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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都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推行儒家思想。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是，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都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推行儒家思想。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是，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