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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听诊器挂在这个头发花白的美国人耳朵上，红色的听诊线弯曲着，伸向一个孩子的胸口。老人窝着腰，一手握着听诊器，另一只手扶着孩子，侧耳倾听。孩子的身后，是长长的队伍，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个被称为“教授”的人来听听他们的心脏。
“教授”名叫狄加诺，69岁，六年多前，他客居云南，并创立了名为“中加心脏健康检查”（以下简称“中加”）的非政府非营利医疗救助机构，救治当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为农民义诊、培训乡村医生。
他已走遍全省十几个县市，帮助超过100位农村贫困先心病患儿获得免费手术，免费培训乡村医生20多期，义诊惠及村民数万人。
不过眼下，狄家诺在大理的“诊所”租金翻番，为了节省开支，他准备卖掉自己在昆明的房子。搬家这天，他和助理陈珊珊忙前忙后，后者是位52岁的北京人，六年前成为“中加”的第一个全职志愿者，至今，仍是唯一。
“我和珊珊的能力很小，我们的机构能力很小”，狄家诺坦言在云南六年，行医快乐，但仍稍感孤独，“我们只起到模型、示范的作用，解决贫困家庭高血压、先心病的问题，我希望中国人看到我们所做的，从而做你们所应该做的。”
“他太邋遢了，像个难民”
狄家诺笑起来像个孩子，表情夸张，说话比手画脚，但走路略显老态，背微弓着，还有些跛脚。他顶着一头灰白的乱发，胡须挡住了大半个嘴，人们看不到，他已有四颗门牙脱落了。他几乎每天穿着自己设计的“中加”T恤衫——一颗红色心脏，里面嵌着加州地图，寓意“加州在中国”，T恤没有兜，他就把护照、钱包、钥匙都揣进T恤里，鼓成一个圆圆的“肚子”。
“他太邋遢了，像个难民。”陈珊珊常以此“讥笑”狄家诺，七年前，她第一次见狄家诺，都不愿意把北京的房子租给他，“他暴躁地喊‘你看不起我！我是著名的科学家！’”
她毫不相信，这个邋遢老头是美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加州大学的资深教授，《美国心脏病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等刊物的编委，发表过200多篇医学论文，参编过8部医学专著。
那时是狄家诺第二次到中国，受邀在北京阜外医院授课。十多年前，他曾到过中国，但竟然完全不认识了，“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充满力量”。他于是向加州大学申请，延长在北京的工作时间，并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2005年春节，听说云南四季如春，狄加诺跑去过年。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花了3天时间一直骑到乡下。眼前的情景让他很意外，农民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炉子，在地上生火。狄家诺从未到过如此贫困的地方。当晚他就住在农家，他掏出100元用来付食宿费，却被拒绝。这让他很感动，“我要报答他们”。
狄家诺决定为云南农民义诊，他需要一个中国助手，陈珊珊就这样加入了他的队伍。
一年以后，两个外地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活动，在元阳县给农民量血压，免费发药——狄家诺认为高血压在中国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最危险的因素之一。
刚开始并不顺利，狄家诺在元阳县中心广场上逢人就说，“我是美国的心脏病医生，我来给你看病，不要钱！”但人们都跑开了。陈珊珊不停地在旁边解释，“他是美国专家，真的不要钱。”说着撸起袖子让狄家诺量血压做示范，“你看，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尝试者之后，人们涌了过来，狄家诺和陈珊珊在县中心呆了三天，把带来的药发光了，又去药店买，又发光了。而后，两个人决定挨村去做检查。
这次义诊让狄家诺很意外。他发现，大部分患病农民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从未量过血压，甚至有的当地乡村医生也不知道血压计怎么用。他统计，当地大约一半的村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
两周后，狄家诺回到县城，发现被他买光高血压药的药店还没有进新药，“这里太穷了，我要帮助他们”。他产生了使命感，并决定把这件事长期做下去，“中加心脏健康检查”NGO就这样产生了，成员就是狄加诺和陈珊珊。
“中国人来骗完了，外国人来骗啦！”
“中加”建立之初，主要方向是义诊和培训乡村医生。
狄家诺最初采取的方式是挨村和村领导、卫生院联系好，再过去检查。但很快，他发现如此简单的流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村子，村领导和卫生院没人有空陪他，狄家诺就背着包自己去村里，村民们一听，“义诊？中国人来骗完了，外国人来骗啦！”还有人放狗咬他。狄家诺后来才知道，几天前，也有一拨说是义诊的人来，“查”出80%的村民都有癌症，骗了每人几千块钱跑了。还有几次，有年轻志愿者陪他下乡，村民骂，“这么小居然就来骗！”
这样一来，只要没有村领导带领，工作就做不了，陈珊珊劝他，“村民被骗怕了，咱们得去申请政府批准，这样最保险。”孩子气的狄家诺听不进去，“我自己义诊，为什么还要批准？”
可钉子越碰越多。2009年，狄家诺准备去香格里拉，并安排了在美国的实习生来帮忙，本来已经联系好了当地卫生局，临行前却被告知，还需云南省外事办的批文。
“拿到批文很难，别想！”云南的朋友告诉他。狄家诺说自己当时“非常不高兴，非常着急，我不能接受志愿者来不了，计划删除”。但为了实施计划，他又必须妥协，好在，在众多友人帮助下，他们最终拿到了批文。
2010年3月，云南省民政厅发布《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要求所有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到民政厅备案，吃过亏的狄家诺抢在第一批去申请，并顺利通过了审批。
“我们现在100%是合法的。”狄家诺很高兴，笑得仿佛中了大奖。
“我现在最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学儿科”
救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像是一场意外的“礼物”。
5年前，狄家诺第一次去曲靖义诊，夜里就住在县卫生院。半夜，一个母亲手里抱着一个浑身发紫、呼吸困难的婴儿敲门。狄家诺帮他做了检查，初步诊断婴儿患有心脏病，但可以治疗。他告诉那个母亲，要去昆明做手术，那个母亲回答：我们刚从医院回来，付不起手术费。
第二天，孩子死了。 当地医生告诉狄家诺，云南很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都无法救治，其中绝大部分，直到错过了7岁的最佳手术期，还不知道自己患有先心病。原因是多样的：医疗条件差，医院没有儿科、孕检不全面，甚至很多先心病患儿都被诊断为肺病。
狄家诺的朋友、中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建议他，“中加”可以开始在云南农村筛选先心病儿童，并帮助他们治疗。
狄家诺在美国从事的是成人冠心病研究，儿科心脏病领域对他来说是新的挑战，不过他兴奋于这个挑战，开始看书，并跟美国著名先心病医生和自己医院的儿科同事学习。
不过，项目刚一开始，狄家诺遇到了最难过的时期。
项目救助的第一个先心病孩子叫龙凤芳，情况复杂，狄家诺把孩子送到北京阜外医院。之前他详细地咨询过美国医生，反馈是“可能可以做好”，他也这样告诉孩子的父母，然而术后一个星期，孩子去世了。
当天晚上，狄家诺抱着孩子的尸体和孩子的父亲失声痛哭，他不断自责，“如果没做手术，孩子可能还可以多活五年，我送她去医院是不对的……”陈珊珊也崩溃了，她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就收拾行李不干了。
有一年多，只要看到同样大的孩子，狄加诺就会忍不住大哭。
保守治疗，或立刻手术，在这件事后，变得更难以抉择。
半年后，他们又发现一个11岁的先心病女孩，不仅病情复杂，还患有唇腭裂。狄家诺带着孩子到处检查，都被告知不能手术，他不甘心，自己研究方案：先把动脉导管外壁关掉，吃药维持稳定，如果情况好，再降肺动脉压，然后关房缺和室缺。
通宵达旦，他不断给美国知名专家发邮件讨论，确认方案是否可行。经过不断修正，方案通过，整个手术成功了。
六年来，狄家诺和陈珊珊常常会因为如何救助孩子吵架。狄家诺的想法很直接，遇到患儿，就要第一时间救治、手术。陈珊珊更了解中国情况，告诉他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要协调资金、找医院、跟医生沟通、等床位……
狄家诺最初无法理解，总会大发脾气，然而最后也只得摊摊手妥协，“珊珊有道理，每个细节要安排好才行”。他高兴的是，这个项目已救助了超过100个先心病患儿，但再也没有第二个龙凤芳了。
“我现在最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学儿科。我爱孩子，每一个。”他说。
“他就想做辛德勒那样的人”
本该“退休”的狄家诺，现在是个工作狂。
一年里，他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农村做义诊和筛查先心病患儿，来“免费体检”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来排队，夜里11点，还有20多个人在候诊。
地点多在云南最穷困、闭塞的村庄，但质朴、单纯的农民总能给狄家诺快乐。
有一次，狄家诺给一个老妇人开了胃药，几天后，胃不疼了，老妇人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给他捧来一掌心的瓜子；一次在玉龙县，他和志愿者准备离开时，纳西族的村民成群结队拉着手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说他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还有村民在他离开时高喊：“再见同志们！同志们！”说起这些，狄家诺笑成一团，“多可爱”。
在陈珊珊看来，这个69岁的老男孩，即便遇到最困难的事，也愿意用乐观、单纯的思维让事情化繁为简。
乡村医生培训注定是个艰难的计划。第一次培训，地点在昆明，通知发出后，反馈甚微，没人愿意跋山涉水来听课。狄家诺了解情况后，一拍巴掌，“我给他们报销路费和食宿费！”解决了！一下子就来了153个人。
培训方式也很直观，将医生分组，一组人在讲台前“演小品”，扮演医生、病人，余下的根据情景，查资料、讨论、写药方。3天后，医生们的考试成绩平均比培训前高了一倍。当然，这还不算完，每隔几个月，狄家诺还要到村里走访、巩固。
多数村医碰到高血压病人都推到县医院，对发烧、感冒患者的处理方式也是直接输液，为的是赚取更多医药费。狄家诺虽不赞同，但又报以理解，“这样不好，但没办法，他们也是农民、穷人。”他的解决办法是，告诉乡村医生：遇到高血压病人是件高兴的事，因为这种长期病患，会经常来看病。这样的解释果然让村医们不再推走高血压病人了。
他也要求给高血压病人开最便宜的药，“他们要吃一辈子的药，不能我给他们的药吃完了，就再也买不起。”
村医培训项目，最大的困难还是经费，每次集中培训的成本是10万元人民币，每年两次。最初是狄家诺和陈珊珊自掏腰包，但很快难以为继。
这时，开始有人为他们捐款。最开始的捐款者居然是美国实习生的家长们，有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狄家诺身边实习，有的则是希望他这个名教授能为他们写推荐信。如今，已经有四五家基金会支持“中加”的项目。
陈珊珊讲起狄家诺最喜欢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很后悔最后自己还剩下一辆汽车，觉得应该把它卖掉，换钱救更多的人。“他曾经告诉我，他就想做辛德勒那样的人。”
不过，狄加诺没有自己的名单。他唯一的计划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和中国云南的农民、孩子在一起。他已经安排好了明年的日程：4至6月，在乡村筛先心病患儿，7至8月暑假时去义诊，开学后继续筛查，同时，4月和10月要分别对六个县的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他甚至不愿意挤出一点时间回美国镶他在昆明摔断的四颗门牙，“有这些钱和时间，还不如给一个孩子治病”。
不去义诊时，狄家诺就做自己的工作，联系国外实习生，更新医疗知识，或者写准备提交给各个基金会的研究报告。
在一篇报告里，他这样写道：云南是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2008年人均GDP为1840美元，在中国32个省份中排名第29位，就如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一样，云南的大城市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乡村则得不到大的发展，这加大了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对社会体系下的卫生体系的投入，却没有它经济增长来得快，大部分人发现，他们并不在基本的医疗体系的覆盖之下……
不过，狄家诺也看到了进步，比如新农合保险报销开始涵盖先心病，民政部门为特困家庭放开政策等，“很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我在这里七年，了解一点中国社会的发展，”狄家诺说，“我看到事情正越来越好，不过应该更好。”
“教授”名叫狄加诺，69岁，六年多前，他客居云南，并创立了名为“中加心脏健康检查”（以下简称“中加”）的非政府非营利医疗救助机构，救治当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为农民义诊、培训乡村医生。
他已走遍全省十几个县市，帮助超过100位农村贫困先心病患儿获得免费手术，免费培训乡村医生20多期，义诊惠及村民数万人。
不过眼下，狄家诺在大理的“诊所”租金翻番，为了节省开支，他准备卖掉自己在昆明的房子。搬家这天，他和助理陈珊珊忙前忙后，后者是位52岁的北京人，六年前成为“中加”的第一个全职志愿者，至今，仍是唯一。
“我和珊珊的能力很小，我们的机构能力很小”，狄家诺坦言在云南六年，行医快乐，但仍稍感孤独，“我们只起到模型、示范的作用，解决贫困家庭高血压、先心病的问题，我希望中国人看到我们所做的，从而做你们所应该做的。”
“他太邋遢了，像个难民”
狄家诺笑起来像个孩子，表情夸张，说话比手画脚，但走路略显老态，背微弓着，还有些跛脚。他顶着一头灰白的乱发，胡须挡住了大半个嘴，人们看不到，他已有四颗门牙脱落了。他几乎每天穿着自己设计的“中加”T恤衫——一颗红色心脏，里面嵌着加州地图，寓意“加州在中国”，T恤没有兜，他就把护照、钱包、钥匙都揣进T恤里，鼓成一个圆圆的“肚子”。
“他太邋遢了，像个难民。”陈珊珊常以此“讥笑”狄家诺，七年前，她第一次见狄家诺，都不愿意把北京的房子租给他，“他暴躁地喊‘你看不起我！我是著名的科学家！’”
她毫不相信，这个邋遢老头是美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加州大学的资深教授，《美国心脏病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等刊物的编委，发表过200多篇医学论文，参编过8部医学专著。
那时是狄家诺第二次到中国，受邀在北京阜外医院授课。十多年前，他曾到过中国，但竟然完全不认识了，“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充满力量”。他于是向加州大学申请，延长在北京的工作时间，并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2005年春节，听说云南四季如春，狄加诺跑去过年。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花了3天时间一直骑到乡下。眼前的情景让他很意外，农民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炉子，在地上生火。狄家诺从未到过如此贫困的地方。当晚他就住在农家，他掏出100元用来付食宿费，却被拒绝。这让他很感动，“我要报答他们”。
狄家诺决定为云南农民义诊，他需要一个中国助手，陈珊珊就这样加入了他的队伍。
一年以后，两个外地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活动，在元阳县给农民量血压，免费发药——狄家诺认为高血压在中国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最危险的因素之一。
刚开始并不顺利，狄家诺在元阳县中心广场上逢人就说，“我是美国的心脏病医生，我来给你看病，不要钱！”但人们都跑开了。陈珊珊不停地在旁边解释，“他是美国专家，真的不要钱。”说着撸起袖子让狄家诺量血压做示范，“你看，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尝试者之后，人们涌了过来，狄家诺和陈珊珊在县中心呆了三天，把带来的药发光了，又去药店买，又发光了。而后，两个人决定挨村去做检查。
这次义诊让狄家诺很意外。他发现，大部分患病农民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从未量过血压，甚至有的当地乡村医生也不知道血压计怎么用。他统计，当地大约一半的村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
两周后，狄家诺回到县城，发现被他买光高血压药的药店还没有进新药，“这里太穷了，我要帮助他们”。他产生了使命感，并决定把这件事长期做下去，“中加心脏健康检查”NGO就这样产生了，成员就是狄加诺和陈珊珊。
“中国人来骗完了，外国人来骗啦！”
“中加”建立之初，主要方向是义诊和培训乡村医生。
狄家诺最初采取的方式是挨村和村领导、卫生院联系好，再过去检查。但很快，他发现如此简单的流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村子，村领导和卫生院没人有空陪他，狄家诺就背着包自己去村里，村民们一听，“义诊？中国人来骗完了，外国人来骗啦！”还有人放狗咬他。狄家诺后来才知道，几天前，也有一拨说是义诊的人来，“查”出80%的村民都有癌症，骗了每人几千块钱跑了。还有几次，有年轻志愿者陪他下乡，村民骂，“这么小居然就来骗！”
这样一来，只要没有村领导带领，工作就做不了，陈珊珊劝他，“村民被骗怕了，咱们得去申请政府批准，这样最保险。”孩子气的狄家诺听不进去，“我自己义诊，为什么还要批准？”
可钉子越碰越多。2009年，狄家诺准备去香格里拉，并安排了在美国的实习生来帮忙，本来已经联系好了当地卫生局，临行前却被告知，还需云南省外事办的批文。
“拿到批文很难，别想！”云南的朋友告诉他。狄家诺说自己当时“非常不高兴，非常着急，我不能接受志愿者来不了，计划删除”。但为了实施计划，他又必须妥协，好在，在众多友人帮助下，他们最终拿到了批文。
2010年3月，云南省民政厅发布《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要求所有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到民政厅备案，吃过亏的狄家诺抢在第一批去申请，并顺利通过了审批。
“我们现在100%是合法的。”狄家诺很高兴，笑得仿佛中了大奖。
“我现在最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学儿科”
救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像是一场意外的“礼物”。
5年前，狄家诺第一次去曲靖义诊，夜里就住在县卫生院。半夜，一个母亲手里抱着一个浑身发紫、呼吸困难的婴儿敲门。狄家诺帮他做了检查，初步诊断婴儿患有心脏病，但可以治疗。他告诉那个母亲，要去昆明做手术，那个母亲回答：我们刚从医院回来，付不起手术费。
第二天，孩子死了。 当地医生告诉狄家诺，云南很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都无法救治，其中绝大部分，直到错过了7岁的最佳手术期，还不知道自己患有先心病。原因是多样的：医疗条件差，医院没有儿科、孕检不全面，甚至很多先心病患儿都被诊断为肺病。
狄家诺的朋友、中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建议他，“中加”可以开始在云南农村筛选先心病儿童，并帮助他们治疗。
狄家诺在美国从事的是成人冠心病研究，儿科心脏病领域对他来说是新的挑战，不过他兴奋于这个挑战，开始看书，并跟美国著名先心病医生和自己医院的儿科同事学习。
不过，项目刚一开始，狄家诺遇到了最难过的时期。
项目救助的第一个先心病孩子叫龙凤芳，情况复杂，狄家诺把孩子送到北京阜外医院。之前他详细地咨询过美国医生，反馈是“可能可以做好”，他也这样告诉孩子的父母，然而术后一个星期，孩子去世了。
当天晚上，狄家诺抱着孩子的尸体和孩子的父亲失声痛哭，他不断自责，“如果没做手术，孩子可能还可以多活五年，我送她去医院是不对的……”陈珊珊也崩溃了，她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就收拾行李不干了。
有一年多，只要看到同样大的孩子，狄加诺就会忍不住大哭。
保守治疗，或立刻手术，在这件事后，变得更难以抉择。
半年后，他们又发现一个11岁的先心病女孩，不仅病情复杂，还患有唇腭裂。狄家诺带着孩子到处检查，都被告知不能手术，他不甘心，自己研究方案：先把动脉导管外壁关掉，吃药维持稳定，如果情况好，再降肺动脉压，然后关房缺和室缺。
通宵达旦，他不断给美国知名专家发邮件讨论，确认方案是否可行。经过不断修正，方案通过，整个手术成功了。
六年来，狄家诺和陈珊珊常常会因为如何救助孩子吵架。狄家诺的想法很直接，遇到患儿，就要第一时间救治、手术。陈珊珊更了解中国情况，告诉他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要协调资金、找医院、跟医生沟通、等床位……
狄家诺最初无法理解，总会大发脾气，然而最后也只得摊摊手妥协，“珊珊有道理，每个细节要安排好才行”。他高兴的是，这个项目已救助了超过100个先心病患儿，但再也没有第二个龙凤芳了。
“我现在最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学儿科。我爱孩子，每一个。”他说。
“他就想做辛德勒那样的人”
本该“退休”的狄家诺，现在是个工作狂。
一年里，他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农村做义诊和筛查先心病患儿，来“免费体检”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来排队，夜里11点，还有20多个人在候诊。
地点多在云南最穷困、闭塞的村庄，但质朴、单纯的农民总能给狄家诺快乐。
有一次，狄家诺给一个老妇人开了胃药，几天后，胃不疼了，老妇人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给他捧来一掌心的瓜子；一次在玉龙县，他和志愿者准备离开时，纳西族的村民成群结队拉着手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说他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还有村民在他离开时高喊：“再见同志们！同志们！”说起这些，狄家诺笑成一团，“多可爱”。
在陈珊珊看来，这个69岁的老男孩，即便遇到最困难的事，也愿意用乐观、单纯的思维让事情化繁为简。
乡村医生培训注定是个艰难的计划。第一次培训，地点在昆明，通知发出后，反馈甚微，没人愿意跋山涉水来听课。狄家诺了解情况后，一拍巴掌，“我给他们报销路费和食宿费！”解决了！一下子就来了153个人。
培训方式也很直观，将医生分组，一组人在讲台前“演小品”，扮演医生、病人，余下的根据情景，查资料、讨论、写药方。3天后，医生们的考试成绩平均比培训前高了一倍。当然，这还不算完，每隔几个月，狄家诺还要到村里走访、巩固。
多数村医碰到高血压病人都推到县医院，对发烧、感冒患者的处理方式也是直接输液，为的是赚取更多医药费。狄家诺虽不赞同，但又报以理解，“这样不好，但没办法，他们也是农民、穷人。”他的解决办法是，告诉乡村医生：遇到高血压病人是件高兴的事，因为这种长期病患，会经常来看病。这样的解释果然让村医们不再推走高血压病人了。
他也要求给高血压病人开最便宜的药，“他们要吃一辈子的药，不能我给他们的药吃完了，就再也买不起。”
村医培训项目，最大的困难还是经费，每次集中培训的成本是10万元人民币，每年两次。最初是狄家诺和陈珊珊自掏腰包，但很快难以为继。
这时，开始有人为他们捐款。最开始的捐款者居然是美国实习生的家长们，有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狄家诺身边实习，有的则是希望他这个名教授能为他们写推荐信。如今，已经有四五家基金会支持“中加”的项目。
陈珊珊讲起狄家诺最喜欢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很后悔最后自己还剩下一辆汽车，觉得应该把它卖掉，换钱救更多的人。“他曾经告诉我，他就想做辛德勒那样的人。”
不过，狄加诺没有自己的名单。他唯一的计划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和中国云南的农民、孩子在一起。他已经安排好了明年的日程：4至6月，在乡村筛先心病患儿，7至8月暑假时去义诊，开学后继续筛查，同时，4月和10月要分别对六个县的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他甚至不愿意挤出一点时间回美国镶他在昆明摔断的四颗门牙，“有这些钱和时间，还不如给一个孩子治病”。
不去义诊时，狄家诺就做自己的工作，联系国外实习生，更新医疗知识，或者写准备提交给各个基金会的研究报告。
在一篇报告里，他这样写道：云南是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2008年人均GDP为1840美元，在中国32个省份中排名第29位，就如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一样，云南的大城市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乡村则得不到大的发展，这加大了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对社会体系下的卫生体系的投入，却没有它经济增长来得快，大部分人发现，他们并不在基本的医疗体系的覆盖之下……
不过，狄家诺也看到了进步，比如新农合保险报销开始涵盖先心病，民政部门为特困家庭放开政策等，“很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我在这里七年，了解一点中国社会的发展，”狄家诺说，“我看到事情正越来越好，不过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