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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但这并没有丰富他的精神生活，也并没有把他从精神的贫困和绝望中解救出来。
科学要求专业化，它使人无法受到全面的教育。只有在人文学科方面的全面教育才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使人们的生活具有目的性。科学注重实际效用，它的目的是增加财富和达到某些实际的目标。但是，科学并不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达到那些目标。科学有助于生活，但它并不教给人们生活的目的，它只注重手段，不注重目的。
科学使我们对生活不加思考。我们研究海王星的卫星，但我们却对自己的生活所知无几，我们也不着手解决我们社会中的问题。我们本应考虑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但我们却忙于计算人类要花多少光年才能到达天狼星。
“人止于小智……
不求知于遥远
无用、晦涩与难解之物，但求知于
那每日生活区区之所见
此为大智”
现代人必须放慢生活的节奏，学习人文科学和古典文学，并开始对生命的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加以思考。只有在这个时候，现代人才能声称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精神生活。
一个种南瓜的农夫只用他很少一部分的时间收获南瓜。同样，一个哲学家也只把极少的时间花在撰写哲学著作上。瓜农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准备工作上——犁地、播种、锄草等。同样，哲学家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准备工作上——阅读、思考、交谈及生活；这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假如这个瓜农的邻人对他说：“你怎么能称自己为种瓜人呢？我从来也没见过你收瓜呀！你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种瓜人！”任何一个哲学家听到这话，都会理解这个种瓜人的苦衷。
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学术界却把它部门化。文化与生活不可分割，而学术界却使它与生活脱节，并把它变为一种交易。文化应该与金钱无关，而学术界却把它商品化，使它成为一种可买可卖的货物。
在印刷机发明之前，学生没有教材，所以由教授读给学生听；“讲授”这个调来自拉丁文“legere”，意思是“朗读”。印刷机的发明使学生自己阅读成为可能，因此，教授存在的理由便不存在了。
教育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教育不发生在学生与教授之间。一个人是通过阅读，而不是通过听课而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正如约翰生所说的：“人们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无论什么都要通过讲授来教给学生。我看不出讲授比阅读究竟好在哪里，因为讲义都是从书本上抄录下来的。”
教授应该同学生一样，致力于阅读和研究经典著作，而不应该致力于写作。教授应该同学生一样，遵循莎士比亚的教诲，去阅读质量精良的作品，而不要去写作质量低劣的作品。今天的教授不是把时间花在阅读专业性的二流作品上，就是把时间花在写作专业性的二流作品上。他们觉得非写作不可。他们的口号是：“要么出版，要么完蛋。”学术界贬低文学，学术界把文学与商品交易混为一谈。
目前，有许多对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考试，但却没有对人文科学一般知识或经典著作的知识的考试。如果有这样的考试，并对在这种考试中获得优秀成绩的人有所奖励，那么，文化就会受到更多人的尊敬，经典著作也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样的考试应该每两、三年举行一次。不但学生应该参加这样的考试，成年人也应该参加这样的考试。
在这种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的人，证实了他们学习过经典著作和真正受过教育。这些人应该被一种特殊的学府录取。这种学府提供免费的学习和提倡独立的学习精神。这种学府与那种学费昂贵和培养在教授后面亦步亦趋的学习方式的现代大学完全不同。这种学府应该向学者和作家开放，也应该向音乐家和艺术家开放。这种学府应该致力于文化的发展，而不应该像目前的大学，只致力于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这种学府将向人们提供可供他们享用一生的支持与鼓励，而不是只向人们提供暂时的帮助。
这种学府不应该像修道院一样与世隔绝。它不会强迫它的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比如，如果梭罗就读于这种学府，他就仍然可以做他的测量员的半日工作，他也仍然可以只身一人住在林子里，而且，假如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结婚、养育子女。虽然，这种学府也会有其它学府所具有的缺点，但它会在文化的复兴中起重要作用。
尼采在二十几岁时崇拜叔本华。但是，在尼采三十多岁时，他写了《人性，全只是人性而已》，并在对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上跟叔本华截然不同。比如，叔本华反对决斗；尼采则赞成决斗。叔本华赞成学习外语；尼采则反对学习外语。叔本华认为噪音分散人的精力；尼采则认为噪音有妙处可言。也许尼采与叔本华争辩，意在把自己从叔本华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成为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哲学家，以成为与叔本华平起平坐的哲学家。
自从尼采把自己从叔本华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之后，他再也不觉得有必要与叔本华相争了。无论怎样，尼采的确攻击过叔本华，说他有意制造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以为自己的伦理观和世界观辩护，正如他也攻击康德，说康德也有意制造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以为自己的上帝之说和基督徒伦理观而辩护一样。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多不是用来阐述真理，而是用来为哲学家个人的见解辩护。在尼采看来，一个哲学家的个人见解是该哲学家本人的本能或直觉的表现。
尼采对叔本华和康德的批评不在于他们的有意制造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而在于他们对个人见解和颓废的本能或冲动的表现。尼采认为，自己的高明不在于制造坚不可摧的论点，而在于表现深刻的洞察力和健康的、而不是颓废的见解和直觉。尼采的高明还在于，他用一种直接的、诚实的和简洁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而不是有意地使自己的论述成为冗长的繁琐的或形而上学的。
当一个人实在无处寻求安慰时，他们可以从时间的消逝中得到安慰。正如诗圣莎翁所说：“让该来的都来吧／时间经得起最强烈的风暴。”
生人总使人联想起以前所认识的人。初识某人时，人们通常这样想：“我认识他吗？我以前见过他吗？”因此，就有普鲁斯特小说里“我”的故事。当“我”在海滩上认识了新朋友时，他把他们和他以前在巴黎所认识的人联系了起来。普鲁斯特写道：“在巴尔贝克的头几天里，我成功地发现斯万太太的行李夫勒格兰丁和斯万太太本人以一个餐馆服务员——他是一个外国人，我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和浴室管理员的形象出现。”
当人们初遇某人时，人们通常过高地估计他。人们往往不是把人自我化，就是把人理想化。《战争与和平》里的人物安德烈亲王在第一次遇见斯宾兰斯基的时候，对他敬慕不已。但当安德烈亲王更多地了解了斯宾兰斯基之后，他就对他产生了幻灭感。
体育运动是战争与狞猎的一种升华了的形式，那些具有进攻性和竞争性的人就因此而喜欢体育运动。托尔斯泰说：“人分两类：猎人和非猎人。”这也就是说，人分为体育爱好者和非体育爱好者。
科学要求专业化，它使人无法受到全面的教育。只有在人文学科方面的全面教育才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使人们的生活具有目的性。科学注重实际效用，它的目的是增加财富和达到某些实际的目标。但是，科学并不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达到那些目标。科学有助于生活，但它并不教给人们生活的目的，它只注重手段，不注重目的。
科学使我们对生活不加思考。我们研究海王星的卫星，但我们却对自己的生活所知无几，我们也不着手解决我们社会中的问题。我们本应考虑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但我们却忙于计算人类要花多少光年才能到达天狼星。
“人止于小智……
不求知于遥远
无用、晦涩与难解之物，但求知于
那每日生活区区之所见
此为大智”
现代人必须放慢生活的节奏，学习人文科学和古典文学，并开始对生命的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加以思考。只有在这个时候，现代人才能声称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精神生活。
一个种南瓜的农夫只用他很少一部分的时间收获南瓜。同样，一个哲学家也只把极少的时间花在撰写哲学著作上。瓜农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准备工作上——犁地、播种、锄草等。同样，哲学家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准备工作上——阅读、思考、交谈及生活；这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假如这个瓜农的邻人对他说：“你怎么能称自己为种瓜人呢？我从来也没见过你收瓜呀！你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种瓜人！”任何一个哲学家听到这话，都会理解这个种瓜人的苦衷。
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学术界却把它部门化。文化与生活不可分割，而学术界却使它与生活脱节，并把它变为一种交易。文化应该与金钱无关，而学术界却把它商品化，使它成为一种可买可卖的货物。
在印刷机发明之前，学生没有教材，所以由教授读给学生听；“讲授”这个调来自拉丁文“legere”，意思是“朗读”。印刷机的发明使学生自己阅读成为可能，因此，教授存在的理由便不存在了。
教育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教育不发生在学生与教授之间。一个人是通过阅读，而不是通过听课而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正如约翰生所说的：“人们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无论什么都要通过讲授来教给学生。我看不出讲授比阅读究竟好在哪里，因为讲义都是从书本上抄录下来的。”
教授应该同学生一样，致力于阅读和研究经典著作，而不应该致力于写作。教授应该同学生一样，遵循莎士比亚的教诲，去阅读质量精良的作品，而不要去写作质量低劣的作品。今天的教授不是把时间花在阅读专业性的二流作品上，就是把时间花在写作专业性的二流作品上。他们觉得非写作不可。他们的口号是：“要么出版，要么完蛋。”学术界贬低文学，学术界把文学与商品交易混为一谈。
目前，有许多对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考试，但却没有对人文科学一般知识或经典著作的知识的考试。如果有这样的考试，并对在这种考试中获得优秀成绩的人有所奖励，那么，文化就会受到更多人的尊敬，经典著作也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样的考试应该每两、三年举行一次。不但学生应该参加这样的考试，成年人也应该参加这样的考试。
在这种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的人，证实了他们学习过经典著作和真正受过教育。这些人应该被一种特殊的学府录取。这种学府提供免费的学习和提倡独立的学习精神。这种学府与那种学费昂贵和培养在教授后面亦步亦趋的学习方式的现代大学完全不同。这种学府应该向学者和作家开放，也应该向音乐家和艺术家开放。这种学府应该致力于文化的发展，而不应该像目前的大学，只致力于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这种学府将向人们提供可供他们享用一生的支持与鼓励，而不是只向人们提供暂时的帮助。
这种学府不应该像修道院一样与世隔绝。它不会强迫它的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比如，如果梭罗就读于这种学府，他就仍然可以做他的测量员的半日工作，他也仍然可以只身一人住在林子里，而且，假如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结婚、养育子女。虽然，这种学府也会有其它学府所具有的缺点，但它会在文化的复兴中起重要作用。
尼采在二十几岁时崇拜叔本华。但是，在尼采三十多岁时，他写了《人性，全只是人性而已》，并在对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上跟叔本华截然不同。比如，叔本华反对决斗；尼采则赞成决斗。叔本华赞成学习外语；尼采则反对学习外语。叔本华认为噪音分散人的精力；尼采则认为噪音有妙处可言。也许尼采与叔本华争辩，意在把自己从叔本华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成为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哲学家，以成为与叔本华平起平坐的哲学家。
自从尼采把自己从叔本华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之后，他再也不觉得有必要与叔本华相争了。无论怎样，尼采的确攻击过叔本华，说他有意制造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以为自己的伦理观和世界观辩护，正如他也攻击康德，说康德也有意制造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以为自己的上帝之说和基督徒伦理观而辩护一样。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多不是用来阐述真理，而是用来为哲学家个人的见解辩护。在尼采看来，一个哲学家的个人见解是该哲学家本人的本能或直觉的表现。
尼采对叔本华和康德的批评不在于他们的有意制造冗长而繁琐的形而上的论点，而在于他们对个人见解和颓废的本能或冲动的表现。尼采认为，自己的高明不在于制造坚不可摧的论点，而在于表现深刻的洞察力和健康的、而不是颓废的见解和直觉。尼采的高明还在于，他用一种直接的、诚实的和简洁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而不是有意地使自己的论述成为冗长的繁琐的或形而上学的。
当一个人实在无处寻求安慰时，他们可以从时间的消逝中得到安慰。正如诗圣莎翁所说：“让该来的都来吧／时间经得起最强烈的风暴。”
生人总使人联想起以前所认识的人。初识某人时，人们通常这样想：“我认识他吗？我以前见过他吗？”因此，就有普鲁斯特小说里“我”的故事。当“我”在海滩上认识了新朋友时，他把他们和他以前在巴黎所认识的人联系了起来。普鲁斯特写道：“在巴尔贝克的头几天里，我成功地发现斯万太太的行李夫勒格兰丁和斯万太太本人以一个餐馆服务员——他是一个外国人，我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和浴室管理员的形象出现。”
当人们初遇某人时，人们通常过高地估计他。人们往往不是把人自我化，就是把人理想化。《战争与和平》里的人物安德烈亲王在第一次遇见斯宾兰斯基的时候，对他敬慕不已。但当安德烈亲王更多地了解了斯宾兰斯基之后，他就对他产生了幻灭感。
体育运动是战争与狞猎的一种升华了的形式，那些具有进攻性和竞争性的人就因此而喜欢体育运动。托尔斯泰说：“人分两类：猎人和非猎人。”这也就是说，人分为体育爱好者和非体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