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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星期”
４月的两件事，再度引起了人们对欧洲的关注。一是法国政府在数百万示威学生和工会组织面前，最终放弃了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努力；二是意大利议会大选上演了与去年秋天德国大选惊人般相似的一幕。这两件事正好发生在同一周，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此用“欧洲又一个伟大的星期——意大利瘫痪了，法国投降了”作为其封面标题。
笼统地说欧洲出了问题，无疑会冤枉保持着较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北欧国家以及大陆之外的英国和爱尔兰，还有两年前入盟的“新欧洲”国家，但由于目前欧洲的问题出在法、德、意等在欧洲占据很大比重的大陆国家身上，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还是将其当成了欧洲的代表。
福利重压下的呻吟
表面看，欧洲国家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上，但根子却在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上。“两低”（低增长、低就业）和“两化”（老龄化和全球化）压得这些国家政府喘不上气来，维持长期以来令世人羡慕不已的高福利早已是力不从心。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保持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具有竞争力。法、德等西欧传统经济强国在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方面已经没有优势，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通过科技创新，保持技术领先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２０００年，欧盟制定的《里斯本日程》要求欧盟国家在２０１０年前将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提高到占各自ＧＤＰ３％的水平，为的是增大欧盟的技术优势，提高欧盟的世界竞争力。但２００４年欧盟平均研发投入比例仅为１．９％，而同期美国为２．５９％，日本为３．１５％。技术创新的落后削弱了法德等国在全球化中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经济不行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高福利制度自然难以为继。庞大的失业人口以及法德等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进一步使其福利制度雪上加霜。目前，法德用于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已占其ＧＤＰ的３０％以上！
改革和选票的两难选择
目前摆在欧洲国家面前的最急迫任务是改革。因为只有通过改革，削减福利开支，同时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给雇主更大的自由度，欧洲国家才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轻装前进，也才能拿出钱来加大研发投资，保持技术优势，从而使欧洲经济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循环。目前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改革在每个国家的阻力都很大。经济状况的持续不佳，特别是大量的失业，使得法国等国家内部存在一定的“信心危机”和对未来的担忧，公众十分担心改革使其失去原有的福利，因此对改革十分敏感，选票此时成为公众进行反抗的最重要武器。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为此慨叹道：“我们都知道该干什么，只是不知道一旦我们干了，怎样才能重新当选。”
可见，真正的挑战在于领导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实施改革。于是人们呼唤欧洲大陆也能够像英国当年一样出现敢说敢干的“铁娘子”。
一种意见认为，欧洲的改革最终要等到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即痛苦将令选民们相信变革是必须的。这一观点的论据在于：欧洲近期发生的重大改革大多是在危机之后，如１９７９年之后的英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爱尔兰、１９９０年苏联解体后的芬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银行业垮台后的瑞典。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前，瑞典等北欧国家和目前法国和德国的情况确有些相似。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北欧的福利制度出现了危机。但经过１０年的发展，这些国家恢复了经济增长，也因此保住了高福利制度。人们将北欧经验用一个的新发明的名词——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灵活保障”或“弹性保障”）来概括。其意思是，雇主、企业有灵活、弹性，而雇员、工人则有保障和安全。北欧经验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重视技术创新。通过发展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保持了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二是放开劳动力市场。这是其与目前法、德、意等国最大的不同之处；三是加大“投资未来”的力度——加大对研发、教育（包括终身教育）、信息、通讯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
我们不能确定法德等国是否真的需要一场经济危机才能痛下改革决心。也不能确定欧洲是否会走北欧道路，但可以肯定的是，若不改革，欧洲人将难以维持基于高福利保障制度的优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