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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流传着各种暴富故事，loser们总是被自动屏蔽。他们却是股市里的大多数，失败袭来时有决绝者不惜自戕。
在这个牛气冲天的时刻，另一个上海男人康柏华的名字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他是1949年以后媒体报道的第一位因炒股自杀的股民。在亏损了6449.55元之后，康柏华“整日闷闷不乐，时常叹气”。1992年5月12日，这个41岁的公司职员在家中自缢身亡。他无从知晓，不到半个月后，他在4月份买入的延中股票股价暴涨。
更多的是一些散落在都市报版面角落里的自杀者们。南京的一个保洁员清晨到地下停车库打扫垃圾，抬头看见一个穿花衣服的老太太，身子“够”在水管上。他还以为老太太在“锻炼拉颈椎”，问了一句，怎么还不下来啊？对方毫无反应。吓出一身冷汗的保洁员叫来了保安，保安报了警。
这位老太太姓张，几年前听一个老同事说他有内幕消息，“以为能够就此轻松赚到大钱”，给老同事投了几十万，让他代炒股。但最终“鸡飞蛋打”，老同事非但没回馈任何承诺的收益，连本金也不还了。甚至她都不确定这些钱是否入了股市。老太太在起诉对方一直无果后，某个深夜悄悄起床，在桌上留下了一封遗书，走向了小区的地下室。
河南安阳病退工人刘洪飞扮演的正是与“老同事”相似的角色。2012年初，这位昔日同事和亲友眼中的“股神”，因集资诈骗罪被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刘洪飞的确“曾赚过一些钱”，而且他会提前向人们支付炒股“红利”。在人们的信任和“红利”驱使下，他集资8000多万元用于炒股，最终亏损近4000万元。
这位“股神”经常看黄历，算卦，研究某日是否是“黄道吉日”或“不宜投资”。然而，2006年前后的牛市里，他却赔了一笔。在大赔的时候，他跑到千佛寺呆了十多天，以占卜求神，获“破解之道”。
“股神”是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光环，人们却信以为真。有个老人在收到“红利”后，把包括他儿子、女儿在内的15个家族成员都叫来一起“发财”。整个家族因此损失了一百多万。
在股市，跳楼似乎是最为常见的自杀方式。1992年热播电视剧《大时代》的开场，郑少秋扮演的丁蟹在炒股失败之后带着4个儿子跳楼。在TVB的一次调查中，这一幕是许多观众记忆中的“经典场面”。
一位好事的网友甚至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为何股民自杀多选择跳楼。他罗列的理由中有这样两个：由于股民对“跳水”、“暴跌”的强烈印象，在选择自杀时，也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从高处往下落，以求一落到底，彻底解脱；与其他更为安静的辞世方式相比，跳楼自杀是一种情绪宣泄的“最无助、最懦弱、最公开”的表现形式。
看似幸福的家庭有时却脆弱无比。南京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在赔了千万元之后，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从一幢大厦的21楼一跃而下。他原本有一个让朋友们艳羡的富足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曾是一个励志故事，他和妻子在大学时谈恋爱，“最苦的时候，两人没钱了，就只打食堂的饭，再盛一些免费的菜汤就饭吃”。
第一时间抵达跳楼事故现场的除了警察，可能还有债主。南京一个男子在某个早上到欠了他15万元的银行职员杨某处索要欠款，见到的却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杨某，以及闻讯赶到的警察、法医和记者。杨某生前因为炒股负债累累，警察和死者家人都推测他是被逼债跳楼的。
有人将跳楼的地点选在了一个更有特殊意味的地方—证券公司，这是他们人生悲剧的起点（当然，他们在起点的时候不会这么认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被称为1949年后“殉股”第二人的林建华。1993年11月3日上午10时30分，林建华从杭州二轻大厦11楼跳下，这里是浙江证券（方正证券前身）所在地。林建华之死引发了“中国股票纠纷第一案”。
这位纺织公司员工给自己月薪两百多元的妻子徐兰芳留下了一个1585.43元的股票账户（本金50多万）和40多万元债务。在一位叫胡祥甫的律师的建议下，徐兰芳对林建华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提起诉讼，因为胡在详细了解案情后认为，林建华巨额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多次透支和卖空（以超过自有股票的股数卖出股票）行为，而这都是由证券公司违规提供的。林建华某天卖空总额高达1396865元—他的妻子依靠工资需要至少465年才能赚到这么多。
不乏发生在证券公司里的死亡。某个早上，重庆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里，坐在窗边椅子上的一位退休工人发现旁边的老人倒向了自己，头很沉。再一看，搭在椅背上的右手已经垂下，也没了脉搏。老人之前一直捏着拳头，紧盯大盘，嘴里重复着，“又跌了！又跌了！”杭州一个每天都会到散户大厅的老奶奶，在炒股间隙去了趟厕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她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正在飘绿。南京银河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厕所里，一个平日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以自缢的方式终结了生命，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绝望时，还有人选择服药。杭州农村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被债主监禁3天后，喝农药离开了人世。逼债的人是这家人叔叔的女婿。家中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打碎，他们的主人在离世前也遭到了残忍的殴打，客厅挂着的结婚照和地上一块小黑板上的字“世上没有后悔药。对不起”还在。
村口小店的老板说，这家人朋友很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如今炒股亏了，大家都来讨钱了。
一些股民选择了更为“小众”的自杀方式。湖北黄冈的一位铁路警察在巡逻时发现一个躺在轨道上的男子，在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将其拽下后，一辆列车呼啸而过。这位自2007年下半年炒股“损失惨重”的男子，曾经是个破产的塑料厂老板，妻儿在他破产后弃他而去。
一个本应到警署报到的香港报贩，在家中的厕所里烧炭自杀。家人怀疑他寻死的原因是其遭受的双重打击—在股市“输掉大量现金”，以及因下载儿童色情影片被警方拘捕。
广州一个在车祸中失去双腿的男子双手缠着接通电源的红蓝两根电线，坐在轮椅上离开了人世。保姆说：“他喜欢炒股，最近股市不好，他赔了很多钱，可能是想不开自杀的。”
与那些因为借钱集资炒股而走向绝路的股民不同，一些官员股民有自己的筹钱途径。
甘肃宁县一个名叫贾永强的银行副行长在股市尝到了甜头之后，逐步加大了投入，一年多的时间，股票翻了几倍。到了2008年，这位副行长手中的股票连跌不止，几十万的本金已经所剩不多。在他发现行长也炒股并且亏损时，便私下向行长提议挪用部分他们代收的某企业的职工集资建房款，“将咱俩的仓平一下”。行长说，这件事你看着办吧。
在接下来的8个月间，两人共同挪用公款110万元，贾永强独自挪用140万元。在极度恐惧中，贾永强服毒自杀。
另一些人成了杀人的罪犯。兰州某大学的会计从自己掌管的自考生学费和教材押金中挪用50万元炒股，虽陆续还款，到一位女同事接任他的工作时，仍有8万多元的“窟窿”。在继任者找他催要欠款时，他趁其打电话的时候，用两个黑色垃圾袋套在她的头上，然后双手掐住并用绳子勒她的脖子。10分钟后，女同事停止了挣扎。一个月后，一个农民在水库发现了她的尸体。
2012年5月8日上午，福建泉州的警察抓获了正在车上睡觉的陈一继。他在11个小时前锤杀了一对夫妇。事情的起因是：在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做营销代表的他曾帮这对夫妻炒股，亏损了10多万元，夫妻俩要求还钱，彼此发生了口角。
血腥的凶杀当然只是某种意外——它发生在股市中，只是以很偶然的方式。股市本身的意外却大体符合历史的逻辑——80多年后，人们还是总会想起1929年的美国。这一年的美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这场股灾中，数千人跳楼自杀。
在这之前，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长达10年的牛市，“市场里充满了看涨的人”。每个人都在谈论股票，每个人都是如此乐观，他们以为“进入了永久繁荣期”。
摘自《博客天下》
在这个牛气冲天的时刻，另一个上海男人康柏华的名字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他是1949年以后媒体报道的第一位因炒股自杀的股民。在亏损了6449.55元之后，康柏华“整日闷闷不乐，时常叹气”。1992年5月12日，这个41岁的公司职员在家中自缢身亡。他无从知晓，不到半个月后，他在4月份买入的延中股票股价暴涨。
更多的是一些散落在都市报版面角落里的自杀者们。南京的一个保洁员清晨到地下停车库打扫垃圾，抬头看见一个穿花衣服的老太太，身子“够”在水管上。他还以为老太太在“锻炼拉颈椎”，问了一句，怎么还不下来啊？对方毫无反应。吓出一身冷汗的保洁员叫来了保安，保安报了警。
这位老太太姓张，几年前听一个老同事说他有内幕消息，“以为能够就此轻松赚到大钱”，给老同事投了几十万，让他代炒股。但最终“鸡飞蛋打”，老同事非但没回馈任何承诺的收益，连本金也不还了。甚至她都不确定这些钱是否入了股市。老太太在起诉对方一直无果后，某个深夜悄悄起床，在桌上留下了一封遗书，走向了小区的地下室。
河南安阳病退工人刘洪飞扮演的正是与“老同事”相似的角色。2012年初，这位昔日同事和亲友眼中的“股神”，因集资诈骗罪被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刘洪飞的确“曾赚过一些钱”，而且他会提前向人们支付炒股“红利”。在人们的信任和“红利”驱使下，他集资8000多万元用于炒股，最终亏损近4000万元。
这位“股神”经常看黄历，算卦，研究某日是否是“黄道吉日”或“不宜投资”。然而，2006年前后的牛市里，他却赔了一笔。在大赔的时候，他跑到千佛寺呆了十多天，以占卜求神，获“破解之道”。
“股神”是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光环，人们却信以为真。有个老人在收到“红利”后，把包括他儿子、女儿在内的15个家族成员都叫来一起“发财”。整个家族因此损失了一百多万。
在股市，跳楼似乎是最为常见的自杀方式。1992年热播电视剧《大时代》的开场，郑少秋扮演的丁蟹在炒股失败之后带着4个儿子跳楼。在TVB的一次调查中，这一幕是许多观众记忆中的“经典场面”。
一位好事的网友甚至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为何股民自杀多选择跳楼。他罗列的理由中有这样两个：由于股民对“跳水”、“暴跌”的强烈印象，在选择自杀时，也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从高处往下落，以求一落到底，彻底解脱；与其他更为安静的辞世方式相比，跳楼自杀是一种情绪宣泄的“最无助、最懦弱、最公开”的表现形式。
看似幸福的家庭有时却脆弱无比。南京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在赔了千万元之后，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从一幢大厦的21楼一跃而下。他原本有一个让朋友们艳羡的富足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曾是一个励志故事，他和妻子在大学时谈恋爱，“最苦的时候，两人没钱了，就只打食堂的饭，再盛一些免费的菜汤就饭吃”。
第一时间抵达跳楼事故现场的除了警察，可能还有债主。南京一个男子在某个早上到欠了他15万元的银行职员杨某处索要欠款，见到的却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杨某，以及闻讯赶到的警察、法医和记者。杨某生前因为炒股负债累累，警察和死者家人都推测他是被逼债跳楼的。
有人将跳楼的地点选在了一个更有特殊意味的地方—证券公司，这是他们人生悲剧的起点（当然，他们在起点的时候不会这么认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被称为1949年后“殉股”第二人的林建华。1993年11月3日上午10时30分，林建华从杭州二轻大厦11楼跳下，这里是浙江证券（方正证券前身）所在地。林建华之死引发了“中国股票纠纷第一案”。
这位纺织公司员工给自己月薪两百多元的妻子徐兰芳留下了一个1585.43元的股票账户（本金50多万）和40多万元债务。在一位叫胡祥甫的律师的建议下，徐兰芳对林建华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提起诉讼，因为胡在详细了解案情后认为，林建华巨额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多次透支和卖空（以超过自有股票的股数卖出股票）行为，而这都是由证券公司违规提供的。林建华某天卖空总额高达1396865元—他的妻子依靠工资需要至少465年才能赚到这么多。
不乏发生在证券公司里的死亡。某个早上，重庆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里，坐在窗边椅子上的一位退休工人发现旁边的老人倒向了自己，头很沉。再一看，搭在椅背上的右手已经垂下，也没了脉搏。老人之前一直捏着拳头，紧盯大盘，嘴里重复着，“又跌了！又跌了！”杭州一个每天都会到散户大厅的老奶奶，在炒股间隙去了趟厕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她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正在飘绿。南京银河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厕所里，一个平日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以自缢的方式终结了生命，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绝望时，还有人选择服药。杭州农村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被债主监禁3天后，喝农药离开了人世。逼债的人是这家人叔叔的女婿。家中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打碎，他们的主人在离世前也遭到了残忍的殴打，客厅挂着的结婚照和地上一块小黑板上的字“世上没有后悔药。对不起”还在。
村口小店的老板说，这家人朋友很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如今炒股亏了，大家都来讨钱了。
一些股民选择了更为“小众”的自杀方式。湖北黄冈的一位铁路警察在巡逻时发现一个躺在轨道上的男子，在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将其拽下后，一辆列车呼啸而过。这位自2007年下半年炒股“损失惨重”的男子，曾经是个破产的塑料厂老板，妻儿在他破产后弃他而去。
一个本应到警署报到的香港报贩，在家中的厕所里烧炭自杀。家人怀疑他寻死的原因是其遭受的双重打击—在股市“输掉大量现金”，以及因下载儿童色情影片被警方拘捕。
广州一个在车祸中失去双腿的男子双手缠着接通电源的红蓝两根电线，坐在轮椅上离开了人世。保姆说：“他喜欢炒股，最近股市不好，他赔了很多钱，可能是想不开自杀的。”
与那些因为借钱集资炒股而走向绝路的股民不同，一些官员股民有自己的筹钱途径。
甘肃宁县一个名叫贾永强的银行副行长在股市尝到了甜头之后，逐步加大了投入，一年多的时间，股票翻了几倍。到了2008年，这位副行长手中的股票连跌不止，几十万的本金已经所剩不多。在他发现行长也炒股并且亏损时，便私下向行长提议挪用部分他们代收的某企业的职工集资建房款，“将咱俩的仓平一下”。行长说，这件事你看着办吧。
在接下来的8个月间，两人共同挪用公款110万元，贾永强独自挪用140万元。在极度恐惧中，贾永强服毒自杀。
另一些人成了杀人的罪犯。兰州某大学的会计从自己掌管的自考生学费和教材押金中挪用50万元炒股，虽陆续还款，到一位女同事接任他的工作时，仍有8万多元的“窟窿”。在继任者找他催要欠款时，他趁其打电话的时候，用两个黑色垃圾袋套在她的头上，然后双手掐住并用绳子勒她的脖子。10分钟后，女同事停止了挣扎。一个月后，一个农民在水库发现了她的尸体。
2012年5月8日上午，福建泉州的警察抓获了正在车上睡觉的陈一继。他在11个小时前锤杀了一对夫妇。事情的起因是：在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做营销代表的他曾帮这对夫妻炒股，亏损了10多万元，夫妻俩要求还钱，彼此发生了口角。
血腥的凶杀当然只是某种意外——它发生在股市中，只是以很偶然的方式。股市本身的意外却大体符合历史的逻辑——80多年后，人们还是总会想起1929年的美国。这一年的美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这场股灾中，数千人跳楼自杀。
在这之前，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长达10年的牛市，“市场里充满了看涨的人”。每个人都在谈论股票，每个人都是如此乐观，他们以为“进入了永久繁荣期”。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