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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备受毛泽东推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创造性地将书中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地阅读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知道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左派幼稚病》（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译本主要有三种译名，即《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本文行文中遵从原译题名。—作者注）是在1932年，但是他读的是谁的译本，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且他从中央苏区带到延安的《左派幼稚病》也早已佚失，无从查证。笔者试着从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最早阅读的《左派幼稚病》作一探析。
《左派幼稚病》是列宁撰写于1920年4月的著作，近六年之后才有中译文问世。1926年1月16日、23日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0、111期连载了这一著作的部分内容，是子云（即刘仁静）摘译的第十章“几点结论”，译题为《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左派幼稚病》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于1928年，是由武兆镐译、吴亮武校的油印本，书名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第二个中文全译本是吴凉翻译的，首版于1930年2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出版，上海华兴书局发行，译题为《左派幼稚病》。1931年10月20日再版，但封面下方标有“1932”字样;1932年3月出版了修订第三版。再版和修订第三版的出版发行机构为“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隐去了华兴书局的字样，主要原因是华兴书局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遭到国民党的全面查禁。此后，1936年6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单行本，后来在国内大范围重印，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次数最多、传播范围最广的版本。此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有纪华译本、张仲实译本、苍木（即陈昌浩）译校本、严安仁译本、唯真译本、古平译本，以及中央编译局译本等10多种。
毛泽东阅读的《左派幼稚病》是在1932年4月20日红军打下漳州之后获得的，得书时间是4月下旬。据当时陪同他到漳州龙溪中学（现漳州一中）图书馆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找到了《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的书”。彭德怀也回忆说，1933年秋天毛主席给他寄过《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两本书，都是在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毛泽东获得的这批书大部分是在当时我党宣传出版工作的中心上海出版发行的。其中，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3月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由吴黎平译上海江南书店1930年11月出版，列宁的《两种策略》由陈文瑞译上海华兴书局1929年8月出版，《左派幼稚病》由吴凉译上海华兴书局1930年2月出版。从出版地和出版时间可以合理推测，它们应该是龙溪中学在1930年底至1931年集中采购入藏的。基于上述情况，可以相信毛泽东阅读的《左派幼稚病》文本是吴凉的译本，排除是武兆镐译、吴亮武校的油印本。
上海华兴书局等机构出版的这批图书可能在白色恐怖战乱频仍中于1932年春出现在漳州吗？除了彭德怀、曾志、史敬棠等当事人的回忆外，国民党当局查禁华兴书局的文函可以给予佐证。一份1931年1月11日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呈件中记录道：“案据属府邮件检查员何恩霈报称：窃职于一月六日奉派赴邮局检查邮件，查出上海华兴书局图书目录二本，系由上海寄开封河南大学及济汴中学，均系共产党书籍广告，请鉴核等情;并呈华兴书局图书目录两本。据此，查该书目所载，多系宣传共产主义，自应查禁以遏乱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文官处据此指令上海军警机关等查禁华兴书局出版的图书48种，其中包括列宁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书。1931年6月，成都市也奉命查禁“反动刊物”。据《成都市市政公报》载：“社会局局长周子龙令成都市图书业公会，奉令查禁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等反动刊物，令饬转知各图书店禁止销售一案文。”被查禁图书包括《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等24种。开封和成都行销的革命书刊遭到查禁之例，让我们相信1932年4月时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图书能够摆上漳州龙溪中学的书架。同时，这也反映出彼时我党出版宣传工作者之智慧与勤奋以及马列主义宣传和受众之广泛。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共产党宣言》一样备受毛泽东青睐和重视，他一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阅读《左派幼稚病》。“打下漳州所得的马列著作，就像一场及时雨，使毛泽东初步获得经典理论武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在长征途中甚至在病中也不例外。一方面毛泽东“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受到所谓“精通”马列主义引经据典的人的嘲讽和指责，他发愤“研究一点学问”;另一方面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党内“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让毛泽东对这些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开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从理论上剖析革命受挫的原因。因此，毛泽东在赠书给彭德怀时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延安时期，党中央更加重视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马列主義经典著作有了新的译本，毛泽东这时候阅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两种策略》是毛泽东研读最多的列宁著作，是他批驳“左”倾错误和制定政策策略的重要来源之一。延安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必读书目，这一时期的理论大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长期战争与革命根据地分散环境造成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党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为克服和纠正这些错误倾向和不良状态，推动革命战争乘胜前进和彻底胜利，1948年4月，毛泽东重温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在书的封面题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稍后，中宣部发出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阅读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用以指导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据逄先知回忆，此书经常在他外出视察前开列的书单之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新性地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生动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滋养;在实践上，阅读经典著作，“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并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革命干部和群众，为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引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话语强调：“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00多年过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的时代背景与当今时代已截然不同，但它其中蕴含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观点，党内铁的纪律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关系的观点，党的领导核心重要作用的观点，斗争战略与策略的观点，统一战线工作的观点等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