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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在大陆的出版物中，《理性的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是第一本试图全面把握金岳霖的思想体系的专著，在“形上关切”、“知识分析”和“逻辑意识”的标题下，作者对金岳霖元学、知识论和逻辑思想分别作了评述。
一八四○年以来，作为时代的中心课题，“古今中西之争”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就金岳霖的哲学而言，作者的基本看法是，逻辑和知识论所反映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元学则试图结合中西哲学，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相对来说，金岳霖的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是比较明显的，但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就不像“新理学”、“新心学”和“新唯识论”等那样有着接着某家某说讲的清晰迹象。自然，这对研究者是一个挑战，可贵的是，作者并不畏难。在评述其元学思想的过程中，作者对道、式和能、变和动、几和数、运和命、理和势、情和性、体和用、无极和太极等范畴在《论道》中的用法与它们在传统哲学中的意义一一作了细致的辨析(式和能是二个新造的术语，它们对应于传统哲学中的理和气)，认为前者和后者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所损益，从而论证了《论道》和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问题是，金岳霖的逻辑学和知识论与传统哲学是否就全无干系？
和成千上万的旧知识分子一样，解放以后，金岳霖就要面临一个杨绎所谓的“洗澡”问题。对于金岳霖的转向，作者认为其中既有强迫的一面，也有真诚的、自觉自愿的一面，因为他把建立统一、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但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仅仅给出一个政治上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在我看来，金岳霖的转变勿宁还有更为内在的学理上的根据，他的实在主义本来就接近唯物论，因此，他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不应该是太违心、太勉强的，而且，不独金岳霖为然，清华实在论学派的其他成员如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人似乎都有类似的情形。
还可以提出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金岳霖解放以后的哲学工作。总的说来，由于大气候的影响，其理论创造力是大为衰竭了，但作为一个慎思明辨的智者，他毕竟还有不少严肃的思考。因此，我不能同意张中行先生《为魏公藏拙》一文(载《读书》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对金岳霖后期的主要著作《罗素哲学》(生前未出版)的评价，在张先生看来，此书简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刊行之必要。由于时代的局限，《罗素哲学》确实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甚至还比较严重，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不算高明，死扭住不放更是缺乏历史的宽容的表现。认真读过《罗素哲学》的人都会认识到，此书不仅对罗素思想的绍述和评价有相当的深度，而且也标志着金岳霖自身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在感觉论上，其蓝本因和复制果的理论是对《知识论》的正觉说的发展；在逻辑哲学上，他对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探讨(对此，金岳霖还写有专文，即一九六二年的《客观事实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规律》)，是对《论道》中把式视为逻辑的泉源的思想的扬弃。因此，整理出版金先生的这本遗著实在是一桩值得嘉许的事体。扩而言之，在解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没有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学术事业倍受摧折，对此我们都有沉痛的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期间没有一点有价值的学术积累，这里需要的是发现的眼睛，而不是虚无主义的情绪，因为，它不是建设性的。
(《理性的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王中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1.00元)
一八四○年以来，作为时代的中心课题，“古今中西之争”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就金岳霖的哲学而言，作者的基本看法是，逻辑和知识论所反映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元学则试图结合中西哲学，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相对来说，金岳霖的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是比较明显的，但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就不像“新理学”、“新心学”和“新唯识论”等那样有着接着某家某说讲的清晰迹象。自然，这对研究者是一个挑战，可贵的是，作者并不畏难。在评述其元学思想的过程中，作者对道、式和能、变和动、几和数、运和命、理和势、情和性、体和用、无极和太极等范畴在《论道》中的用法与它们在传统哲学中的意义一一作了细致的辨析(式和能是二个新造的术语，它们对应于传统哲学中的理和气)，认为前者和后者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所损益，从而论证了《论道》和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问题是，金岳霖的逻辑学和知识论与传统哲学是否就全无干系？
和成千上万的旧知识分子一样，解放以后，金岳霖就要面临一个杨绎所谓的“洗澡”问题。对于金岳霖的转向，作者认为其中既有强迫的一面，也有真诚的、自觉自愿的一面，因为他把建立统一、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但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仅仅给出一个政治上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在我看来，金岳霖的转变勿宁还有更为内在的学理上的根据，他的实在主义本来就接近唯物论，因此，他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不应该是太违心、太勉强的，而且，不独金岳霖为然，清华实在论学派的其他成员如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人似乎都有类似的情形。
还可以提出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金岳霖解放以后的哲学工作。总的说来，由于大气候的影响，其理论创造力是大为衰竭了，但作为一个慎思明辨的智者，他毕竟还有不少严肃的思考。因此，我不能同意张中行先生《为魏公藏拙》一文(载《读书》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对金岳霖后期的主要著作《罗素哲学》(生前未出版)的评价，在张先生看来，此书简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刊行之必要。由于时代的局限，《罗素哲学》确实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甚至还比较严重，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不算高明，死扭住不放更是缺乏历史的宽容的表现。认真读过《罗素哲学》的人都会认识到，此书不仅对罗素思想的绍述和评价有相当的深度，而且也标志着金岳霖自身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在感觉论上，其蓝本因和复制果的理论是对《知识论》的正觉说的发展；在逻辑哲学上，他对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探讨(对此，金岳霖还写有专文，即一九六二年的《客观事实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规律》)，是对《论道》中把式视为逻辑的泉源的思想的扬弃。因此，整理出版金先生的这本遗著实在是一桩值得嘉许的事体。扩而言之，在解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没有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学术事业倍受摧折，对此我们都有沉痛的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期间没有一点有价值的学术积累，这里需要的是发现的眼睛，而不是虚无主义的情绪，因为，它不是建设性的。
(《理性的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王中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