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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心理学上有一个案例,名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人质对绑匪产生情感与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范围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争俘虏、娼妓、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这种心理症状,因此,具有普遍性。
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感觉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疯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暴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次呼吸,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恕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人质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暴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由来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试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一名劫匪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另一劫匪将人质转移到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被警察解救后接受采访时,这四名银行职员非但不感谢警察,谴责劫持犯,反而抱怨警方解救他们的努力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还为劫持犯辩护,四处奔走为他们的案子筹集资金。最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两个被劫持的女银行职员后来还和那两个劫持犯结了婚。
心理学家说,情感上依赖他人且容易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 人质必须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认出绑匪(加害者)略施小惠的举动。
3.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得不到外界信息)。
4. 人质必须相信,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常会经历以下四大阶段:
1. 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处境改变。
2. 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 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会并认识到这是对方不得已的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 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心理分析学的解释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症候群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不可思议的案例
1. 幻想保命型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经理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想要点钱。”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时约为晚上10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2. 懦弱被骗型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目(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3. 奇怪认死型
2002年,中国山东省一名高二女生刘云(化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骑车跟他走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里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反映了人性的弱点: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是一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我们反对对绑匪的依赖与同情,而应与绑匪斗智斗勇,最终战胜绑匪。从见到绑匪时,就马上确定他是一生中不共戴天的敌人。做好敢打必胜,斗智斗勇的心理准备,决不存在任何幻想。坚持“循安善处的原则”,进行力量对比估价:敌强我弱,以斗智为主;敌我均势,斗智斗勇;我强敌弱,坚决反击。
摘自《江南都市报》 编辑/乃清
心理学上有一个案例,名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人质对绑匪产生情感与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范围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争俘虏、娼妓、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这种心理症状,因此,具有普遍性。
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感觉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疯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暴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次呼吸,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恕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人质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暴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由来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试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一名劫匪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另一劫匪将人质转移到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被警察解救后接受采访时,这四名银行职员非但不感谢警察,谴责劫持犯,反而抱怨警方解救他们的努力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还为劫持犯辩护,四处奔走为他们的案子筹集资金。最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两个被劫持的女银行职员后来还和那两个劫持犯结了婚。
心理学家说,情感上依赖他人且容易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 人质必须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认出绑匪(加害者)略施小惠的举动。
3.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得不到外界信息)。
4. 人质必须相信,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常会经历以下四大阶段:
1. 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处境改变。
2. 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 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会并认识到这是对方不得已的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 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心理分析学的解释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症候群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不可思议的案例
1. 幻想保命型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经理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想要点钱。”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时约为晚上10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2. 懦弱被骗型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目(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3. 奇怪认死型
2002年,中国山东省一名高二女生刘云(化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骑车跟他走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里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反映了人性的弱点: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是一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我们反对对绑匪的依赖与同情,而应与绑匪斗智斗勇,最终战胜绑匪。从见到绑匪时,就马上确定他是一生中不共戴天的敌人。做好敢打必胜,斗智斗勇的心理准备,决不存在任何幻想。坚持“循安善处的原则”,进行力量对比估价:敌强我弱,以斗智为主;敌我均势,斗智斗勇;我强敌弱,坚决反击。
摘自《江南都市报》 编辑/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