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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第一个批准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虽然令世人惊诧,却在情理之中。其实早在2006年,转基因的推进工作就已经从科学研究领域进入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一年,转基因作为一种重大的前沿技术被写进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十一五规划”。
两年后的2008年,转基因战略进一步推进到战术纵深阶段,国务院通过常务会议的形式,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拨款120亿元人民币、地方配套120亿元人民共计240亿元人民币投入到转基因新品种的开发。
2009年11月,中国农业部针对转基因水稻种子颁发的安全证书,不仅与之前的国家战略决策思路一脉相承,而且是水到渠成。
不过,疑问并没有就此消失。
众所周知,转基因饱受争议的两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产业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分歧日益突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与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转基因革命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的国策。
让我们认真翻阅一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原文,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新华社报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这些国家级文件中,对于众所周知的转基因可能存在的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均无任何表述。国务院常务会议甚至对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给予了高度肯定,“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对于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生物育种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疑问就出在这里——国家级文件为什么对转基因可能存在的危害避而不谈?退一步讲,即使决策者们不认为转基因存在危害,那么是否也应该拿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和证据,以示对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主权负责?
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决定国家战略走向的文件出台的具体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决策者们未必是转基因的技术专家,因此面对转基因这样高科技含量的问题,决策者也要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且专家的意见往往可能成为主导。这并不鲜见,也并不可怕。但是问题是:决策者们听取的是哪些专家的意见?
颁发安全证书的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但只是一个管理部门,据农业部的介绍,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五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
那么,这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由哪些人士组成的呢?网上一份帖子公布了2009年第三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名单共计41人,其中农业部8人,中国农科院10人,中国农业大学2人,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2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人,复旦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各1人,华中农业大学2人,吉林农科院2人,山东农科院、天津卫生防疫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中国兽药监察所、广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1人,中国疾控预防中心2人。
目前转基因所可能危害到的方面包括卫生、环境、质检、国家安全等,对比以上名单可以发现,该委员会缺乏环境、国家安全方面的专家,而卫生方面也缺乏中央级单位专家。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五条的规定,“农业部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工作”。这一归口管理,实际上把专家委员会中非农业部系统专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减。农业部的职能是保障粮食生产和产量。转基因只要可以增产和降低农药的费用,当然要支持,至于转基因可能会带来的生命安全、环境污染以及产业安全问题,并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自然也就不会过于上心是可以猜测得到的。
也许饱受转基因危害的印度的做法可以借鉴。
印度环境部长2010年2月10日宣布,无限期停止转基因茄子在印度的种植,直至独立的第三方研究确实证明转基因茄子对人的健康、周围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没有问题为止。值得玩味的是,否决转基因的不是农业部长而是环境部长。环境部长显然不是转基因的专家,他的理由只有两条:其一是转基因产品目前科学界对其还缺乏公识,分歧很大,对安全与否没有共识;其二,近期印度全国性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抗议浪潮,有数十个州政府宣布拒绝转基因产品。
就这样,出于对科学与社会的责任,在印度,转基因茄子商业化被取消了。
我们建议,1、取消2009年11月对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种子颁发的安全证书,重新申报;2、改革审批制度,采取农业、卫生、质检、环境、国家安全等部门联合签发转基因种子安全证书的审批机制;3、在制定对人类、环境、国家安全有重大潜在影响的战略时,采取多部门、多方面专家联合提出方案的机制,而不是采取单方面技术专家 归口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如此重大的事项。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回答了1994年美国人布朗“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拷问,而眼下,出于科学家的良心,为了验证转基因大米的危害,袁隆平开始以自己做实验。如果我们也必须在未来五年开始以自己做实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是通过科学的机制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
两年后的2008年,转基因战略进一步推进到战术纵深阶段,国务院通过常务会议的形式,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拨款120亿元人民币、地方配套120亿元人民共计240亿元人民币投入到转基因新品种的开发。
2009年11月,中国农业部针对转基因水稻种子颁发的安全证书,不仅与之前的国家战略决策思路一脉相承,而且是水到渠成。
不过,疑问并没有就此消失。
众所周知,转基因饱受争议的两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产业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分歧日益突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与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转基因革命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的国策。
让我们认真翻阅一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原文,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新华社报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这些国家级文件中,对于众所周知的转基因可能存在的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均无任何表述。国务院常务会议甚至对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给予了高度肯定,“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对于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生物育种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疑问就出在这里——国家级文件为什么对转基因可能存在的危害避而不谈?退一步讲,即使决策者们不认为转基因存在危害,那么是否也应该拿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和证据,以示对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主权负责?
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决定国家战略走向的文件出台的具体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决策者们未必是转基因的技术专家,因此面对转基因这样高科技含量的问题,决策者也要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且专家的意见往往可能成为主导。这并不鲜见,也并不可怕。但是问题是:决策者们听取的是哪些专家的意见?
颁发安全证书的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但只是一个管理部门,据农业部的介绍,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五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
那么,这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由哪些人士组成的呢?网上一份帖子公布了2009年第三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名单共计41人,其中农业部8人,中国农科院10人,中国农业大学2人,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2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人,复旦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各1人,华中农业大学2人,吉林农科院2人,山东农科院、天津卫生防疫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中国兽药监察所、广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1人,中国疾控预防中心2人。
目前转基因所可能危害到的方面包括卫生、环境、质检、国家安全等,对比以上名单可以发现,该委员会缺乏环境、国家安全方面的专家,而卫生方面也缺乏中央级单位专家。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五条的规定,“农业部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工作”。这一归口管理,实际上把专家委员会中非农业部系统专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减。农业部的职能是保障粮食生产和产量。转基因只要可以增产和降低农药的费用,当然要支持,至于转基因可能会带来的生命安全、环境污染以及产业安全问题,并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自然也就不会过于上心是可以猜测得到的。
也许饱受转基因危害的印度的做法可以借鉴。
印度环境部长2010年2月10日宣布,无限期停止转基因茄子在印度的种植,直至独立的第三方研究确实证明转基因茄子对人的健康、周围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没有问题为止。值得玩味的是,否决转基因的不是农业部长而是环境部长。环境部长显然不是转基因的专家,他的理由只有两条:其一是转基因产品目前科学界对其还缺乏公识,分歧很大,对安全与否没有共识;其二,近期印度全国性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抗议浪潮,有数十个州政府宣布拒绝转基因产品。
就这样,出于对科学与社会的责任,在印度,转基因茄子商业化被取消了。
我们建议,1、取消2009年11月对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种子颁发的安全证书,重新申报;2、改革审批制度,采取农业、卫生、质检、环境、国家安全等部门联合签发转基因种子安全证书的审批机制;3、在制定对人类、环境、国家安全有重大潜在影响的战略时,采取多部门、多方面专家联合提出方案的机制,而不是采取单方面技术专家 归口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如此重大的事项。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回答了1994年美国人布朗“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拷问,而眼下,出于科学家的良心,为了验证转基因大米的危害,袁隆平开始以自己做实验。如果我们也必须在未来五年开始以自己做实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是通过科学的机制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