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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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康定斯基，《石版画》1923年 谈德国设计，绕不开的主题还是包豪斯，但这样一所短命的学校还能令设计界如此惦记，自然有它特殊的原因，尤其是在中国。 在深圳“从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展”国际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方晓风晒了一张在深圳机场拍的满记甜品店的照片，店里反复出现的装饰元素是一套包豪斯丛书。 方晓风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画面，意味着包豪斯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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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56年，中国开展公私合营，每个企业都有了党委书记，当这些书记进入贸易企业以后，设计师们就没办法发言了，有很多企业马上就变质了。比如冠生园的月饼在三年之内的味道就降了很多，“就是因为师父都变了”。
上海自行车厂，就因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轻工业系统收归到纺织系统，原来的独立设计就已经不存在了。
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王受之近五年来都在做上海地方志的研究，他认为这座城市是中国最值得研究的一个设计中心，但“近几年已经越来越看不到原来的光辉”。
不谈包豪斯谈啥？
梁思成先生早在1948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授课时，就采用从美国带回的“包豪斯” 教育理念和教学资料，同时聘请木工大师在木工房教学生木工手艺，使“包豪斯”在中国开始传播。
王受之承认，包豪斯在中国设计界走到“非黑即白”的尴尬境地，自己其实是推手之一。
“因为这个影响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起到树立一面旗帜的作用，除了包豪斯以外，我们没有另外的一面旗帜去做这个事。”
包豪斯其实在西方并没有在中国这么响亮、这么极端，当它在中国变成“你承认包豪斯还是不承认，就意味着你是承认设计还是不承认”，看到包豪斯在中国设计界被各路学者泛泛而谈，甚至有的不知所云，王受之认为这是一种对包豪斯的糟蹋和伤害。
中国经历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央计划经济，而谈设计，往往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谈，因此在那个环境下就没有设计，设计人谁也不敢表示出对国外艺术的好感，谁都害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这次包豪斯在中国展览，看到那些二三十年以来让设计人激动的实物，这对于王受之以及他们那个时候教育出来的设计人来说还多了一层意义。
“每当我们讲到包豪斯的时候，就会想到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工业设计的沸腾年代”。王受之觉得，“这次展览意味着我们这代人一个幸福的梦醒了，这个梦做了很久，醒了，梦里的东西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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