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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中的问题，说到底也是语文课程中的问题。就写作教学论写作教学，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写作教学难题求解，要有整体观，要有宏观视野，要辨证施治。尤其须从当今语文课改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根本上把握其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我以为，只有在语文教育本体论与教学范式上进行检讨，才可望正本清源，使写作教学走出困境，踏上正途。
语文、写作教育的成效不彰，并非自今日始。从上个世纪20年代推行白话文教育起，语文教育就没有好过。“国文退化”，“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抢救国文”的呼声便不绝于耳；直到世纪末，又闻“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责难，这表明这种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语文教育不是某个局部或细节出了问题，一定是在指导思想、基本范式上误入歧途所致。因为，只有根本性的失误，才会对语文教育产生全局性的持续不断的影响。
以往至今的语文课改的重点。大多是放在“教法”改革上，而忽略了根本——本体论的变革。这便是造成语文教育陈陈相因、未能脱胎换骨的原因。“教法主义”是语文界思维的死结。当今的语文课改的重点也仍是在教法的层面。如反对行为主义，提倡建构主义的认知方法；用“对话”置换教师的“一言堂”，消解教师、教材、教参的绝对权威性；主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生本位的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等等。虽然有的似乎也涉及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如取“工具”与“人文”并重的认知。但是，这种定位，也还是属于“方法”的范畴。“工具”与“人文”所揭示的不是课程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论是“工具”还是“人文”，目的指向都是一个，即“应付生活”。在同一个目的下，手段之争，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语文课改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本体论是“应世、应试主义”，教学范式是“阅读本位”的。
从20世纪初开始。100年过去了。语文教育本体论基本上没有变化。从清末民初的教育法规的“供谋生应世之要需”，“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到叶圣陶先生的“工具论”和“应需论”(即“应世”，应生活之需)：“……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再到后来的张志公先生：“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在语文方面没有障碍”：“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在语文方面没有显著的毛病。”其精神是一致的，关注的都是学生的“生存”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思想注重生活、实用，写作教学注重应用文的原因所在。——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诚如鲁迅谈到人生的目的时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马斯洛的“人的需要金字塔”由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等“基本需要”，逐步上升到与自我实现的“发展需要”，这些都表明“生存性”需要是人生所必需，是基础、前提。而语文教育的目的，也在人生目的之内，自然也概莫能外。以“实用”与“应世”之需，作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与内容，在物质贫困、文化落后的中国，大致上是符合当时的国情与民意的，因此它曾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
然而，承认“应世”教育的合理性。势必就要承认语文“应试”教育的合理性。以“应付生活”为目的，实行的必然是“应试第一”。表面上看似乎二者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应试”，本来就是“应世”的题内之意。“应试”与“应世”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对于学生来说，“应试”就是最大的“应世”。只有“应试”好了，将来才能很好地“应世”。—这就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素养教育备受挤压的原因。教育本体论，即课程目的的确至关重要，因为它为一切教育行为指示了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教育行为、教学方法不论怎么改革也无济于事。为“应试”教育大开方便之门，是“应世”教育本体论的局限。
“应世”教育的本体论认知至少是片面的。如前所述，人的需要不限于“生存”与“基本需要”。还有更加重要的“发展需要”。人的需要是多元的。概而言之，是二元：物质的与精神的。所谓“应付生活”，主要属于物质需要；“应付自我(心灵)”，主要属于精神需要。就是说，以往的语文课程目的定位只是迎合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性需要，而对人本身的发展需要，即精神性、存在性需要，是比较忽略的。人除了作为一个生物体“活着”之外，还要作为一个超乎其他动物之上的“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追求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可见，基于“物质”需求的“生存性”需要，并非是人的本质性需要，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超越“应世”“应试”需要的生产——才是人的“真正的生产”，人的“精神性”“存在性”需要，才是人的本质性需要。就是说，人更需要的不是“应付生活”，而是“应付自我(生命、心灵)”。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必须是“全面”的。这便意味着：单纯“应付生活”的语文活动是“动物”性的，既“应付生活”，又“应付自我”，以“应付自我为主”，“写自己喜欢的”，达成言语上的自我实现，才是真正的“人”的语文活动。在现代语文教育历经百年后的今天，多数人的物质需要得到了基本满足。精神需要已然不再是一种奢侈。语文教育目的由“应付生活”向“应付自我”的转型，是势所必然。
我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中谈到：写作是人的生存性选择，更是人的存在性选择，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可以归入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一切。”写作是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也是作为群体的人类存在价值的自我实现。从本体意义上说，失去了建构精神家园的动机，人类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人的生命就和其他生命体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的生物过程：生、老、病、死，循环往复。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育，应是“人之为人”的教育。
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本体论，缺失的恰恰就是最能体现“人”的特性的“自我实现”的言语动机，忽略了“应付自我”、“应付心灵”、实现言语潜能最大发展的“存在性”需要。这就势必造成了学生对语文、写作学习的普遍的厌倦。在任何的学习行为中，还有什么比对学习对象失去兴趣、失去动力更不可救药的呢?写作教学沦落到让师生望而生畏的地步，原因盖出于此。因此，“存在性”需要应该成为语文、写作教育的基本目的定型。回归到“人”的需要，珍视学生本真的言说欲、表现欲，养护内在的言语生命欲求，才是语文课改的根本。
写作教学的低效，显然，除了在本体论层面忽视“存在性”精神动力建构外，在教学论层面就是“阅读本位” 范式所致。百年来，我国语文教学重心是放在阅读上的。“以读带写，读写结合”的教学理念，导致了写作教学的无序状况，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附庸地位，导致了言语表现与创造的严重缺失。要改变现状，需要实现由“阅读本位”向“表现本位”“写作本位”转向。
由于叶圣陶等语文教育家的大力倡导。我国现代语文教育逐渐形成了“重读”观念。这种观念进而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无所不在地渗透在语文课程与教师思维的方方面面。
叶圣陶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指出了写作的“根”在阅读。他说：“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了这一看法。到了1962年，他又写出专文，对读、写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确认：“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他们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就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也是语文界前辈共同的认知。此外，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还主张阅读不完全是为了写作，阅读本身也是一种能力，阅读也是目的。由“根”论到“基础”论，再到“阅读独立目的”论，这就在理论上为“阅读本位”“以读带写”范式奠定了基础。百年来的语文教材建构和教法设置，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一范式已经被长期以来少、慢、差、费的教学实践证明是失败的。那么，“阅读本位”范式存在什么致命的缺陷呢?一般认为，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种。听、读是一类，主要功能是吸收、储备；说、写是一类，主要功能是表现、创造。前者是准备、手段、过程，后者是思考、表达、目的。前者是未完成的，后者是完成的。因此，前者不包容后者，后者却可以包容前者。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不能带动写作、写作却能带动阅读的原因。读只是手段，它对听、说、写往往鞭长莫及；写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它可以统摄听、读、说，收事半功倍之效。可见，“写作本位”范式优于“阅读本位”范式。
说、写均属于言语“表现”，一个人的说、写的状况，能够反映出听、读的程度。因此，语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表现”。在言语“表现”中，由于“写”的功能大于“说”，“写作”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呈现，因此，“表现本位”也可以表述为“写作本位”。——写作好，就是语文好，这个道理一点也不高深。
鉴此，我以为，写作教学要走出困境，“存在性”本体论与“表现本位”“写作本位”范式的转向。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自序，商务印书馆，1929
[2]罗根泽，抢救国文，国文杂志，1943，2(1)
[3]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4]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92
[5]张志公，漫谈语文教学，见：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6-197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46－47
[7]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见：许金声，程朝翔译，华夏出版社，1987，53
[8]叶圣陶，阅读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4－55
[9]叶圣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79－281
语文、写作教育的成效不彰，并非自今日始。从上个世纪20年代推行白话文教育起，语文教育就没有好过。“国文退化”，“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抢救国文”的呼声便不绝于耳；直到世纪末，又闻“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责难，这表明这种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语文教育不是某个局部或细节出了问题，一定是在指导思想、基本范式上误入歧途所致。因为，只有根本性的失误，才会对语文教育产生全局性的持续不断的影响。
以往至今的语文课改的重点。大多是放在“教法”改革上，而忽略了根本——本体论的变革。这便是造成语文教育陈陈相因、未能脱胎换骨的原因。“教法主义”是语文界思维的死结。当今的语文课改的重点也仍是在教法的层面。如反对行为主义，提倡建构主义的认知方法；用“对话”置换教师的“一言堂”，消解教师、教材、教参的绝对权威性；主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生本位的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等等。虽然有的似乎也涉及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如取“工具”与“人文”并重的认知。但是，这种定位，也还是属于“方法”的范畴。“工具”与“人文”所揭示的不是课程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论是“工具”还是“人文”，目的指向都是一个，即“应付生活”。在同一个目的下，手段之争，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语文课改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本体论是“应世、应试主义”，教学范式是“阅读本位”的。
从20世纪初开始。100年过去了。语文教育本体论基本上没有变化。从清末民初的教育法规的“供谋生应世之要需”，“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到叶圣陶先生的“工具论”和“应需论”(即“应世”，应生活之需)：“……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再到后来的张志公先生：“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在语文方面没有障碍”：“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在语文方面没有显著的毛病。”其精神是一致的，关注的都是学生的“生存”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思想注重生活、实用，写作教学注重应用文的原因所在。——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诚如鲁迅谈到人生的目的时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马斯洛的“人的需要金字塔”由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等“基本需要”，逐步上升到与自我实现的“发展需要”，这些都表明“生存性”需要是人生所必需，是基础、前提。而语文教育的目的，也在人生目的之内，自然也概莫能外。以“实用”与“应世”之需，作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与内容，在物质贫困、文化落后的中国，大致上是符合当时的国情与民意的，因此它曾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
然而，承认“应世”教育的合理性。势必就要承认语文“应试”教育的合理性。以“应付生活”为目的，实行的必然是“应试第一”。表面上看似乎二者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应试”，本来就是“应世”的题内之意。“应试”与“应世”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对于学生来说，“应试”就是最大的“应世”。只有“应试”好了，将来才能很好地“应世”。—这就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素养教育备受挤压的原因。教育本体论，即课程目的的确至关重要，因为它为一切教育行为指示了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教育行为、教学方法不论怎么改革也无济于事。为“应试”教育大开方便之门，是“应世”教育本体论的局限。
“应世”教育的本体论认知至少是片面的。如前所述，人的需要不限于“生存”与“基本需要”。还有更加重要的“发展需要”。人的需要是多元的。概而言之，是二元：物质的与精神的。所谓“应付生活”，主要属于物质需要；“应付自我(心灵)”，主要属于精神需要。就是说，以往的语文课程目的定位只是迎合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性需要，而对人本身的发展需要，即精神性、存在性需要，是比较忽略的。人除了作为一个生物体“活着”之外，还要作为一个超乎其他动物之上的“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追求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可见，基于“物质”需求的“生存性”需要，并非是人的本质性需要，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超越“应世”“应试”需要的生产——才是人的“真正的生产”，人的“精神性”“存在性”需要，才是人的本质性需要。就是说，人更需要的不是“应付生活”，而是“应付自我(生命、心灵)”。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必须是“全面”的。这便意味着：单纯“应付生活”的语文活动是“动物”性的，既“应付生活”，又“应付自我”，以“应付自我为主”，“写自己喜欢的”，达成言语上的自我实现，才是真正的“人”的语文活动。在现代语文教育历经百年后的今天，多数人的物质需要得到了基本满足。精神需要已然不再是一种奢侈。语文教育目的由“应付生活”向“应付自我”的转型，是势所必然。
我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中谈到：写作是人的生存性选择，更是人的存在性选择，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可以归入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一切。”写作是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也是作为群体的人类存在价值的自我实现。从本体意义上说，失去了建构精神家园的动机，人类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人的生命就和其他生命体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的生物过程：生、老、病、死，循环往复。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育，应是“人之为人”的教育。
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本体论，缺失的恰恰就是最能体现“人”的特性的“自我实现”的言语动机，忽略了“应付自我”、“应付心灵”、实现言语潜能最大发展的“存在性”需要。这就势必造成了学生对语文、写作学习的普遍的厌倦。在任何的学习行为中，还有什么比对学习对象失去兴趣、失去动力更不可救药的呢?写作教学沦落到让师生望而生畏的地步，原因盖出于此。因此，“存在性”需要应该成为语文、写作教育的基本目的定型。回归到“人”的需要，珍视学生本真的言说欲、表现欲，养护内在的言语生命欲求，才是语文课改的根本。
写作教学的低效，显然，除了在本体论层面忽视“存在性”精神动力建构外，在教学论层面就是“阅读本位” 范式所致。百年来，我国语文教学重心是放在阅读上的。“以读带写，读写结合”的教学理念，导致了写作教学的无序状况，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附庸地位，导致了言语表现与创造的严重缺失。要改变现状，需要实现由“阅读本位”向“表现本位”“写作本位”转向。
由于叶圣陶等语文教育家的大力倡导。我国现代语文教育逐渐形成了“重读”观念。这种观念进而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无所不在地渗透在语文课程与教师思维的方方面面。
叶圣陶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指出了写作的“根”在阅读。他说：“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了这一看法。到了1962年，他又写出专文，对读、写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确认：“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他们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就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也是语文界前辈共同的认知。此外，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还主张阅读不完全是为了写作，阅读本身也是一种能力，阅读也是目的。由“根”论到“基础”论，再到“阅读独立目的”论，这就在理论上为“阅读本位”“以读带写”范式奠定了基础。百年来的语文教材建构和教法设置，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一范式已经被长期以来少、慢、差、费的教学实践证明是失败的。那么，“阅读本位”范式存在什么致命的缺陷呢?一般认为，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种。听、读是一类，主要功能是吸收、储备；说、写是一类，主要功能是表现、创造。前者是准备、手段、过程，后者是思考、表达、目的。前者是未完成的，后者是完成的。因此，前者不包容后者，后者却可以包容前者。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不能带动写作、写作却能带动阅读的原因。读只是手段，它对听、说、写往往鞭长莫及；写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它可以统摄听、读、说，收事半功倍之效。可见，“写作本位”范式优于“阅读本位”范式。
说、写均属于言语“表现”，一个人的说、写的状况，能够反映出听、读的程度。因此，语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表现”。在言语“表现”中，由于“写”的功能大于“说”，“写作”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呈现，因此，“表现本位”也可以表述为“写作本位”。——写作好，就是语文好，这个道理一点也不高深。
鉴此，我以为，写作教学要走出困境，“存在性”本体论与“表现本位”“写作本位”范式的转向。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自序，商务印书馆，1929
[2]罗根泽，抢救国文，国文杂志，1943，2(1)
[3]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4]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92
[5]张志公，漫谈语文教学，见：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6-197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46－47
[7]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见：许金声，程朝翔译，华夏出版社，1987，53
[8]叶圣陶，阅读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4－55
[9]叶圣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79－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