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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话于屈原创作的意义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中国神话极其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典籍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类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表现方法，跟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经过两次流放，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促使屈原在创作中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
《楚辞》自觉地使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用丰富的形象思维，大量地采用神话、神巫故事和寓言形式，创造出壮观的境界、奇伟高洁的人格。在这之前，原始神话不自觉地运用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而屈原第一次有意识地把这种手法运用于一种崭新的诗歌体裁之中，进而把它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艺术方法。
二、屈赋中的神话意象
屈原是我国文学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开创者，其作品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将远古神话与现实结合起来以抒愤。《楚辞》里相当一部分是屈原所作的辞赋。《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篇，均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的资料。其中尤以《天问》一篇别出一格，问了174个问题，其中涉及到许多神话故事，浪漫瑰丽。女娲、羿、鲧、禹、河伯、尧、舜、启、稷、羲和、王亥……等名字和事迹均已见于该篇，足以和《山海经》的记载互印证。
屈原的作品，尤其是《天问》里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古代神话资料。学者们早已发现，屈赋中所问所叙之神话故事与神性人物，大都可在《山海经》中找到相同相似之记载而得到印证。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决不同于同代人所谓的“抄袭”和“侵权”，故此高明的学者名之为“暗合”、“相互印证”。例如关于女娲这一神话形象在《山海经》里与屈赋中就有暗合之处。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女娲为开天辟地时化生万物之神，《说文》：“娲，占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之名最先见于屈赋和《山海经》之载述，这种巧合并非偶然。
屈原《天问》有八句诗是问女娲的：“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其意为：“人类诞生之初，是根据谁的创意？十层玉台，是谁所建造？登天成为上帝，她是从什么道路上去？女娲创造了人类，那她自己的身体又由谁制作设计?”《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这则女娲神话最为原始古老，从内容上可看出它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母系时代先民们对宇宙间万物(包括人类)起源之图腾性阐释。吕思勉先生认为“女娲盖南方之神”，“盖谓万物形体，皆女娲所制。”屈原所问：女娲是怎样登上女帝(即酋长)之位的？创造了万物形体的女娲的形体又是谁制造的？《山海经》的记载印证了女娲之肠可化为神，虽未言及造化万物和尊为女帝，但郭璞注“古神女而帝者”，并有《图赞》云：“女娲灵洞，变化无主，肠为十神，中道横处，寻之靡状，谁者能睹。”将两者之间有关女娲的神话片断融为一体。学者多认为女娲的神话传说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是巴族文化区的产物。郭璞曾寓居巫山、夷陵多年，对三峡的民间传说有所了解，故有此说。从以上所引屈赋与《山海经》中女娲神话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两书所载可能起源于同一原始传说。
另外，屈赋对神意象的使用还表现在借其表现内心情感的宣泄上。以《九歌》为例，《九歌》中或写祭神的场面，或写诸神的故事。巴、楚之国风俗迷信鬼神，宗教祭祀活动在民，屈原不是为祭祀而作，而只是汲取了其中的神话故事的成分，以至巫觋歌舞的辞采特点，采用了祭祀的某些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九歌》十一篇，都和祠神有关。这些祠神诗或幽怨，或凄恻，或缠绵，或悲壮，风采各异。《湘夫人》是《九歌》中最优秀的篇章。《九歌》中有神与神、人与神相爱的描写，这是原始宗教“人神杂糅”的一种遗留。《九歌》的思想内容，有一部分是写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如《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等。《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描写。屈原根据民间神话传说进行艺术加工，使它们成为一首首优美动人的爱情歌曲。《湘君》、《湘夫人》是《九歌》中写得非常优美而又富于故事情节的诗。湘水是楚国中的一条大河，风景秀丽，必然有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作为一对配偶神的故事也是其中之一。
《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一首诗歌。“湘君”、“湘夫人”是湘水配偶神，他们相约在洞庭叶落、白苹花开的秋天，会面于北渚。湘夫人驾船往迎，湘君不至，就把身边的玉玦抛到江中，以示诀绝。当湘君赶到北渚时，他也焦急地等待着，想能在水面上盖一所房子与湘夫人同住，结果两人终于不能相见。《湘夫人》是男巫扮作湘君所独唱的恋慕湘夫人的歌词，和女巫扮作湘夫人所独唱的恋慕湘君之词的《湘君》是姊妹篇，都是表现他们互相追求终于不遇的复杂变化的心情。作品中的神也和人一样有着悲欢离合，感情细腻动人，都非常可亲，而且遭遇也很值得同情。《湘夫人》第一层写湘君赴约却不见湘夫人的到来，湘君由热烈的期待变为深切的怨望和惆怅。第二层写湘君因思念湘夫人而展开的美好的想象：为延迎湘夫人而筑室水中，室内外陈设芳香而华美。第三层写湘夫人被九嶷众神接走，湘君最终也没等到湘夫人，怨望中又含着深沉的思念和痴情的期待。
《湘君》和《湘夫人》写神的恋爱故事，其中有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伴随着这些情节的描写，也创造了一些幻想的幽渺的境界，如“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湘君》）“捐余蹶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夫人》）等。这些都有着奇异的色彩和沅湘之间的地方情调，它所表现的是神的儿女之情。诗歌中刻画候人不来、坐失佳期的心理状态，颇为生动。林庚认为，屈原并没有把富于神话性的《九歌》更为故事情节化，相反却把它更为诗化、抒情化。
屈原在《九歌》里，保存了民间祠神歌辞描写爱情的特点，注入了自己的悲苦心情。“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用朴素自然的语言，以清秋的景色构成了一个美妙而带轻愁的意境。这样一开始就有力地衬托了湘君久候夫人不来所勾起的怅惘。
三、屈赋中神话意象的巫文化因素
巫文化是巴、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地区是巫文化的发祥地，屈原家乡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的姊归县，而这里是远古巴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屈原从小就受到巴文化的滋润。历史上巴楚疆界，唇齿相依，巴、楚文化很早就融为一体。屈原两次被流放，曾到过巴、楚的很多地方，屈原的成长过程乃至创作当受到巴、楚文化的熏陶。巴、楚文化具有一些明显的共性，其中之一就是以巫文化为主要特点。据史料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民间祭祀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由巫者演唱的“巫歌”中有不少神神恋爱或人神恋爱的故事，具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浪漫情调。与宗教祭祀的敬鬼礼神相伴随，巴、楚民间还流传着大量的神话传说。从以上对屈原作品神话意象的分析中可知，无论是《湘君》、《湘夫人》的神神恋爱，还是《离骚》中令神灵为其服务的情节描写，屈原对巫风似乎独有所钟，在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汲取了巫歌和神话传说的丰富养料，从而创作出极富浪漫色彩的《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作品。他的《九歌》等被称作“巫祝之诗”，其中弥漫着浓郁的巫文化氛围。屈原能够写出堪称“神品”的《天问》，一连提出174个问题，上天下地，神话、历史、传说无所不包，这种大无畏的怀疑精神和极富灵性的思维特点，也应该与巫文化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巫风对屈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形式方面的，也有内容方面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屈赋中神话意象的巫文化因素，无疑赋予了屈赋绚丽多彩的浪漫元素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注：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黄萍，湖北民族学院教授；徐定辉，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中国神话极其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典籍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类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表现方法，跟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经过两次流放，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促使屈原在创作中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
《楚辞》自觉地使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用丰富的形象思维，大量地采用神话、神巫故事和寓言形式，创造出壮观的境界、奇伟高洁的人格。在这之前，原始神话不自觉地运用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而屈原第一次有意识地把这种手法运用于一种崭新的诗歌体裁之中，进而把它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艺术方法。
二、屈赋中的神话意象
屈原是我国文学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开创者，其作品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将远古神话与现实结合起来以抒愤。《楚辞》里相当一部分是屈原所作的辞赋。《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篇，均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的资料。其中尤以《天问》一篇别出一格，问了174个问题，其中涉及到许多神话故事，浪漫瑰丽。女娲、羿、鲧、禹、河伯、尧、舜、启、稷、羲和、王亥……等名字和事迹均已见于该篇，足以和《山海经》的记载互印证。
屈原的作品，尤其是《天问》里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古代神话资料。学者们早已发现，屈赋中所问所叙之神话故事与神性人物，大都可在《山海经》中找到相同相似之记载而得到印证。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决不同于同代人所谓的“抄袭”和“侵权”，故此高明的学者名之为“暗合”、“相互印证”。例如关于女娲这一神话形象在《山海经》里与屈赋中就有暗合之处。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女娲为开天辟地时化生万物之神，《说文》：“娲，占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之名最先见于屈赋和《山海经》之载述，这种巧合并非偶然。
屈原《天问》有八句诗是问女娲的：“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其意为：“人类诞生之初，是根据谁的创意？十层玉台，是谁所建造？登天成为上帝，她是从什么道路上去？女娲创造了人类，那她自己的身体又由谁制作设计?”《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这则女娲神话最为原始古老，从内容上可看出它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母系时代先民们对宇宙间万物(包括人类)起源之图腾性阐释。吕思勉先生认为“女娲盖南方之神”，“盖谓万物形体，皆女娲所制。”屈原所问：女娲是怎样登上女帝(即酋长)之位的？创造了万物形体的女娲的形体又是谁制造的？《山海经》的记载印证了女娲之肠可化为神，虽未言及造化万物和尊为女帝，但郭璞注“古神女而帝者”，并有《图赞》云：“女娲灵洞，变化无主，肠为十神，中道横处，寻之靡状，谁者能睹。”将两者之间有关女娲的神话片断融为一体。学者多认为女娲的神话传说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是巴族文化区的产物。郭璞曾寓居巫山、夷陵多年，对三峡的民间传说有所了解，故有此说。从以上所引屈赋与《山海经》中女娲神话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两书所载可能起源于同一原始传说。
另外，屈赋对神意象的使用还表现在借其表现内心情感的宣泄上。以《九歌》为例，《九歌》中或写祭神的场面，或写诸神的故事。巴、楚之国风俗迷信鬼神，宗教祭祀活动在民，屈原不是为祭祀而作，而只是汲取了其中的神话故事的成分，以至巫觋歌舞的辞采特点，采用了祭祀的某些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九歌》十一篇，都和祠神有关。这些祠神诗或幽怨，或凄恻，或缠绵，或悲壮，风采各异。《湘夫人》是《九歌》中最优秀的篇章。《九歌》中有神与神、人与神相爱的描写，这是原始宗教“人神杂糅”的一种遗留。《九歌》的思想内容，有一部分是写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如《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等。《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描写。屈原根据民间神话传说进行艺术加工，使它们成为一首首优美动人的爱情歌曲。《湘君》、《湘夫人》是《九歌》中写得非常优美而又富于故事情节的诗。湘水是楚国中的一条大河，风景秀丽，必然有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作为一对配偶神的故事也是其中之一。
《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一首诗歌。“湘君”、“湘夫人”是湘水配偶神，他们相约在洞庭叶落、白苹花开的秋天，会面于北渚。湘夫人驾船往迎，湘君不至，就把身边的玉玦抛到江中，以示诀绝。当湘君赶到北渚时，他也焦急地等待着，想能在水面上盖一所房子与湘夫人同住，结果两人终于不能相见。《湘夫人》是男巫扮作湘君所独唱的恋慕湘夫人的歌词，和女巫扮作湘夫人所独唱的恋慕湘君之词的《湘君》是姊妹篇，都是表现他们互相追求终于不遇的复杂变化的心情。作品中的神也和人一样有着悲欢离合，感情细腻动人，都非常可亲，而且遭遇也很值得同情。《湘夫人》第一层写湘君赴约却不见湘夫人的到来，湘君由热烈的期待变为深切的怨望和惆怅。第二层写湘君因思念湘夫人而展开的美好的想象：为延迎湘夫人而筑室水中，室内外陈设芳香而华美。第三层写湘夫人被九嶷众神接走，湘君最终也没等到湘夫人，怨望中又含着深沉的思念和痴情的期待。
《湘君》和《湘夫人》写神的恋爱故事，其中有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伴随着这些情节的描写，也创造了一些幻想的幽渺的境界，如“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湘君》）“捐余蹶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夫人》）等。这些都有着奇异的色彩和沅湘之间的地方情调，它所表现的是神的儿女之情。诗歌中刻画候人不来、坐失佳期的心理状态，颇为生动。林庚认为，屈原并没有把富于神话性的《九歌》更为故事情节化，相反却把它更为诗化、抒情化。
屈原在《九歌》里，保存了民间祠神歌辞描写爱情的特点，注入了自己的悲苦心情。“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用朴素自然的语言，以清秋的景色构成了一个美妙而带轻愁的意境。这样一开始就有力地衬托了湘君久候夫人不来所勾起的怅惘。
三、屈赋中神话意象的巫文化因素
巫文化是巴、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地区是巫文化的发祥地，屈原家乡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的姊归县，而这里是远古巴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屈原从小就受到巴文化的滋润。历史上巴楚疆界，唇齿相依，巴、楚文化很早就融为一体。屈原两次被流放，曾到过巴、楚的很多地方，屈原的成长过程乃至创作当受到巴、楚文化的熏陶。巴、楚文化具有一些明显的共性，其中之一就是以巫文化为主要特点。据史料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民间祭祀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由巫者演唱的“巫歌”中有不少神神恋爱或人神恋爱的故事，具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浪漫情调。与宗教祭祀的敬鬼礼神相伴随，巴、楚民间还流传着大量的神话传说。从以上对屈原作品神话意象的分析中可知，无论是《湘君》、《湘夫人》的神神恋爱，还是《离骚》中令神灵为其服务的情节描写，屈原对巫风似乎独有所钟，在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汲取了巫歌和神话传说的丰富养料，从而创作出极富浪漫色彩的《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作品。他的《九歌》等被称作“巫祝之诗”，其中弥漫着浓郁的巫文化氛围。屈原能够写出堪称“神品”的《天问》，一连提出174个问题，上天下地，神话、历史、传说无所不包，这种大无畏的怀疑精神和极富灵性的思维特点，也应该与巫文化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巫风对屈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形式方面的，也有内容方面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屈赋中神话意象的巫文化因素，无疑赋予了屈赋绚丽多彩的浪漫元素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注：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黄萍，湖北民族学院教授；徐定辉，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