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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1899—1967），中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者。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他是安源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领导人，也是南昌起义的首倡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东北考察后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民主化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在李立三的老家湖南醴陵，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革命故事。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湖南醴陵人，从小跟随父亲李镜蓉读书、学古诗词，后在当地新式学堂渌江小学就读。他遇事有主见，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在渌江小学读书的时候，恰遇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他常常在学校谈论自己对时政的看法。1915年，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期间，他在报上看到长沙第一师范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笔名）征友启事，马上前去相会，从此与毛泽东结识。
1918年，正值军阀混战，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决心以身报国，李立三不顾家人反对，也在湖南衡山报名应征“护国军”。当时“护国军”的师长程潜是李立三的同乡，也是其父李镜蓉的同窗好友，程潜认为那个时代投军朝不保夕，不是上策，考虑到好友之子的安危，也给好友一个交代，因此劝勉李立三学业为重，不要当兵，还给了李立三一笔钱，送他到北京深造，希望他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北上临别之时，程潜专门在家中设宴为李立三饯行，祝他一路顺风。
1919年，李立三到北京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远渡重洋，于是报考赴法勤工俭学，从上海起航，与48名同学一起乘坐美輪“沃隆号”，前往法国巴黎。1920年初，李立三到达法国，做炉前翻砂工。这是体力活，一般人不愿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天流汗一斗”。他的师傅正巧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从师傅那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
据同事回忆，他在斗争中一向情绪极为激昂，谈论到国内的反动军阀，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绰号“坦克”。1921年末，李立三因参加留法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失败，与其他104名同学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
回国后，李立三前往上海，找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认识和参加革命的决心，经陈独秀介绍，中央批准李立三加入中共党组织。随后，组织安排他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李立三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正是当初他寻友时结识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醴陵附近有个安源煤矿，那里的工人受压迫很深，革命条件很好，让他到那里开展工人运动。
到了安源煤矿，李立三下矿井、走工棚、开夜校，很快组织起一支工人队伍。他作为工人代表，在罢工中与矿方达成协议，取得改善工人待遇的第一次罢工胜利。矿上的总监对他恨之入骨，悬赏大洋600元找人刺杀他。工友得知后，从早到晚，自发组织来保护他。必须他出面时，总会有几十个工友跟随在身边，只要谈话超过10分钟，工友把他拥起来就走，使得工贼走狗无从下手。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路矿当局不得不签字画押答应工人们的条件，李立三代表工人在罢工胜利的条约上签了字。安源工人大罢工最终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后来，他到上海搞工运。一次，他与邓中夏同去参加工会选举。路上，邓中夏说“李能至”这名字文绉绉的，难以得到工人的认同。他马上同意改名，这时路边站着3个工人，邓中夏建议不如就叫“三立”，笔画简单，工人好记，写起来也方便。他想了一下，认为“三立”不好听，就叫“李立三”得了。从此，李立三这个名字沿用终身。
在安源煤矿，李立三是工运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1926年，他到武汉领导工运，那时船工出身的向忠发是名义上的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称，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审时度势，最先提议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中，他担任前敌委员兼保卫处处长。
1928年6月，李立三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大会做农民问题报告和结论，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回国后，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11月，转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工作。
1930年春，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国内爆发了蒋介石同其他几大军阀的大混战，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国内革命形势，认为此时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于是从6月至9月间，要求各大城市的地下党都组织暴动，制定出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这一盲动路线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使红军和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派往苏联学习。
对于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犯下的大错误，李立三的内心负疚不已。
20世纪30年代初，他到莫斯科时，态度诚恳地接受了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共产国际的执委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坦诚，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中共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并不知道他是谁，事后问大家对哪堂课印象最好，回答是一致的：“立三路线这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
在苏联，李立三受过各种不公正的批斗和打击。在逆境和痛苦中，李立三仍在默默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一度中断，李立三得知情况后，利用自己掌握的电讯知识，编出一套很难破译的密码，托人带回国内，终于恢复了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络。苏共按照对待犯错误者的传统做法，有好几年不承认他拥有共产党员的资格。中共的同志们却没忘记他，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李立三没有参加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立三没想到在异乡突然得到苏共联络部对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的祝贺，激动得热泪直流。1946年1月，李立三带上苏联的妻子和女儿，结束15年旅居异国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先在东北局工作，化名李敏然，以满腔热情投身工会和工业管理，后来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后历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和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20世纪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民主化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有些单位请他讲中共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当时犯错误的领导人心里想什么？”
“因为，我就是李立三。”这个回答令全场惊讶。经过短暂的沉寂，现场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在多年后还回忆说，通过听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特殊的“国际家庭”给李立三带来委屈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文革”期间，有人诬陷李立三一家是“苏修特务”，胸怀坦荡的李立三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1967年6月服安眠药自杀。得知消息后，周恩来总理深表痛惜。
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1984年11月，李立三诞辰85周年，中央为了纪念他的革命功勋，拨款修复了李立三故居，设陈列馆，展览其生平事迹。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湖南醴陵人，从小跟随父亲李镜蓉读书、学古诗词，后在当地新式学堂渌江小学就读。他遇事有主见，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在渌江小学读书的时候，恰遇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他常常在学校谈论自己对时政的看法。1915年，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期间，他在报上看到长沙第一师范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笔名）征友启事，马上前去相会，从此与毛泽东结识。
1918年，正值军阀混战，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决心以身报国，李立三不顾家人反对，也在湖南衡山报名应征“护国军”。当时“护国军”的师长程潜是李立三的同乡，也是其父李镜蓉的同窗好友，程潜认为那个时代投军朝不保夕，不是上策，考虑到好友之子的安危，也给好友一个交代，因此劝勉李立三学业为重，不要当兵，还给了李立三一笔钱，送他到北京深造，希望他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北上临别之时，程潜专门在家中设宴为李立三饯行，祝他一路顺风。
1919年，李立三到北京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远渡重洋，于是报考赴法勤工俭学，从上海起航，与48名同学一起乘坐美輪“沃隆号”，前往法国巴黎。1920年初，李立三到达法国，做炉前翻砂工。这是体力活，一般人不愿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天流汗一斗”。他的师傅正巧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从师傅那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
据同事回忆，他在斗争中一向情绪极为激昂，谈论到国内的反动军阀，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绰号“坦克”。1921年末，李立三因参加留法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失败，与其他104名同学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
回国后，李立三前往上海，找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认识和参加革命的决心，经陈独秀介绍，中央批准李立三加入中共党组织。随后，组织安排他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李立三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正是当初他寻友时结识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醴陵附近有个安源煤矿，那里的工人受压迫很深，革命条件很好，让他到那里开展工人运动。
到了安源煤矿，李立三下矿井、走工棚、开夜校，很快组织起一支工人队伍。他作为工人代表，在罢工中与矿方达成协议，取得改善工人待遇的第一次罢工胜利。矿上的总监对他恨之入骨，悬赏大洋600元找人刺杀他。工友得知后，从早到晚，自发组织来保护他。必须他出面时，总会有几十个工友跟随在身边，只要谈话超过10分钟，工友把他拥起来就走，使得工贼走狗无从下手。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路矿当局不得不签字画押答应工人们的条件，李立三代表工人在罢工胜利的条约上签了字。安源工人大罢工最终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后来，他到上海搞工运。一次，他与邓中夏同去参加工会选举。路上，邓中夏说“李能至”这名字文绉绉的，难以得到工人的认同。他马上同意改名，这时路边站着3个工人，邓中夏建议不如就叫“三立”，笔画简单，工人好记，写起来也方便。他想了一下，认为“三立”不好听，就叫“李立三”得了。从此，李立三这个名字沿用终身。
在安源煤矿，李立三是工运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1926年，他到武汉领导工运，那时船工出身的向忠发是名义上的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称，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审时度势，最先提议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中，他担任前敌委员兼保卫处处长。
1928年6月，李立三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大会做农民问题报告和结论，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回国后，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11月，转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工作。
1930年春，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国内爆发了蒋介石同其他几大军阀的大混战，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国内革命形势，认为此时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于是从6月至9月间，要求各大城市的地下党都组织暴动，制定出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这一盲动路线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使红军和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派往苏联学习。
对于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犯下的大错误，李立三的内心负疚不已。
20世纪30年代初，他到莫斯科时，态度诚恳地接受了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共产国际的执委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坦诚，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中共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并不知道他是谁，事后问大家对哪堂课印象最好，回答是一致的：“立三路线这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
在苏联，李立三受过各种不公正的批斗和打击。在逆境和痛苦中，李立三仍在默默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一度中断，李立三得知情况后，利用自己掌握的电讯知识，编出一套很难破译的密码，托人带回国内，终于恢复了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络。苏共按照对待犯错误者的传统做法，有好几年不承认他拥有共产党员的资格。中共的同志们却没忘记他，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李立三没有参加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立三没想到在异乡突然得到苏共联络部对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的祝贺，激动得热泪直流。1946年1月，李立三带上苏联的妻子和女儿，结束15年旅居异国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先在东北局工作，化名李敏然，以满腔热情投身工会和工业管理，后来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后历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和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20世纪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民主化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有些单位请他讲中共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当时犯错误的领导人心里想什么？”
“因为，我就是李立三。”这个回答令全场惊讶。经过短暂的沉寂，现场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在多年后还回忆说，通过听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特殊的“国际家庭”给李立三带来委屈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文革”期间，有人诬陷李立三一家是“苏修特务”，胸怀坦荡的李立三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1967年6月服安眠药自杀。得知消息后，周恩来总理深表痛惜。
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1984年11月，李立三诞辰85周年，中央为了纪念他的革命功勋，拨款修复了李立三故居，设陈列馆，展览其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