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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哪亮亮灯哪光，往前照啊，耳哪听得谯楼啊三鼓敲。”陈国礼随意一哼川剧折子戏《瑞霓罗帐·马房放奎》，把时光带回了1953年。彼时在重庆江北磐溪，诞生了初名西南川剧院附属实验学校的四川省川剧学校，百余名七八岁的孩子成为其中的第一批学生。磐溪一隅，常常回荡着宛转悠扬的戏声，令人心向往之。
这所学校在近70年间的跌宕起伏，也是川剧教育踯躅前行的足迹。
铁笼山 是川剧传统经典折子戏，讲的是铁木耳恼怒了老父王英宗，被贬至铁笼山永不回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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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江湖
陈国礼出生在重庆，从小生活在正阳街。当时正阳街附近有西南川剧院重庆剧场、实验剧场、青年宫、一川大戏院等不少大大小小的剧场，就算只是行走在此处，远近模糊或清晰的迷人戏声也会沁人心脾。何况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陈国礼，“天天都有戏看”，更是由心间生出一份热爱。
川剧大师杨昌林曾说过，“过去四川很多人没有读过书，他们的教育都是来自于川剧，川剧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礼义廉耻。”川剧讲故事，也传播价值观。
1957年，陈国礼初中毕业，在他面前有三个选择，一是绘画，二是报考电影学院，三是报考四川省川剧学校（川校）。他没多犹豫，便约上几个朋友一同报考了此时刚建校4年的川校，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成为川校的第三批学生，结下了与川剧数十年的缘分。
此时的川剧发展如火如荼。邓小平、贺龙都曾表示，“川剧是四川人民喜爱的，我们就应该喜欢，这是群众路线问题”。加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整个50年代被视为川剧的“黄金时代”。陈国礼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被称为川剧界“黄埔”的川校学艺，在当时绝对可以说是前景光明的选择。
相比于以前传统的个人拜师、父子家传，50年代的川校已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化的川剧教育模式。尽管当时学科还不算完备，但陈国礼和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相当充实。
早上五点五十就要起床。六点开始上早课，主要练以手、腿、腰为主的基本功和包括顶、翻、滚、扑的武功。八点吃完早饭后，接着上语文、历史等文化课以及乐理、视唱、练声、唱腔等专业课。下午的学习从两点开始，六点结束，以身段、排练为主。晚上则是观摩和实践演出，一般是高年级演出，低年级或观摩或参与进去当吼倌（群众演员）……
50年代的四川，是全国戏曲剧团最多的省份之一。百余个剧团自然分成了多个流派，唱腔、身段、表演程式不一，水平也参差不齐。如何为川剧提供一个统一的规范，以适应川剧更好地发展，是时任川校校长张德成和教务科长赵培镛等川剧名家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
1959年，陈国礼作为学生代表，进入川校成立的川剧教材编写组，配合其他编撰教师一同完成了川剧表演和打击乐的教材，内容包括褶子、折扇、步法、指法以及净角、旦角等的表演程式。当时全国的戏曲学校都没有一个系统成文的专业教材，后来，这批教材被送到北京，参加全国戏曲院校成果展览，开了建国以来新型艺术学校教材的先河。
就是在川剧这样蓬勃发展的大态势下，以川校为主力军的川剧教育焕发着生机，各地大小剧团除了部分有自身附设的川剧学校，更多的是将学生推荐到川校接受委培教育。而川校师资力量也是不用愁的。用陈国礼的话来说，“简直不得了”——正、副校长由川剧须生泰斗张德成和经验丰富的戏剧教育家匡文宇担任，周裕祥与阳友鹤为教务主任，赵培镛任教务科长。授课老师如张崇德、韩成之（筱灵钧）、秦介仁、龚明光……都是表演、音乐方面的名家。
“简直不得了”
比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勃勃生机，当时间来到六七十年代，大势所趨之下的川剧与川剧教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汪曾祺说，川剧文学性高，像“月明如水浸楼台”这样的唱词，在别的剧种里是找不出来的。但“文革”时期，传统戏全面禁演，深受观众喜爱的“才子佳人”等戏码被视为“封资修”，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原本生动有趣、生活化的川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吸引力。加上部分表演艺术家遭到批斗，大量戏装、剧本乃至文献资料被悉数焚毁，川校的招生也一度陷入停滞。
1973年，早已迁至成都的川校相隔6年再次招生。消息一经散开，数千学生蜂拥而来报考，其中不乏抱着逃避上山下乡想法的人。最终百里挑一只留下了60余名，分为音乐班和表演班，其中表演班的学生包括如今的著名演员邓婕、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朱彤。这届学生仍以学习现代戏为主。
直到1978年春，邓小平因出国访问途经成都，看了一台两小时的川剧晚会。戏完终场，他说：“这么好的戏，可以对群众演出嘛。”川剧这才又开放传统戏，回到正轨。一年后，现在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陈智林进入川校学艺，陈国礼已留校任教，成为他的老师之一。
陈智林入学时，15岁的年纪已相对偏大。只是因为看了一部《卧虎令》，他便爱上了川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川校。本来当时他的学习成绩不错，有把握考一个不错的大学，所以父母极不赞成，连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都藏起来。后来陈智林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榜单告诉他，这才没有耽误入学。
15岁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圈子，这对陈智林来说异常艰难，身边不少人认为他是在浪费时间。好在川校的老师给予了他支撑，嘴上虽然嫌弃道“如果你能把川剧学出个名堂，我手心煎鱼给你吃”，却在他身上花费了最多的精力。陈智林也没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后来两度获“梅花奖”。
陈智林回忆，1982年7月，四川省委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并制定“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对于校园外的川剧来说，十年漫长时间带来的是观众的断层与审美的退化，川剧每况愈下的态势已初露端倪。可对于引领川剧教育的川校来说，这段时间的发展即便是有所萎缩，但还相对算是平稳，几乎看不出危机。
1980年，由文化部提名，经教育部上报国务院，川校被批准为全国重点艺术中专。1987年川校开办了首届明星班，肖德美、田曼莎、何伶、孙勇波、黄荣华、胡瑜斌、崔光丽，这个班一共出了7朵“梅花”。加上前后几届学生，包括陈智林，他们至今都是川剧界、川剧教育界的中坚力量，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川剧教育仍在迈步之中。直到90年代初，各剧团的委培生源仍然较多。 初现端倪的颓势
陈国礼向记者讲述四川省川剧学校及其背后川剧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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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川剧的教育终究是跌宕起伏的，不可避免地会受社会需求、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比如随着电视、电影的发展，观众越来越少。而90年代末、21世纪初“生源大战”时，家长认为进入高中学习数理化，或是学习动漫等新兴专业会更有利于实际就业和发展。加上后来各个剧团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受到了冲击，大小区县川剧团被撤销，学习川剧的学生突然没了就业出路，川剧的招生越发困难。从以前的百里挑一，变成了“有一个算一个”。
2005年5月，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舞蹈学校合并升格成立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实际上，能升格为学院，主要凭靠着川剧这一独特又具有竞争力的专业。但令人唏嘘的是，这时川剧专业招生陷入困境，尽管分为中专、大专两种模式，但学生很少，无法独立成为一个系，只好将川剧归入戏剧系，成为其中一个專业、一个科。
在老一辈的川剧人看来，这就是川剧“不是很景气”的表现，加上此时的四川省川剧院也没什么演出任务，形势并不乐观。为了生存，大量的川剧演员四处奔波，寻找表演的机会，或者单单将川剧的某一部分，比如变脸拿出来，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一定程度上将川剧碎片化、器官化。更有甚者，为了一味迎合时代，进行所谓的“创新”，将川剧改得“四不像”。这让川剧教育者深感无奈，却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中的辛酸。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近些年，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明确川剧是整个学院的命脉、特色与办学主体，同时努力争取政策，减免川剧系学生的学费。同时，随着各地大小剧团的重建，委培教育也再次发展起来。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四川省川剧院与中国戏曲学院合作，首次联合招收10名川剧表演本科生。第二年，国办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这对川剧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正式将川剧单列出来，使之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系。
“打铁还须自身硬”，川剧名家任庭芳表示，文艺大环境比以前好多了，但关键还得我们自己努力，除了扩展生存空间，更要创造条件让演员多上台锻炼，营造戏曲生态空间。而“在培养观众中发现专业的苗子”，这是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一直在做的事。
在去年9月入校的学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学生，让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主任陈菊芳印象深刻。从一开始学习川剧的重要元素变脸，到系统完整地学习川剧，这个名叫蒋金津的学生下的功夫连从艺数十年的陈菊芳都深为感慨。
去年3月底，11岁的蒋金津想参加中国戏曲小梅花业余组的比赛。她从小学习变脸，还拜了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为师。但除了变脸以外，川剧的其他基本功她都不会。最后找到了陈菊芳帮忙排演川剧代表剧目《别洞观景》。
变脸只是川剧“大刀走路”、“软索套壶”等上千个表演技巧之一，是刻画人物的方式、不应喧宾夺主成为川剧的全部。平时蒋金津要上学，陈菊芳要上班，她们只能抓紧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上课。为了打基础，陈菊芳还帮她找了武功、唱腔、杂技等方面的老师，五名老师几乎是以“车轮战”的方式，一个个地教。老师们可以轮换着来，可蒋金津却是从始至终都在刻苦练习。
5月送带子、7月正式比赛，最终蒋金津在157名孩子中拿到了前四的好成绩。陈菊芳与其他老师的辛苦没有白费。
今年，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一共有189名学生。从以前的“有一个算一个”到现在基本能达到招生标准，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些学生从一开始抱着“学艺术加分”的心态，到后来真心热爱川剧，这让陈菊芳对川剧教育的信心倍增——毕竟川剧的魅力足以让人不求回报地投入。
“只要有点阳光，就会很灿烂”，一直以来，陈智林等人都对川剧、川剧教育抱有极大的期望，在他们看来，川剧教育已经度过了“最寒冷的时代”。尽管唏嘘于川剧的“大不如从前”，尽管目前还存在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川剧人才与观众断层等现实困难，但无论是老一辈的陈国礼，还是现在的陈智林、陈菊芳，他们都认为川剧不会消亡，反而会随着岁月的磨炼与检验，生生不息。
这所学校在近70年间的跌宕起伏，也是川剧教育踯躅前行的足迹。
铁笼山 是川剧传统经典折子戏，讲的是铁木耳恼怒了老父王英宗，被贬至铁笼山永不回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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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江湖
陈国礼出生在重庆，从小生活在正阳街。当时正阳街附近有西南川剧院重庆剧场、实验剧场、青年宫、一川大戏院等不少大大小小的剧场，就算只是行走在此处，远近模糊或清晰的迷人戏声也会沁人心脾。何况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陈国礼，“天天都有戏看”，更是由心间生出一份热爱。
川剧大师杨昌林曾说过，“过去四川很多人没有读过书，他们的教育都是来自于川剧，川剧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礼义廉耻。”川剧讲故事，也传播价值观。
1957年，陈国礼初中毕业，在他面前有三个选择，一是绘画，二是报考电影学院，三是报考四川省川剧学校（川校）。他没多犹豫，便约上几个朋友一同报考了此时刚建校4年的川校，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成为川校的第三批学生，结下了与川剧数十年的缘分。
此时的川剧发展如火如荼。邓小平、贺龙都曾表示，“川剧是四川人民喜爱的，我们就应该喜欢，这是群众路线问题”。加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整个50年代被视为川剧的“黄金时代”。陈国礼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被称为川剧界“黄埔”的川校学艺，在当时绝对可以说是前景光明的选择。
相比于以前传统的个人拜师、父子家传，50年代的川校已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化的川剧教育模式。尽管当时学科还不算完备，但陈国礼和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相当充实。
早上五点五十就要起床。六点开始上早课，主要练以手、腿、腰为主的基本功和包括顶、翻、滚、扑的武功。八点吃完早饭后，接着上语文、历史等文化课以及乐理、视唱、练声、唱腔等专业课。下午的学习从两点开始，六点结束，以身段、排练为主。晚上则是观摩和实践演出，一般是高年级演出，低年级或观摩或参与进去当吼倌（群众演员）……
50年代的四川，是全国戏曲剧团最多的省份之一。百余个剧团自然分成了多个流派，唱腔、身段、表演程式不一，水平也参差不齐。如何为川剧提供一个统一的规范，以适应川剧更好地发展，是时任川校校长张德成和教务科长赵培镛等川剧名家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
1959年，陈国礼作为学生代表，进入川校成立的川剧教材编写组，配合其他编撰教师一同完成了川剧表演和打击乐的教材，内容包括褶子、折扇、步法、指法以及净角、旦角等的表演程式。当时全国的戏曲学校都没有一个系统成文的专业教材，后来，这批教材被送到北京，参加全国戏曲院校成果展览，开了建国以来新型艺术学校教材的先河。
就是在川剧这样蓬勃发展的大态势下，以川校为主力军的川剧教育焕发着生机，各地大小剧团除了部分有自身附设的川剧学校，更多的是将学生推荐到川校接受委培教育。而川校师资力量也是不用愁的。用陈国礼的话来说，“简直不得了”——正、副校长由川剧须生泰斗张德成和经验丰富的戏剧教育家匡文宇担任，周裕祥与阳友鹤为教务主任，赵培镛任教务科长。授课老师如张崇德、韩成之（筱灵钧）、秦介仁、龚明光……都是表演、音乐方面的名家。
“简直不得了”
比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勃勃生机，当时间来到六七十年代，大势所趨之下的川剧与川剧教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汪曾祺说，川剧文学性高，像“月明如水浸楼台”这样的唱词，在别的剧种里是找不出来的。但“文革”时期，传统戏全面禁演，深受观众喜爱的“才子佳人”等戏码被视为“封资修”，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原本生动有趣、生活化的川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吸引力。加上部分表演艺术家遭到批斗，大量戏装、剧本乃至文献资料被悉数焚毁，川校的招生也一度陷入停滞。
1973年，早已迁至成都的川校相隔6年再次招生。消息一经散开，数千学生蜂拥而来报考，其中不乏抱着逃避上山下乡想法的人。最终百里挑一只留下了60余名，分为音乐班和表演班，其中表演班的学生包括如今的著名演员邓婕、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朱彤。这届学生仍以学习现代戏为主。
直到1978年春，邓小平因出国访问途经成都，看了一台两小时的川剧晚会。戏完终场，他说：“这么好的戏，可以对群众演出嘛。”川剧这才又开放传统戏，回到正轨。一年后，现在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陈智林进入川校学艺，陈国礼已留校任教，成为他的老师之一。
陈智林入学时，15岁的年纪已相对偏大。只是因为看了一部《卧虎令》，他便爱上了川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川校。本来当时他的学习成绩不错，有把握考一个不错的大学，所以父母极不赞成，连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都藏起来。后来陈智林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榜单告诉他，这才没有耽误入学。
15岁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圈子，这对陈智林来说异常艰难，身边不少人认为他是在浪费时间。好在川校的老师给予了他支撑，嘴上虽然嫌弃道“如果你能把川剧学出个名堂，我手心煎鱼给你吃”，却在他身上花费了最多的精力。陈智林也没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后来两度获“梅花奖”。
陈智林回忆，1982年7月，四川省委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并制定“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对于校园外的川剧来说，十年漫长时间带来的是观众的断层与审美的退化，川剧每况愈下的态势已初露端倪。可对于引领川剧教育的川校来说，这段时间的发展即便是有所萎缩，但还相对算是平稳，几乎看不出危机。
1980年，由文化部提名，经教育部上报国务院，川校被批准为全国重点艺术中专。1987年川校开办了首届明星班，肖德美、田曼莎、何伶、孙勇波、黄荣华、胡瑜斌、崔光丽，这个班一共出了7朵“梅花”。加上前后几届学生，包括陈智林，他们至今都是川剧界、川剧教育界的中坚力量，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川剧教育仍在迈步之中。直到90年代初，各剧团的委培生源仍然较多。 初现端倪的颓势
陈国礼向记者讲述四川省川剧学校及其背后川剧的兴衰。
封面
但川剧的教育终究是跌宕起伏的，不可避免地会受社会需求、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比如随着电视、电影的发展，观众越来越少。而90年代末、21世纪初“生源大战”时，家长认为进入高中学习数理化，或是学习动漫等新兴专业会更有利于实际就业和发展。加上后来各个剧团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受到了冲击，大小区县川剧团被撤销，学习川剧的学生突然没了就业出路，川剧的招生越发困难。从以前的百里挑一，变成了“有一个算一个”。
2005年5月，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舞蹈学校合并升格成立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实际上，能升格为学院，主要凭靠着川剧这一独特又具有竞争力的专业。但令人唏嘘的是，这时川剧专业招生陷入困境，尽管分为中专、大专两种模式，但学生很少，无法独立成为一个系，只好将川剧归入戏剧系，成为其中一个專业、一个科。
在老一辈的川剧人看来，这就是川剧“不是很景气”的表现，加上此时的四川省川剧院也没什么演出任务，形势并不乐观。为了生存，大量的川剧演员四处奔波，寻找表演的机会，或者单单将川剧的某一部分，比如变脸拿出来，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一定程度上将川剧碎片化、器官化。更有甚者，为了一味迎合时代，进行所谓的“创新”，将川剧改得“四不像”。这让川剧教育者深感无奈，却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中的辛酸。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近些年，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明确川剧是整个学院的命脉、特色与办学主体，同时努力争取政策，减免川剧系学生的学费。同时，随着各地大小剧团的重建，委培教育也再次发展起来。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四川省川剧院与中国戏曲学院合作，首次联合招收10名川剧表演本科生。第二年，国办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这对川剧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正式将川剧单列出来，使之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系。
“打铁还须自身硬”，川剧名家任庭芳表示，文艺大环境比以前好多了，但关键还得我们自己努力，除了扩展生存空间，更要创造条件让演员多上台锻炼，营造戏曲生态空间。而“在培养观众中发现专业的苗子”，这是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一直在做的事。
在去年9月入校的学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学生，让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主任陈菊芳印象深刻。从一开始学习川剧的重要元素变脸，到系统完整地学习川剧，这个名叫蒋金津的学生下的功夫连从艺数十年的陈菊芳都深为感慨。
去年3月底，11岁的蒋金津想参加中国戏曲小梅花业余组的比赛。她从小学习变脸，还拜了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为师。但除了变脸以外，川剧的其他基本功她都不会。最后找到了陈菊芳帮忙排演川剧代表剧目《别洞观景》。
变脸只是川剧“大刀走路”、“软索套壶”等上千个表演技巧之一，是刻画人物的方式、不应喧宾夺主成为川剧的全部。平时蒋金津要上学，陈菊芳要上班，她们只能抓紧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上课。为了打基础，陈菊芳还帮她找了武功、唱腔、杂技等方面的老师，五名老师几乎是以“车轮战”的方式，一个个地教。老师们可以轮换着来，可蒋金津却是从始至终都在刻苦练习。
5月送带子、7月正式比赛，最终蒋金津在157名孩子中拿到了前四的好成绩。陈菊芳与其他老师的辛苦没有白费。
今年，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一共有189名学生。从以前的“有一个算一个”到现在基本能达到招生标准，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些学生从一开始抱着“学艺术加分”的心态，到后来真心热爱川剧，这让陈菊芳对川剧教育的信心倍增——毕竟川剧的魅力足以让人不求回报地投入。
“只要有点阳光，就会很灿烂”，一直以来，陈智林等人都对川剧、川剧教育抱有极大的期望，在他们看来，川剧教育已经度过了“最寒冷的时代”。尽管唏嘘于川剧的“大不如从前”，尽管目前还存在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川剧人才与观众断层等现实困难，但无论是老一辈的陈国礼，还是现在的陈智林、陈菊芳，他们都认为川剧不会消亡，反而会随着岁月的磨炼与检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