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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左宗棠面对同光之际的西北动乱局势曾经说过:“中国盛世,无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而国势盛衰不仅影响了中央政权对西北的政治控制,也决定着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兴替。历数汉唐以来的西北史地学成就,那些影响重大的西北学术成果多是在国势强盛的基础上取得的。郭丽萍的专著《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从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着手,探讨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兴盛与康乾盛世国家对西北控制的联系,对乾嘉以降的经世致用精神和考据学传统对西北史地学的影响条分缕析,认为“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她把历代学人的家世、仕学经历、朋僚交游、学术传承等,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下细致描述,揭发学术发展的内在线索,向我们展示了清代西北史地学丰厚饱满的学术内涵。本书以乾嘉以降的清代西北史地学为中心展开,但行文不拘泥于断代时限,上溯自清代康熙、雍正西北用兵时期的征人行纪,下探到晚清伊犁交涉遇到的历史地理学和地图学问题,使这部著作成为对清代西北史地学成就的总揽性作品。
阅读这部书,可以看到清代西北史地学学科形成发展以至沉寂的曲折理路,在历史比较中发现清人对以往相关学问的大幅度超越,窥见这一学术旧邦深藏的珍宝重器,还可以在清代学人“烹羊炊饼”、“剧谈西北”的流风遗韵中领略当年的“绝学”风采。
传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方向是在清代才正式形成的,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了在资料收集、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独具特色的学术成就,使清代的西域学成就达到了中国传统西北史地研究的高峰。客观地说,清代学人所达到的高度,我们至今也还难以企及。
朝廷的开疆治理与文化宣示
清代西北学研究的最初印象是由康熙时期那些跟随征战大军走出边塞、走进大漠的文人学士们留下的征人行纪、日记、杂记描绘出来的。
在康熙、乾隆两朝征战西北的同时,清代开始了对西北大规模的舆地勘测和舆图绘制工作。“通过测量获取各地的经度、纬度、时刻、日景等数据”,钦天监官员“掌握了西域九十多个测量点的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冬至夏至的昼夜长短及节气早晚等数据”。确定了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西域的区域范围及其在王朝版图中的位置,“新疆的轮廓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24页)。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这批资料转给了方略馆,经过军机大臣傅恒等人再次编辑,形成《西域图志》的雏形。
《西域图志》于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修订完成,该书确定了西域的疆域四至和邻接部族,以图文相间的形式记载了西域的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四大区域,说明各城镇的地理、民风与历史沿革,用地图表明各地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以实测数据为各个地点做了准确的地理定位。清廷将实测的西北各地节气数据编入《时宪书》,“体现着朝廷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划一管理”。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完成的新本《大清一统志》以“西域新疆统部”为篇名,增加了旧本《一统志》阙如的西域部分。这一时期官修的关于西域地区的大型图书还有《平定准格尔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同文志》等。
《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成为当时官方认定的两部规范化的大型西域工具书。《西域同文志》是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与人名的辞典,书中除有各词条的解释之外,还有满、汉、蒙古、西番、托忒、回等各种文字的译音对音。该书编成以后,“西北官书编纂一般是地理位置以《钦定西域图志》为准,所用地名一体遵照《钦定西域同文志》”(34页)。“在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入时宪、颁正朔意味着时间秩序的划一;入舆图、宣一统昭示着空间秩序的统一;方志史料汇入《一统志》反映着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对于西北的自然地理认识由此落实到政治地域的认同。”(27页)上述官书的编纂是清王朝巩固帝国政府在西域统治的庞大的政治参考书,也是乾隆皇帝昭显“中外一统之盛”的标志性工程,当然也是清朝西域学研究得以发展扩张的基础性工程,是道光以后的西域学发展成为“显学”的必不可少的一类史料。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康乾以来的盛世局面,如果没有康乾时代对西域的开拓进取,人们就很难走出边关、走进大漠,亲身观察西域的辽阔自然,切实感受西域的丰厚文化,对西域的认识就绝没有超越往时的基本条件。清代西域学的辉煌既建立在国家对西域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清朝官方编辑和私人撰述的大量西域图志史料基础上。
西域地方志的编纂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西域重新纳入中央帝国版图控制之后,编撰西域地区的地方志以为地方官员治理参考的工作跟着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的《新疆回部志》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新疆地方情形的书籍。乾隆后期辗转新疆任职的官员永保是清代最早热衷于修志的新疆地方官员。在他历任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等地的时候,每到一地,他都致力于修志活动。先后创修了《塔尔巴哈台事宜》、《喀什葛尔事宜》、《乌鲁木齐事宜》、《总统伊犁事宜》等地方志著作。这类“事宜”著作,重视官署衙门的档案文书和撰写者耳闻目见的现实材料,兼及地理形势、生产情况,偏重行政管理和政事沿革,重点在于“服务于地方治理”,“反映着地方官理政的实际需求”(54页)。嘉庆七年(一八○二)和瑛编撰的《回疆通志》在不同版本中亦被称为《回疆事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南疆维吾尔聚居十城之地的风貌,细致入微地记述了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服饰(56页)。这些书籍在资治参政的同时也在积累着“绝域孤学”的知识基础。
嘉庆七年松筠赴任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四年后他正式上奏提出修纂《伊犁总志》的构想。后在谪发新疆的举人汪廷楷和进士出身的祁韵士大力参与,嘉庆十二年(一八○七)完成了《西陲总统事略》的编撰。事略包括以伊犁为中心的疆域山川、风俗物产、城池衙署、坛庙祠宇、屯田水利、钱税牧养、职官题名,甚至满营孀妇等内容(62页)。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松筠再任新疆后,延揽徐松入幕,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补充编撰完成了《伊犁总统事略》。
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断断续续持续了八年时间,这场“用兵三万六千有奇,用帑银千万余两”的战争迫使道光皇帝为首的清廷急欲了解西北情形,祁韵士的著作《西陲要略》与《西域水道记》成为他入值南书房的儿子祁藻的重要参考书。徐松主持编撰的《伊犁总统事略》更加受到皇帝的嘉许和赞赏,道光帝御赐书名《新疆识略》,并且亲撰序文,下旨交武英殿刊印。道光帝对徐松大加褒宠,召见“奏对西陲情形”,“赏内阁中书”。徐松声誉日高的同时,西北史地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成为一时显学。
空前的西域学盛况
以新疆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是汉唐故土,也是中国传统史地学早就关注的地区。从研究西域的学者们列出的参考书目上我们不难见到《山海经》、《史记》、前后《汉书》、《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历史久远的古典名著。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嘉道时期那样,有那么多顶尖的学者都将他们的目光投注到这片新疆故土,也没有哪个时期的西域研究能够像嘉道时期的西域学那样成批地创作出足以超越前人启发来者的学术经典。
祁韵士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中进士,他的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被梁启超视为“中国学者对于蒙古事情为系统的研究”的开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西戍新疆的岁月里完成了《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等著作,使他“成为内地西北著作与新疆地方史志的沟通者,成为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推进者”(75页)。徐松是嘉庆十年(一八○五)进士,七年后被遣新疆,“成为迄今所知对于新疆地区进行全面考察的第一人”(86页)。除了上述《新疆识略》之外,徐松在谪居新疆期间还初步形成了《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三部专论新疆的著作。他们是乾嘉学者中少有的经过身履目验西域情势的西域学专家。
道光初年的张格尔事件不仅促使清人为战争需要而了解西域,也为战后制定治理策略的需要而研究西域提供了契机。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魏源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西北专论《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批驳“捐西守东”说。龚自珍在熟悉西域史地的学者程同文影响下早就开始关注皇朝舆地和“四裔之学”,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就定稿了《西域置行省议》,他还循《西域图志》的思路构思撰写《蒙古图志》,意在了解清代边疆统治的现实,并试图以自己的研究解释和影响帝国的边疆政策。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在殿试《对策》中表达了对西北边防的认识,并在朝考中撰写了著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集中表达了他对治理西北边疆的见解,提出移民实边,“以边安边”、“足兵足食”、“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的主张(127—129页)。
沈是在一批江南考据和舆地学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西域学研究者。他以《新疆私议》一举成名而进入北京的西域学学人圈,先后为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与《道光九域志》,与徐松研究《长春真人西游记》并撰写《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使新疆金山以东的山川地理“遐荒万里”犹如目验;沈还参与校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并留下大量与徐松相关联的舆地和西域学著述。另一学者张穆在与京城师友交游中逐渐走进了西北史地研究,得到俞正燮、徐松等前辈学者的指点,受到祁藻、程恩泽等人的提携,成为校勘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的重要学者,他还校订了《藩部要略》和多部友朋著作,逐渐积累资料,最终完成的《蒙古游牧记》是“对清代蒙古地理研究的一次总结”,“标志着当时运用中文资料研究中国北部边疆地理所能达到的高度”(248—251页)。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魏源的《元史新编》、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嘉道时期西域学研究留下的三部代表作。《蒙古游牧记》撰写于清代西域学研究的最兴盛时期,不仅辽、金、元诸史以及历代舆地学著作是其基本史料,清代前期问世的西北著述和私家行纪、考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张穆都能“信手拈来”,因此,“《蒙古游牧记》也是对清代西北文献的一次大检阅”(241页)。
魏源撰写《元史新编》直接渊源于《海国图志》的资料收集(251页)。《元史新编》是一部“基本由旧式史料支撑下的元史著作,作者拿元朝比较处于盛世尾声的清王朝,通过纂修元史,于褒贬得失之间发挥其史鉴功能。他的《拟进呈元史新编序》结尾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于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有百代之殷鉴也哉”。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写作意图。《元史新编》“也是对清中叶西北史地研究的一次总结”(260页)。
何秋涛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成进士,在和徐松、张穆、何绍基等人的交游中相互观摩,成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殿军。何秋涛从校订《元圣武亲征录》积累了大量西北文献、熟悉考订方法,在文献校订中形成了对中国北部边疆及其以外地区的认识。他还特别注重积累吸收域外史料,不仅林则徐、魏源、徐继、姚莹等人收集整理的世界地理文献被他统统收集,一些当时新刊的外国史地著作也成为他关注的新材料。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他的八十卷《北徼汇编》全书定稿。该书描绘了一条由库页岛向西、转西北、达伊犁连绵不断、拱绕内地的边徼地带,他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中原与边疆的关系,还有边疆之外的俄罗斯,“关注的是清朝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俄国的外向扩张力”。他“完整记述了东海诸部、索伦诸部、喀尔喀、准噶尔、蒙古、乌梁海三部到哈萨克各部归附清廷的过程”——这也是清朝北部疆域的形成史;他在明确的边境线概念下,叙述中俄分界诸山、俄罗斯境内诸山,附缀中国境内作为俄国众山之祖的阿尔泰山;他以三种类别描绘了中国境内诸水、由中国流入俄罗斯境再入北海二河、源委均在俄境内诸水;他还介绍了俄罗斯的疆域、城垣、教门、方物等。该书对俄罗斯的记载,全面、完整、丰富都超越过了前人,“是嘉道以来人们认识研究俄罗斯的结果”。《北徼汇编》八十卷本问世之时,正是俄国在东北占土掠地愈演愈烈之时,因此,咸丰十年(一八六○),何秋涛的这部著作被咸丰皇帝御赐书名《朔方备乘》,何秋涛本人也以“通达时务、晓畅戎机”,由主事擢升为员外郎(265—274页)。
嘉道时期的西域学研究实乃康乾盛世疆土开发与统治巩固的厚赐,也是乾嘉学风与中国传统舆地研究相结合产生的硕果。
只今绝学真成绝?
历数清代西域学研究的成就,人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清代西域学是不是真的成了一门后无来者的“绝学”呢?
嘉道西域学研究具有浓厚的乾嘉色彩:“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302页)这个概括暴露出嘉道时期的西域学的致命缺陷:即主要以考据学的方法去贯彻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之间必然产生隔阂与困惑,沈、魏源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困惑。沈在“技”与“学”的背离和割裂中“藉考证以自给”,无奈地耗费着人生,“所从事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沈距离用世之学却越来越远”,最后郁郁而终。“一种学问,尚不能救己,更难以救世。刚过不惑之年的沈带着满腹的遗憾与悲哀离开人世时,中英冲突的序幕刚刚拉开。”(194—208页)
这样,把一个人的命运放到大的时代的运势中加以观照,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与一种学问的命运兴衰相照映,而且还与更加宏阔的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相印证。在这种映照中呈现出来的感伤和惋惜即使作者没有说出来,我们也能够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来。“清代嘉、道、咸时期是一个转折期,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转变时期需要应合时代的学术,但学术往往深深根植于传统,其转变往往迟滞缓慢。”嘉庆年间,颂扬大一统盛况是那时学术的常见主题。道光朝边疆危机已现,西北研究倒出现了由今向古的兴趣转移。“直到咸丰朝,俄国人已经在东北割占土地了,何秋涛还不得不周旋于浩渺的文献记载。这些史实中,可见这一学问与时代的不合拍之处,可见那群人追赶时代步伐的力不从心。”(304页)近代西方地理学是一种以近代物理学、近代数学等学科为基础,是一个重实测、求精确的科学体系。源于西方的近代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引进,无异于宣布了“传统学以致用的命题已经终结”(305页)。
用近代地理学标准衡量,十九世纪祁韵士、徐松对西域的实地考察,只是一个记录耳闻目睹的过程,根本无法与西方地理学创始人那种“名副其实的科学考察”相提并论。中国学者著作中标榜的对西域熟悉如“掌上螺纹”的知识没有能够给同光时期的外交谈判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传统舆地研究所呈现的那种描绘大略、长于直观而失之精确的地图绘制,仅仅能够给人一种大概的方位示意。光绪六年(一八八○)中俄伊犁交涉和后来的帕米尔争端,曾纪泽、许景澄没有合适可用的中国地图支持自己的主张,无疑会给原本困难重重的外交谈判增添更多的障碍与风险。谈判中“中方的主要依据是西方的地图,中方交涉者缺少来自本国地图的必要支持”。嘉道西域学奉为圭臬的经世致用原则,贯于考古而疏于知今的治学路数,经史之学讲求治法和提倡人心风俗的学术理路,最终导致了“以道咸之学,致同光之用”时的捉襟见肘。这些基于具体事例的评价都是在拿西方近代地理学、地图学为参照,对照出来的中国西域学的不足。这不能不让人对清代学人的努力感到惋惜。
这种对照评价能够给清代西域学一个合理的定位吗?
一百多年来,西方在各个方面展现给中国人的优势面相,很容易让中国学人回顾历史的时候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人们常常拿西方的长处比照出自己的短处,在舆地学方面我们往往拿西方更加专业化的地理学、地图学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的精准比较出中国舆地学的含混笼统,却不太在意中国传统舆地学最具优长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人文性。只要我们承认清代西域学是一个包容了历史、地理、经济、民俗、宗教、民族乃至语言学等许多内容的综合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像清代那样完整地展现过,也从来没有一个学派或者一种科学能够像清代学人那样留下如此丰厚的学术积累,那么,任何以西域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都不能不以清代西域学作为它未来成长的根基。清代的西域研究是综合的研究,它表现在康熙以来那些西出阳关,走过大漠的征人旅客的行纪、杂记和笔记中,也表现在乾嘉以来的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研究方法上,还表现在嘉道以来整体亮相的学者们留下的无量著作里。只是时势因缘的转移导致的学术转型,遮蔽了它本来具有的光芒,这在价值和影响上并不能遮盖它绽放出来的斑斓色彩。
如果西域学能够作为一门现代学问发展的话,他不会仅仅是一门区域史地学,而应该是一种融会自然、历史与人文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奠定这一学问基础的无疑应该是清代的西域研究者。
遭遇时运转移,清代西域学至今还是一个未被人充分认识的领域。即使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西域著作也远远比清代的西域研究更具吸引力。如果认真阅读斯坦因的著作就能看出他的西域研究是那样毫无保留地展示他对中国文献的依赖。自《史记》和两《汉书》以来一切有关西域的记载、魏晋以来西行进香僧人的游记,唐宋时代关于西域的一切著作,都是他最为关心、屡屡罗列的资料,他使用较多的最近资料是元代马可·波罗的行纪,至于清人的学术成果则很少涉及。斯坦因以盗宝为中心的考古行纪也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术汇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和经济学内容,为了特定的考古目的,他没有用单独某一门西方近代科学作为方法准则指导他的西域研究。斯坦因的著作“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孟凡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汉译本前言)。就是这样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可能,斯坦因每到一处都要拿汉文文献记载来印证他的实地观察,像祁韵士、徐松他们身履目验,以今证古的做法一样,他无数次地惊叹汉文历史文献留下的准确记载。他求助于汉文文献的时间要远远多于求助于平板仪的时间。汉文文献指引着他的西域行程,引导他到达辉煌的顶点。
斯坦因未能认识到清代学人的西域学贡献。以西方近代学术为标准的研究理路又遮蔽了今人对清代西域学的深入了解,学术上的今古中西隔阂没有为清代西域学的现代发展提供机会,这些都制约了现代西域学的发展。我想,西域研究如果不愿意成为一门“绝学”的话,当时刻记取王国维那段“正告天下”的声明:“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引王国维《国学丛刊序》,305页)如能真正破除此类隔阂,以前人丰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加上现代科学理念和研究范式的推进,推陈出新,则中国西域学的旧邦新造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九年八月四日
(《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郭丽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七年十二月版,25.00元)
阅读这部书,可以看到清代西北史地学学科形成发展以至沉寂的曲折理路,在历史比较中发现清人对以往相关学问的大幅度超越,窥见这一学术旧邦深藏的珍宝重器,还可以在清代学人“烹羊炊饼”、“剧谈西北”的流风遗韵中领略当年的“绝学”风采。
传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方向是在清代才正式形成的,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了在资料收集、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独具特色的学术成就,使清代的西域学成就达到了中国传统西北史地研究的高峰。客观地说,清代学人所达到的高度,我们至今也还难以企及。
朝廷的开疆治理与文化宣示
清代西北学研究的最初印象是由康熙时期那些跟随征战大军走出边塞、走进大漠的文人学士们留下的征人行纪、日记、杂记描绘出来的。
在康熙、乾隆两朝征战西北的同时,清代开始了对西北大规模的舆地勘测和舆图绘制工作。“通过测量获取各地的经度、纬度、时刻、日景等数据”,钦天监官员“掌握了西域九十多个测量点的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冬至夏至的昼夜长短及节气早晚等数据”。确定了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西域的区域范围及其在王朝版图中的位置,“新疆的轮廓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24页)。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这批资料转给了方略馆,经过军机大臣傅恒等人再次编辑,形成《西域图志》的雏形。
《西域图志》于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修订完成,该书确定了西域的疆域四至和邻接部族,以图文相间的形式记载了西域的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四大区域,说明各城镇的地理、民风与历史沿革,用地图表明各地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以实测数据为各个地点做了准确的地理定位。清廷将实测的西北各地节气数据编入《时宪书》,“体现着朝廷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划一管理”。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完成的新本《大清一统志》以“西域新疆统部”为篇名,增加了旧本《一统志》阙如的西域部分。这一时期官修的关于西域地区的大型图书还有《平定准格尔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同文志》等。
《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成为当时官方认定的两部规范化的大型西域工具书。《西域同文志》是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与人名的辞典,书中除有各词条的解释之外,还有满、汉、蒙古、西番、托忒、回等各种文字的译音对音。该书编成以后,“西北官书编纂一般是地理位置以《钦定西域图志》为准,所用地名一体遵照《钦定西域同文志》”(34页)。“在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入时宪、颁正朔意味着时间秩序的划一;入舆图、宣一统昭示着空间秩序的统一;方志史料汇入《一统志》反映着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对于西北的自然地理认识由此落实到政治地域的认同。”(27页)上述官书的编纂是清王朝巩固帝国政府在西域统治的庞大的政治参考书,也是乾隆皇帝昭显“中外一统之盛”的标志性工程,当然也是清朝西域学研究得以发展扩张的基础性工程,是道光以后的西域学发展成为“显学”的必不可少的一类史料。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康乾以来的盛世局面,如果没有康乾时代对西域的开拓进取,人们就很难走出边关、走进大漠,亲身观察西域的辽阔自然,切实感受西域的丰厚文化,对西域的认识就绝没有超越往时的基本条件。清代西域学的辉煌既建立在国家对西域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清朝官方编辑和私人撰述的大量西域图志史料基础上。
西域地方志的编纂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西域重新纳入中央帝国版图控制之后,编撰西域地区的地方志以为地方官员治理参考的工作跟着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的《新疆回部志》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新疆地方情形的书籍。乾隆后期辗转新疆任职的官员永保是清代最早热衷于修志的新疆地方官员。在他历任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等地的时候,每到一地,他都致力于修志活动。先后创修了《塔尔巴哈台事宜》、《喀什葛尔事宜》、《乌鲁木齐事宜》、《总统伊犁事宜》等地方志著作。这类“事宜”著作,重视官署衙门的档案文书和撰写者耳闻目见的现实材料,兼及地理形势、生产情况,偏重行政管理和政事沿革,重点在于“服务于地方治理”,“反映着地方官理政的实际需求”(54页)。嘉庆七年(一八○二)和瑛编撰的《回疆通志》在不同版本中亦被称为《回疆事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南疆维吾尔聚居十城之地的风貌,细致入微地记述了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服饰(56页)。这些书籍在资治参政的同时也在积累着“绝域孤学”的知识基础。
嘉庆七年松筠赴任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四年后他正式上奏提出修纂《伊犁总志》的构想。后在谪发新疆的举人汪廷楷和进士出身的祁韵士大力参与,嘉庆十二年(一八○七)完成了《西陲总统事略》的编撰。事略包括以伊犁为中心的疆域山川、风俗物产、城池衙署、坛庙祠宇、屯田水利、钱税牧养、职官题名,甚至满营孀妇等内容(62页)。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松筠再任新疆后,延揽徐松入幕,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补充编撰完成了《伊犁总统事略》。
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断断续续持续了八年时间,这场“用兵三万六千有奇,用帑银千万余两”的战争迫使道光皇帝为首的清廷急欲了解西北情形,祁韵士的著作《西陲要略》与《西域水道记》成为他入值南书房的儿子祁藻的重要参考书。徐松主持编撰的《伊犁总统事略》更加受到皇帝的嘉许和赞赏,道光帝御赐书名《新疆识略》,并且亲撰序文,下旨交武英殿刊印。道光帝对徐松大加褒宠,召见“奏对西陲情形”,“赏内阁中书”。徐松声誉日高的同时,西北史地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成为一时显学。
空前的西域学盛况
以新疆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是汉唐故土,也是中国传统史地学早就关注的地区。从研究西域的学者们列出的参考书目上我们不难见到《山海经》、《史记》、前后《汉书》、《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历史久远的古典名著。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嘉道时期那样,有那么多顶尖的学者都将他们的目光投注到这片新疆故土,也没有哪个时期的西域研究能够像嘉道时期的西域学那样成批地创作出足以超越前人启发来者的学术经典。
祁韵士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中进士,他的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被梁启超视为“中国学者对于蒙古事情为系统的研究”的开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西戍新疆的岁月里完成了《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等著作,使他“成为内地西北著作与新疆地方史志的沟通者,成为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推进者”(75页)。徐松是嘉庆十年(一八○五)进士,七年后被遣新疆,“成为迄今所知对于新疆地区进行全面考察的第一人”(86页)。除了上述《新疆识略》之外,徐松在谪居新疆期间还初步形成了《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三部专论新疆的著作。他们是乾嘉学者中少有的经过身履目验西域情势的西域学专家。
道光初年的张格尔事件不仅促使清人为战争需要而了解西域,也为战后制定治理策略的需要而研究西域提供了契机。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魏源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西北专论《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批驳“捐西守东”说。龚自珍在熟悉西域史地的学者程同文影响下早就开始关注皇朝舆地和“四裔之学”,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就定稿了《西域置行省议》,他还循《西域图志》的思路构思撰写《蒙古图志》,意在了解清代边疆统治的现实,并试图以自己的研究解释和影响帝国的边疆政策。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在殿试《对策》中表达了对西北边防的认识,并在朝考中撰写了著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集中表达了他对治理西北边疆的见解,提出移民实边,“以边安边”、“足兵足食”、“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的主张(127—129页)。
沈是在一批江南考据和舆地学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西域学研究者。他以《新疆私议》一举成名而进入北京的西域学学人圈,先后为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与《道光九域志》,与徐松研究《长春真人西游记》并撰写《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使新疆金山以东的山川地理“遐荒万里”犹如目验;沈还参与校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并留下大量与徐松相关联的舆地和西域学著述。另一学者张穆在与京城师友交游中逐渐走进了西北史地研究,得到俞正燮、徐松等前辈学者的指点,受到祁藻、程恩泽等人的提携,成为校勘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的重要学者,他还校订了《藩部要略》和多部友朋著作,逐渐积累资料,最终完成的《蒙古游牧记》是“对清代蒙古地理研究的一次总结”,“标志着当时运用中文资料研究中国北部边疆地理所能达到的高度”(248—251页)。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魏源的《元史新编》、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嘉道时期西域学研究留下的三部代表作。《蒙古游牧记》撰写于清代西域学研究的最兴盛时期,不仅辽、金、元诸史以及历代舆地学著作是其基本史料,清代前期问世的西北著述和私家行纪、考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张穆都能“信手拈来”,因此,“《蒙古游牧记》也是对清代西北文献的一次大检阅”(241页)。
魏源撰写《元史新编》直接渊源于《海国图志》的资料收集(251页)。《元史新编》是一部“基本由旧式史料支撑下的元史著作,作者拿元朝比较处于盛世尾声的清王朝,通过纂修元史,于褒贬得失之间发挥其史鉴功能。他的《拟进呈元史新编序》结尾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于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有百代之殷鉴也哉”。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写作意图。《元史新编》“也是对清中叶西北史地研究的一次总结”(260页)。
何秋涛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成进士,在和徐松、张穆、何绍基等人的交游中相互观摩,成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殿军。何秋涛从校订《元圣武亲征录》积累了大量西北文献、熟悉考订方法,在文献校订中形成了对中国北部边疆及其以外地区的认识。他还特别注重积累吸收域外史料,不仅林则徐、魏源、徐继、姚莹等人收集整理的世界地理文献被他统统收集,一些当时新刊的外国史地著作也成为他关注的新材料。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他的八十卷《北徼汇编》全书定稿。该书描绘了一条由库页岛向西、转西北、达伊犁连绵不断、拱绕内地的边徼地带,他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中原与边疆的关系,还有边疆之外的俄罗斯,“关注的是清朝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俄国的外向扩张力”。他“完整记述了东海诸部、索伦诸部、喀尔喀、准噶尔、蒙古、乌梁海三部到哈萨克各部归附清廷的过程”——这也是清朝北部疆域的形成史;他在明确的边境线概念下,叙述中俄分界诸山、俄罗斯境内诸山,附缀中国境内作为俄国众山之祖的阿尔泰山;他以三种类别描绘了中国境内诸水、由中国流入俄罗斯境再入北海二河、源委均在俄境内诸水;他还介绍了俄罗斯的疆域、城垣、教门、方物等。该书对俄罗斯的记载,全面、完整、丰富都超越过了前人,“是嘉道以来人们认识研究俄罗斯的结果”。《北徼汇编》八十卷本问世之时,正是俄国在东北占土掠地愈演愈烈之时,因此,咸丰十年(一八六○),何秋涛的这部著作被咸丰皇帝御赐书名《朔方备乘》,何秋涛本人也以“通达时务、晓畅戎机”,由主事擢升为员外郎(265—274页)。
嘉道时期的西域学研究实乃康乾盛世疆土开发与统治巩固的厚赐,也是乾嘉学风与中国传统舆地研究相结合产生的硕果。
只今绝学真成绝?
历数清代西域学研究的成就,人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清代西域学是不是真的成了一门后无来者的“绝学”呢?
嘉道西域学研究具有浓厚的乾嘉色彩:“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302页)这个概括暴露出嘉道时期的西域学的致命缺陷:即主要以考据学的方法去贯彻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之间必然产生隔阂与困惑,沈、魏源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困惑。沈在“技”与“学”的背离和割裂中“藉考证以自给”,无奈地耗费着人生,“所从事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沈距离用世之学却越来越远”,最后郁郁而终。“一种学问,尚不能救己,更难以救世。刚过不惑之年的沈带着满腹的遗憾与悲哀离开人世时,中英冲突的序幕刚刚拉开。”(194—208页)
这样,把一个人的命运放到大的时代的运势中加以观照,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与一种学问的命运兴衰相照映,而且还与更加宏阔的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相印证。在这种映照中呈现出来的感伤和惋惜即使作者没有说出来,我们也能够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来。“清代嘉、道、咸时期是一个转折期,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转变时期需要应合时代的学术,但学术往往深深根植于传统,其转变往往迟滞缓慢。”嘉庆年间,颂扬大一统盛况是那时学术的常见主题。道光朝边疆危机已现,西北研究倒出现了由今向古的兴趣转移。“直到咸丰朝,俄国人已经在东北割占土地了,何秋涛还不得不周旋于浩渺的文献记载。这些史实中,可见这一学问与时代的不合拍之处,可见那群人追赶时代步伐的力不从心。”(304页)近代西方地理学是一种以近代物理学、近代数学等学科为基础,是一个重实测、求精确的科学体系。源于西方的近代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引进,无异于宣布了“传统学以致用的命题已经终结”(305页)。
用近代地理学标准衡量,十九世纪祁韵士、徐松对西域的实地考察,只是一个记录耳闻目睹的过程,根本无法与西方地理学创始人那种“名副其实的科学考察”相提并论。中国学者著作中标榜的对西域熟悉如“掌上螺纹”的知识没有能够给同光时期的外交谈判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传统舆地研究所呈现的那种描绘大略、长于直观而失之精确的地图绘制,仅仅能够给人一种大概的方位示意。光绪六年(一八八○)中俄伊犁交涉和后来的帕米尔争端,曾纪泽、许景澄没有合适可用的中国地图支持自己的主张,无疑会给原本困难重重的外交谈判增添更多的障碍与风险。谈判中“中方的主要依据是西方的地图,中方交涉者缺少来自本国地图的必要支持”。嘉道西域学奉为圭臬的经世致用原则,贯于考古而疏于知今的治学路数,经史之学讲求治法和提倡人心风俗的学术理路,最终导致了“以道咸之学,致同光之用”时的捉襟见肘。这些基于具体事例的评价都是在拿西方近代地理学、地图学为参照,对照出来的中国西域学的不足。这不能不让人对清代学人的努力感到惋惜。
这种对照评价能够给清代西域学一个合理的定位吗?
一百多年来,西方在各个方面展现给中国人的优势面相,很容易让中国学人回顾历史的时候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人们常常拿西方的长处比照出自己的短处,在舆地学方面我们往往拿西方更加专业化的地理学、地图学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的精准比较出中国舆地学的含混笼统,却不太在意中国传统舆地学最具优长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人文性。只要我们承认清代西域学是一个包容了历史、地理、经济、民俗、宗教、民族乃至语言学等许多内容的综合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像清代那样完整地展现过,也从来没有一个学派或者一种科学能够像清代学人那样留下如此丰厚的学术积累,那么,任何以西域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都不能不以清代西域学作为它未来成长的根基。清代的西域研究是综合的研究,它表现在康熙以来那些西出阳关,走过大漠的征人旅客的行纪、杂记和笔记中,也表现在乾嘉以来的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研究方法上,还表现在嘉道以来整体亮相的学者们留下的无量著作里。只是时势因缘的转移导致的学术转型,遮蔽了它本来具有的光芒,这在价值和影响上并不能遮盖它绽放出来的斑斓色彩。
如果西域学能够作为一门现代学问发展的话,他不会仅仅是一门区域史地学,而应该是一种融会自然、历史与人文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奠定这一学问基础的无疑应该是清代的西域研究者。
遭遇时运转移,清代西域学至今还是一个未被人充分认识的领域。即使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西域著作也远远比清代的西域研究更具吸引力。如果认真阅读斯坦因的著作就能看出他的西域研究是那样毫无保留地展示他对中国文献的依赖。自《史记》和两《汉书》以来一切有关西域的记载、魏晋以来西行进香僧人的游记,唐宋时代关于西域的一切著作,都是他最为关心、屡屡罗列的资料,他使用较多的最近资料是元代马可·波罗的行纪,至于清人的学术成果则很少涉及。斯坦因以盗宝为中心的考古行纪也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术汇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和经济学内容,为了特定的考古目的,他没有用单独某一门西方近代科学作为方法准则指导他的西域研究。斯坦因的著作“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孟凡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汉译本前言)。就是这样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可能,斯坦因每到一处都要拿汉文文献记载来印证他的实地观察,像祁韵士、徐松他们身履目验,以今证古的做法一样,他无数次地惊叹汉文历史文献留下的准确记载。他求助于汉文文献的时间要远远多于求助于平板仪的时间。汉文文献指引着他的西域行程,引导他到达辉煌的顶点。
斯坦因未能认识到清代学人的西域学贡献。以西方近代学术为标准的研究理路又遮蔽了今人对清代西域学的深入了解,学术上的今古中西隔阂没有为清代西域学的现代发展提供机会,这些都制约了现代西域学的发展。我想,西域研究如果不愿意成为一门“绝学”的话,当时刻记取王国维那段“正告天下”的声明:“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引王国维《国学丛刊序》,305页)如能真正破除此类隔阂,以前人丰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加上现代科学理念和研究范式的推进,推陈出新,则中国西域学的旧邦新造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九年八月四日
(《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郭丽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七年十二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