同于经济论叙事的身体感觉结构。朗西埃指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及其中产生的作品里，“身体”总是服务于某种既定目的，身体的各种感官能力与形式总是服从于它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秩序，总是与具体的社會功能相绑定。换言之，身体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感官配置结构中被理解、被规定，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摆置。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配置与规定对劳心者与劳力者而言并不是平等的，两者被社会所接受的、所允许的、“恰当的”身体感官与表达形式之间并不是平等的——社会支配与统治正是通过这种感官的不平等而实现的。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实践才真正获得其政治性与解放性：因为它有能力创造一种“审美断裂”，有能力将身体从其被社会规定的感官结构中解离出来，为它重新分配截然不同的感官形式和经验。为了解释这一点，朗西埃以法国二月革命时期的一份工人报纸《工人警钟》上刊载的一篇木工日记（和《人物》的报道一样，也是非虚构）为例进行了说明。这篇日记记录了这位木工在客户那里铺地板时，从房间窗户望出去发现一片如画的景色，于是停下双臂，让自己沉浸于对美景的观赏与想象中。在这个貌似毫无政治性的描述，朗西埃发现了“审美断裂”的时刻：如果说“工人”这一身份在社会实践中总是意味着他们的手、眼等的身体运动和感官方式应当依循某种规定的程式与意义而被摆置，那么在这个段落中，工人的手臂的运动和视觉的游走则完全脱离了这种“正确的”摆置方式，脱离了社会为工人的身体感官能力所划定的界限，并将工人的身体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感官结构中，重新定义了这个身体所能做与不能做的范围——此时，他有能力占据、挪用劳动与剥削的空间，将其转化为自由凝视的场域。③ 借用朗西埃的概念，我们可以说，“麻辣香锅的味道”所表征的，正是这样一个“审美断裂”的缝隙。在对味觉经验的表达和确认中，外卖骑手的感官结构既不再服从于经济生产过程对劳动身体及其感官经验的摆置，也不再符合对这一过程的再现陈规所规定的劳动身体的功能与能力。一方面，在经济实践中，味觉的经验与能力往往是沿着生产与消费的边界来分配的，往往是属于消费的身体的感官特权，并体现在他们在平台上留下的打分和评论里;另一方面，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区隔不仅体现在经济流程之中，经济论叙事的再现陈规也复制了这种感官分配方式，劳动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被赋予了泾渭分明的感官功能与能力，而味觉显然不在前者“应有的”身体能力之内。因此，对外卖骑手的味觉感知能力的强调，不仅跨越了上述习焉不察的分界，实现了感官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得以意识到经济生产过程对劳动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的区分与摆置，如何侵入并支配着再现领域的运作，为后者勾画边界与规则。
反过来说，在“审美断裂”的时刻，不仅外卖骑手的身体感觉方式获得了新的可能，平台算法的经济生产逻辑对再现实践的支配、两者之间的和谐对应关系也发生了动摇。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的“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性，便不仅在于借由对严酷的经济剥削过程的模仿来传达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同时，它还在于一种激发、唤醒劳动者身体的新的欲望与激情、新的感官形式。在一个瞬间里，文学的审美能量唤醒了新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重新想象劳动身体与周遭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感知关系。在这里，这种审美断裂本身并不直接在经济论叙述逻辑内部提供某种对抗性，它所指向的是再现领域整体的构造方式，及其与既存社会实践中的身体摆置陈规之间的关系。
从感官的再分配的路径出发，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的能量，正在于这种断裂时刻的生产。由此，我们得以摆脱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粗糙分野，重新进入关于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的讨论。一方面，对于非虚构文本的热衷背后当然牵连着文学研究者关于何为现实、如何有效介入现实的持续焦虑，事实上，前者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后者反向投射出的一个幻象。在这种未经反思的“现实性”的助推下，非虚构这一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容纳了从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到学术化的田野报告再到新媒体公众号作品生产的所有文类。尽管它们各自有其文体历史与生产机制，但却似乎能够因其与某种（想象的）虚构性的距离，而毫无障碍地被归拢到一起讨论。毋宁说，“非虚构”命名了一种特定的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再现关系，这一命名的吸引力则来自一种对这一关系的透明性与直接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这一概念内部的惊人的多元性，非虚构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再现关系，或者说现实进入再现领域的过程绝不应当被视为一个透明的对象，甚至这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文本叙事的中介性在每一个细节中显现着自身的存在，而对于这种中介性的反复确认，对其留下的诸多痕迹的辨析与清理，则成为文学研究者介入的真正有效的界面。本文对一篇新闻报道中的一个文本細节的分析仅仅是一次尝试，试图以围绕身体感官的摆置的讨论，提示这一中介过程的复杂性所在。借用各种理论工具，我们得以打开这一中介过程里的更多褶皱与缝隙，不仅窥测其中的运作逻辑与问题所在，更发掘文本叙事“溢出”现实，构造断裂的时刻，在麻辣香锅的味道中，嗅出文学的能量。■
【注释】
①赖祐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人物》2020年9月8日。
②③Jacques Rancière，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trans. Gregory Eilliott，New York：Verso，2011，pp. 69-73.
（康凌，复旦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当代文学中的‘非正典写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