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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不过是父辈们的时代。他们提起我们，总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神情，觉得我们是缺乏生气的一代，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八十年代是邓丽君，喇叭裤，迪斯科，贴面舞，去除精神生活污染的时代，可在我匮乏的童年记忆中，我努力搜寻这些在乡村稀罕的时代标记，却无功而返。我想起我们村第一个穿尖头皮鞋的人；想起第一个烫卷发的家伙；想起让大半个村庄都听见的录音机，里面正播放着毛阿敏、谭咏麟他们的歌；想起八十年代的流氓犯；想起深夜来我家躲计划生育的堂姐；想起浩浩荡荡的交公粮的队伍；想起“严打”时期被枪毙掉的小青年……我的记忆仅限于此了。
太阳东升西落，每天伴随着鸡鸣而晨起，狗吠而夜归，每一天并无不同。老农们农闲时，谈的依然是那些问题：“你说什么时候能收复台湾呵”，“中国原子弹那么多，怎么不打颗给美国佬试试呵”。
那些话题往往在月光下进行，有时后生们也往往忍不住要插嘴进来，世界大战于是开始了。你代表苏联，我代表日本，他代表美帝。后来读到毕飞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莫名地亲切。这些刚从集体主义脱离出来的农民，身上依然还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关心国家大事，喜欢修理地球。后来这种闲聊越来越少，后生也越来越少，都出去打工了。
八十年代初，我的父亲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踏上了他乡，开始了他长达近三十年的打工生涯。比我父亲活泛点的青年，则去广东、福建进厂。每到年底，故乡张开大嘴，将年初吐出去的人吞进来。他们背着巨大的背囊，带来南方的声讯。邓小平南巡、香港脚、台湾老板……世界很大，大得无边。五颜六色，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有些恐惧这么大的世界。
有一天我跑去县城仅有的两家音像店，带着一丝的企盼，希望从那些琳琅满目的流行消费品中寻找与众不同的东西。看到了双眼蒙着红布的崔健，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崔健，理想主义的崔健，沧桑而凌厉，神情严肃……从他截然不同的封面美学传递给我的感受中，我选择了他。那种感觉就像拥有了打开这个世界的密码。我套用着这个密码，推开一扇扇通往八十年代的门。我还记得暑假那年在老家读《在细雨中呼喊》的情景。玫瑰色的晚霞烧透了半边天，远方层峦叠嶂的黛色山脊愈发黯淡下去。香椿树上的蝉声镇压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宁静，此时发起冲锋号，雨点般的昆虫啁啾声攻占了整个世界。我合上书，神色黯然地走出家门，走在乡间阡陌上，余华的书在我内心无疑制造了一场混乱，惊起阵阵涟漪。也是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阅读在八十年代出道的那批作家的作品。残雪、韩少功、张炜、张承志、苏童、林白等人，就是那时候走入我的视野的。
17岁那年，我希望和周边人区分开来。我体验着“异质”带来的精神优越感，渴求出门远行，不安分地审视着自身所处的世界。这种感受好比读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我想象自己就是那个独自出远门的孩子，兴致勃勃中夹杂着一股好奇、荒诞的体验。
我记得生日那天，戴着耳机，将音量调到最大，听着崔健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天也蒙住了地……”有种被洗礼和启示的震慑。好比被父亲汗水浸透的锄头把，和高高扬起的谷物。这是来自父辈的力量，来自八十年代的力量。
我想八十年代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呢？它不过是父辈们的时代。他们提起我们，总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神情，觉得我们是缺乏生气的一代，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这毕竟不是八十年代，我们只能从自身出发，寄托于这代人的情感模式，从其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八十年代是邓丽君，喇叭裤，迪斯科，贴面舞，去除精神生活污染的时代，可在我匮乏的童年记忆中，我努力搜寻这些在乡村稀罕的时代标记，却无功而返。我想起我们村第一个穿尖头皮鞋的人；想起第一个烫卷发的家伙；想起让大半个村庄都听见的录音机，里面正播放着毛阿敏、谭咏麟他们的歌；想起八十年代的流氓犯；想起深夜来我家躲计划生育的堂姐；想起浩浩荡荡的交公粮的队伍；想起“严打”时期被枪毙掉的小青年……我的记忆仅限于此了。
太阳东升西落，每天伴随着鸡鸣而晨起，狗吠而夜归，每一天并无不同。老农们农闲时，谈的依然是那些问题：“你说什么时候能收复台湾呵”，“中国原子弹那么多，怎么不打颗给美国佬试试呵”。
那些话题往往在月光下进行，有时后生们也往往忍不住要插嘴进来，世界大战于是开始了。你代表苏联，我代表日本，他代表美帝。后来读到毕飞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莫名地亲切。这些刚从集体主义脱离出来的农民，身上依然还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关心国家大事，喜欢修理地球。后来这种闲聊越来越少，后生也越来越少，都出去打工了。
八十年代初，我的父亲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踏上了他乡，开始了他长达近三十年的打工生涯。比我父亲活泛点的青年，则去广东、福建进厂。每到年底，故乡张开大嘴，将年初吐出去的人吞进来。他们背着巨大的背囊，带来南方的声讯。邓小平南巡、香港脚、台湾老板……世界很大，大得无边。五颜六色，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有些恐惧这么大的世界。
有一天我跑去县城仅有的两家音像店，带着一丝的企盼，希望从那些琳琅满目的流行消费品中寻找与众不同的东西。看到了双眼蒙着红布的崔健，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崔健，理想主义的崔健，沧桑而凌厉，神情严肃……从他截然不同的封面美学传递给我的感受中，我选择了他。那种感觉就像拥有了打开这个世界的密码。我套用着这个密码，推开一扇扇通往八十年代的门。我还记得暑假那年在老家读《在细雨中呼喊》的情景。玫瑰色的晚霞烧透了半边天，远方层峦叠嶂的黛色山脊愈发黯淡下去。香椿树上的蝉声镇压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宁静，此时发起冲锋号，雨点般的昆虫啁啾声攻占了整个世界。我合上书，神色黯然地走出家门，走在乡间阡陌上，余华的书在我内心无疑制造了一场混乱，惊起阵阵涟漪。也是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阅读在八十年代出道的那批作家的作品。残雪、韩少功、张炜、张承志、苏童、林白等人，就是那时候走入我的视野的。
17岁那年，我希望和周边人区分开来。我体验着“异质”带来的精神优越感，渴求出门远行，不安分地审视着自身所处的世界。这种感受好比读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我想象自己就是那个独自出远门的孩子，兴致勃勃中夹杂着一股好奇、荒诞的体验。
我记得生日那天，戴着耳机，将音量调到最大，听着崔健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天也蒙住了地……”有种被洗礼和启示的震慑。好比被父亲汗水浸透的锄头把，和高高扬起的谷物。这是来自父辈的力量，来自八十年代的力量。
我想八十年代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呢？它不过是父辈们的时代。他们提起我们，总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神情，觉得我们是缺乏生气的一代，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这毕竟不是八十年代，我们只能从自身出发，寄托于这代人的情感模式，从其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