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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李昌奎案”之后，来自云南的又一例法院判决引发全国舆论关注。只是这次关乎的并非死刑，而是赔偿。就示范性而言，这次的“公车利用单位赔偿案”因涉及面更广，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不输于“李昌奎案”。
本案的事实部分也没有争议。多数人从情理上不能接受单位为官员发生交通事故赔偿——官员公车私用有错在前，驾驶不慎发生事故在后，而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确认驾驶人负全责。如何要赖单位赔偿？而且该单位所有的运行经费，全系纳税人负担。如此一来，岂非纳税人为官员的过错埋单？
类似的声音俯拾皆是。民意应尊重，但不诲言，民意中也有误读。
由于专业壁垒的存在，普通公众可能并不清楚此案中真实的法律关系。我们还得从法律层面，去剖析此案中的情理与法意。
此案可称之为“张鑫、李国荣诉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交通事故赔偿案”，张鑫是张文新的儿子，李国荣是张鑫的外公。而张文新——在法律上他是对事故负全责的司机；在舆论中，他更多被认为是一位公车私用的“官员”，张鑫和李国荣没有任何理由，基于张文新的死向“借车”的单位索赔。
这场引发了巨大争议的索赔案，也的确不是以张文新的死亡为诉因，他们的索赔名义，是张文新妻子李冬梅的死。因为李冬梅也是事故的遇难者。在原告方看来，车辆所有权人（即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把车借给张文新有偿使用，违反了相关规定，故应赔偿“李冬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从诉权上看，张鑫、李国荣诉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并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他们有权选择向车辆使用人（司机）或车辆所有权人（车主）进行索赔。在2004年5月1日正式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前，司机与车主确实存在着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车主将车借给他人使用，若发生事故产生赔偿，车主负有连带责任。虽然这种类似“垫付”性质的赔偿，也可以通过事后向借车人的追偿来平衡。但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已足以将车主捆绑在赔偿诉讼的被告席上。
其时，也有很多车主对这条“连带赔偿责任”无法理解，此类“情与法”的冲突在公共舆论平台上时有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删除了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车主连带责任的直接规定，却未明确车主责任，而是采用了“机动车一方”这样模糊的概念。这造就了司法实践中对车主责任的不同认识，标准不一的判罚也由此而来。
直至《侵权责任法》在201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车主在交通事故赔偿中的责任得以明确。该法第49条之一款如是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云南这起个案中，原告方虽然认为赔偿归责原则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而非《侵权责任法》，但在其陈述的索赔理由中，又强调了被告把车借给张文新使用，违反相关规定，“具有过错”，故应赔偿。这实际上还是套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原则”。
而恰恰是这个“过错”认定，偷换了概念。尽管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辩称这种“批准公车可以私用”，是“基于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生活的关心”，属“人之常情”，这种“批准”也可能真有内部规程可查。但内部规程不能凌驾于国家法令之上，批准公车可以私用本身的确存在“过错”。
只是，这种审批程序上的过错，并非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批准借车与发生事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跟路人甲向乙借了一个打火机，却去草场放了把火类似。乙对火灾并不负有责任，除非证明乙的行为存在过错（比如明知甲精神不正常且声称要去放火，乙还出借打火机）。在云南的个案中，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与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将其行政责任嫁接在民事责任中，着实让人费解。
退一步说，就算车辆所有权人的连带责任在本案中成立，第一责任人也仍然是张文新。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垫付了赔偿后，取得了向张文新追偿的资格。张文新现已死亡，这种赔偿责任应在其遗产范围内，进行处置。而张鑫正是张文新的遗产继承人。李冬梅系车辆受益者（乘客），也应分担部分赔偿责任（李冬梅的遗产继承人还是张鑫等）。换句话说，这个案子不管适用旧法，还是新法，最终落点都会变成张家内部的财产分割。而不管张文新的公车私用，是与其单位形成了“借用关系”，还是“租赁关系”，他对于车辆的损毁都负有赔偿义务——这种赔偿同样应在其遗产范围内进行。
令人奇怪的是，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似乎并未向张家主张车辆损毁的赔偿，在一审败诉之后，也未提起上诉而是“将委托律师向东川区检察院提起抗诉”。
之前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对此次交通事故中的另三位乘客（一死两伤），已先后做了赔付——或是诉讼、或是调解，金额从19万余元到数万元不等。当初公车私借，正是因为缺乏替纳税人把紧钱袋子的公共精神；如今慷慨解囊，同样是视国库税银为维护稳定的工具。这种赔偿，有何公正可言。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
本案的事实部分也没有争议。多数人从情理上不能接受单位为官员发生交通事故赔偿——官员公车私用有错在前，驾驶不慎发生事故在后，而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确认驾驶人负全责。如何要赖单位赔偿？而且该单位所有的运行经费，全系纳税人负担。如此一来，岂非纳税人为官员的过错埋单？
类似的声音俯拾皆是。民意应尊重，但不诲言，民意中也有误读。
由于专业壁垒的存在，普通公众可能并不清楚此案中真实的法律关系。我们还得从法律层面，去剖析此案中的情理与法意。
此案可称之为“张鑫、李国荣诉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交通事故赔偿案”，张鑫是张文新的儿子，李国荣是张鑫的外公。而张文新——在法律上他是对事故负全责的司机；在舆论中，他更多被认为是一位公车私用的“官员”，张鑫和李国荣没有任何理由，基于张文新的死向“借车”的单位索赔。
这场引发了巨大争议的索赔案，也的确不是以张文新的死亡为诉因，他们的索赔名义，是张文新妻子李冬梅的死。因为李冬梅也是事故的遇难者。在原告方看来，车辆所有权人（即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把车借给张文新有偿使用，违反了相关规定，故应赔偿“李冬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从诉权上看，张鑫、李国荣诉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并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他们有权选择向车辆使用人（司机）或车辆所有权人（车主）进行索赔。在2004年5月1日正式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前，司机与车主确实存在着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车主将车借给他人使用，若发生事故产生赔偿，车主负有连带责任。虽然这种类似“垫付”性质的赔偿，也可以通过事后向借车人的追偿来平衡。但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已足以将车主捆绑在赔偿诉讼的被告席上。
其时，也有很多车主对这条“连带赔偿责任”无法理解，此类“情与法”的冲突在公共舆论平台上时有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删除了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车主连带责任的直接规定，却未明确车主责任，而是采用了“机动车一方”这样模糊的概念。这造就了司法实践中对车主责任的不同认识，标准不一的判罚也由此而来。
直至《侵权责任法》在201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车主在交通事故赔偿中的责任得以明确。该法第49条之一款如是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云南这起个案中，原告方虽然认为赔偿归责原则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而非《侵权责任法》，但在其陈述的索赔理由中，又强调了被告把车借给张文新使用，违反相关规定，“具有过错”，故应赔偿。这实际上还是套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原则”。
而恰恰是这个“过错”认定，偷换了概念。尽管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辩称这种“批准公车可以私用”，是“基于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生活的关心”，属“人之常情”，这种“批准”也可能真有内部规程可查。但内部规程不能凌驾于国家法令之上，批准公车可以私用本身的确存在“过错”。
只是，这种审批程序上的过错，并非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批准借车与发生事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跟路人甲向乙借了一个打火机，却去草场放了把火类似。乙对火灾并不负有责任，除非证明乙的行为存在过错（比如明知甲精神不正常且声称要去放火，乙还出借打火机）。在云南的个案中，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与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将其行政责任嫁接在民事责任中，着实让人费解。
退一步说，就算车辆所有权人的连带责任在本案中成立，第一责任人也仍然是张文新。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垫付了赔偿后，取得了向张文新追偿的资格。张文新现已死亡，这种赔偿责任应在其遗产范围内，进行处置。而张鑫正是张文新的遗产继承人。李冬梅系车辆受益者（乘客），也应分担部分赔偿责任（李冬梅的遗产继承人还是张鑫等）。换句话说，这个案子不管适用旧法，还是新法，最终落点都会变成张家内部的财产分割。而不管张文新的公车私用，是与其单位形成了“借用关系”，还是“租赁关系”，他对于车辆的损毁都负有赔偿义务——这种赔偿同样应在其遗产范围内进行。
令人奇怪的是，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似乎并未向张家主张车辆损毁的赔偿，在一审败诉之后，也未提起上诉而是“将委托律师向东川区检察院提起抗诉”。
之前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对此次交通事故中的另三位乘客（一死两伤），已先后做了赔付——或是诉讼、或是调解，金额从19万余元到数万元不等。当初公车私借，正是因为缺乏替纳税人把紧钱袋子的公共精神；如今慷慨解囊，同样是视国库税银为维护稳定的工具。这种赔偿，有何公正可言。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