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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处于半退休状态后，就很少去北京了。因为我怕见京官，哪怕是亲友中的京官。但是我却常常会想念前中宣部研究室主任朱通。他是个老资格的京官，却没有一点京官味。与其说他是我的上级领导，不如说是一位可敬的兄长。朱通不像大多数京官那样喜欢别人称呼其官衔。因此相识近三十年，从年轻到现在我就一直叫他老朱。
老朱和我一样是浙江人。他一直是中央最高层的大笔杆子。80年代初参与十二大党章修改，注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7年参加宋平主持的十三大文件的党建小组；1989年冬至1990年9月，出任中央关于苏联东欧剧变情况追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负责人。
198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时，我进京汇报。第一站自然要去上级领导机关——中宣部研究室，就此认识了朱通。老朱中等个子，身材微胖，说话不紧不慢，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举止谈吐真可用温良恭俭让来形容。他听完我的汇报，十分感兴趣，但并没有说半句赞扬的官话，而是给我出主意如何取得中宣部领导人的重视。此后他就一直全力支持我们的研讨活动。当时我刚踏足官场，完全不懂如何和京官打交道，然而又亟需中央宣传系统各部门的支持。于是老朱成了我的幕后“高人”，不仅常常在私底下给我指点迷津，有时还亲自出马帮我找人沟通。在朱厚泽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曾有人说，朱通是邓力群的人，提醒我不要和他走得太近。但我很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赞成以线划人。老朱办事稳重，但思想开放，值得我敬重。
1989年初，老朱来上海出差，随行的有一名叫李从军的研究室工作人员，说是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我陪他们去上海飞机制造厂参观，小李对老朱毕恭毕敬。他见我和老朱的关系不一般，又听说我也是研究生毕业，就主动和我接近。
这年年底，我正在家赋闲。有一天，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说老朱到了上海，想要见见我。我在部机关见老朱时，部领导十分紧张，知道朱通通天，就派了机关总支书记在边上旁听。老朱见此情形，只是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约我去他下榻的上海大沪饭店见面。第二天，我如约前去见他，在座的还有深圳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老朱希望我担任深圳准备拍摄的电视政论片《世纪行》的主要撰稿人，并介绍说这部电视片是正面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使这种宣传入耳、入脑、入心，强调继续改革开放，强调团结。老朱说，邓力群会出任总顾问，他自己出任总策划，参与撰稿的还有秦晓鹰和《农民日报》的刘青。老朱对我说：“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既然上海不用你，愿不愿意到中宣部研究室来工作？我也快要到年龄离休了。”他还说，这都是力群同志的意思。我婉言谢绝了老朱的好意，说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料，准备回到学术界，先出国再深造一下，但我一定会回来。老朱听了没有再坚持，而是说：“那你任何时候到北京都可以来找我们。”这番话令当时身处逆境的我非常感动。
1994年夏，我从美国到香港《明报》工作。第一次出差去北京，尽管在海外媒体供职的身份敏感，但想到老朱以前的话就鼓足勇气去见他。想不到老朱对我的热情不减当年，马上要我去他家做客，畅谈别后之情。还说力群同志一直在关心你，这次我来安排你去见见他。几天后，邓力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老朱就陪我去新鲜胡同的邓家。
此后，我只要进京都会去拜访老朱，有时还会找家小饭馆，要几碟小菜，喝点小酒，天南地北地闲聊。有几次还约上中宣部的老熟人——新闻局长钟沛璋和研究室的陶骅（原中宣部出版局长，现《求是》杂志总编辑）。尽管老朱一年比一年衰老，但言谈之中，总觉得他的思想一直像年轻人那样敏锐活跃。我自从患上眼疾后就很少去北京了。下次再进京一定去看看老朱。
李从军（左）朱通（中）作者（右）
老朱和我一样是浙江人。他一直是中央最高层的大笔杆子。80年代初参与十二大党章修改，注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7年参加宋平主持的十三大文件的党建小组；1989年冬至1990年9月，出任中央关于苏联东欧剧变情况追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负责人。
198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时，我进京汇报。第一站自然要去上级领导机关——中宣部研究室，就此认识了朱通。老朱中等个子，身材微胖，说话不紧不慢，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举止谈吐真可用温良恭俭让来形容。他听完我的汇报，十分感兴趣，但并没有说半句赞扬的官话，而是给我出主意如何取得中宣部领导人的重视。此后他就一直全力支持我们的研讨活动。当时我刚踏足官场，完全不懂如何和京官打交道，然而又亟需中央宣传系统各部门的支持。于是老朱成了我的幕后“高人”，不仅常常在私底下给我指点迷津，有时还亲自出马帮我找人沟通。在朱厚泽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曾有人说，朱通是邓力群的人，提醒我不要和他走得太近。但我很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赞成以线划人。老朱办事稳重，但思想开放，值得我敬重。
1989年初，老朱来上海出差，随行的有一名叫李从军的研究室工作人员，说是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我陪他们去上海飞机制造厂参观，小李对老朱毕恭毕敬。他见我和老朱的关系不一般，又听说我也是研究生毕业，就主动和我接近。
这年年底，我正在家赋闲。有一天，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说老朱到了上海，想要见见我。我在部机关见老朱时，部领导十分紧张，知道朱通通天，就派了机关总支书记在边上旁听。老朱见此情形，只是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约我去他下榻的上海大沪饭店见面。第二天，我如约前去见他，在座的还有深圳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老朱希望我担任深圳准备拍摄的电视政论片《世纪行》的主要撰稿人，并介绍说这部电视片是正面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使这种宣传入耳、入脑、入心，强调继续改革开放，强调团结。老朱说，邓力群会出任总顾问，他自己出任总策划，参与撰稿的还有秦晓鹰和《农民日报》的刘青。老朱对我说：“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既然上海不用你，愿不愿意到中宣部研究室来工作？我也快要到年龄离休了。”他还说，这都是力群同志的意思。我婉言谢绝了老朱的好意，说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料，准备回到学术界，先出国再深造一下，但我一定会回来。老朱听了没有再坚持，而是说：“那你任何时候到北京都可以来找我们。”这番话令当时身处逆境的我非常感动。
1994年夏，我从美国到香港《明报》工作。第一次出差去北京，尽管在海外媒体供职的身份敏感，但想到老朱以前的话就鼓足勇气去见他。想不到老朱对我的热情不减当年，马上要我去他家做客，畅谈别后之情。还说力群同志一直在关心你，这次我来安排你去见见他。几天后，邓力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老朱就陪我去新鲜胡同的邓家。
此后，我只要进京都会去拜访老朱，有时还会找家小饭馆，要几碟小菜，喝点小酒，天南地北地闲聊。有几次还约上中宣部的老熟人——新闻局长钟沛璋和研究室的陶骅（原中宣部出版局长，现《求是》杂志总编辑）。尽管老朱一年比一年衰老，但言谈之中，总觉得他的思想一直像年轻人那样敏锐活跃。我自从患上眼疾后就很少去北京了。下次再进京一定去看看老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