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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也门撤侨引争议
仅仅4月上旬的10多天里，也门南部的亚丁就有200多人死于战火。
美籍也门裔的贾迈勒·拉巴尼不幸成为其中的一位，他也是自年初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交战以来为数众多无辜丧命的平民之一。
原本家住加州海沃德市的拉巴尼一家今年2月来到也门，然而几周后，拉巴尼发现也门的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于是准备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两岁半的女儿返回美国。不幸的是，3月26日介入也门的沙特军方宣布也门领空开始进入禁飞状态，拉巴尼根本找不到离开也门的商业航班，而且“美国驻也门的大使馆也已经关闭了”。
为此，拉巴尼对家人说，最后的选择是设法穿越也门与阿曼的边界，然后坐飞机去埃及——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3月31日晚上，拉巴尼从清真寺祈祷回来的途中，一枚迫击炮弹落在街上，他的背部被弹片击中，几分钟后死亡。
拉巴尼的死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一些阿拉伯裔团体开始质疑美国国务院在本次也门危局中的严重缺位。更重要的是，目前滞留也门的美国籍公民大多为阿拉伯裔，种族歧视的“阴谋论”紧接着甚嚣尘上。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与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两家民间团体4月9日代表被困也门的41名美国公民发起诉讼，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成为被告人。
对此，美国国务院回应称，美国政府十年前就警告本国公民不要去也门旅行，“如果他们去了，美国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尤其是我们的大使馆现在已经关闭”。此外还暗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也门的美国公民完全可以向有执行撤侨行动的其他国家求助撤离。“一些外国政府可能为本国公民安排撤离，他们或许愿意向其他国家的公民提供帮助。”
目前，这种“让你不去你还非要去”的“后果自负”言论还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受困在亚丁的另外一名也门裔美国人纳赛尔对此感到很愤怒，她说：“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有多了不起。”
考虑到以往类似情况下美国政府曾成功执行的多次快速有效撤侨行动——比如当年撤离越南的著名“常风行动”和海地地震后几乎引发国际社会抗议的“美国人优先”政策——本次也门乱局下美国军方的“不作为”在令身陷战乱的美国公民感到愤怒的同时，也让国际社会颇感震惊：当年那个“霸道总裁”山姆大叔哪里去了？
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海外执行过的撤侨行动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夕的伦敦到1979年的德黑兰，从海地大地震到东日本大地震，从2006年的黎巴嫩到2011年的利比亚——这些或成功或失败、或被赞扬或被吐槽的撤离行动都成为观察美国作为一个世纪以来全球霸权掌控者对外响应能力的直接窗口。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与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两家民间团体4月9日代表被困也门的41名美国公民发起诉讼，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成为被告人
一战撤侨与美国的崛起
尽管一般认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最终确立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一个新兴大国的雏形已经建立。
19世纪中期的美墨战争先是为美国赢回了约为2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英国的广袤新疆域，使其成为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的辽阔帝国;此后的南北战争则扫清了北方大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内战期间的科技发展和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为美国的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在从前乏人问津之处建立了许多社区和城市，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发展以及迈向国际强权的速度;接着，美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帝国主义的冒险，包括在美西战争胜利后吞并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列强之一。
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彼时美国在欧洲各国拥有约12.5万侨民急需疏散。但就在7月28日奥匈帝国宣布向塞尔维亚开战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这批数量庞大的滞欧美国人却都基本回到美国——比起本次也门撤侨中各国多则两千人，少则只有几百人的撤侨任务，能在交通通讯相对不便的20世纪初完成10万级别侨民撤离任务的美国政府实属不易。
“银行延期偿付，信用体系濒于崩溃;船只或被政府征用，或为保命而停靠于港口内，轮船班次因而被迫取消，跨越大西洋的航线陷于瘫痪”——一战爆发初期的欧洲瞬间从人类文明的中心变成了危机四伏的险恶之地。在尚未有喷气式、大容量客机和全球卫星电话的那个年代，普通民众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躲避战乱并回到祖国比起现在似乎要更加艰难。
为此，在开战后的一周，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紧急拨款案，要求国会拨款250万美元，用于救济、保护和运送美国公民。8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第314号联合决议案，批准了威尔逊的拨款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负责从欧洲各国撤侨的美国军舰“田纳西号”
除了政府的拨款外，美国的企业界也迅速行动起来。十大银行首当其冲地集资了600万美元，一半运往伦敦，一半用于救济滞留巴黎的美国公民。
8月6日晚，装载了大量物资的美国军舰“田纳西号”从纽约出发向大西洋对岸驶去。美国政府开始撤侨的消息一时间在欧洲大陆传开，滞留的美国公民纷纷涌到港口，希望能得到救助。 幸运的是，此时经营大西洋航线的航班已经重新恢复运营，撤侨团队的主要工作转变为协助侨民登船返美。“救济官员一方面向持有有价证券和有偿付能力者预付现金，另一方面则向那些赤贫者和遭遇不幸者提供衣食方面的实物救济及小额现金救济。”
随后，美国官员们开始协助那些滞留在距港口较远地带的美国侨民转移到港口来。“他们积极与欧陆相关国家的美国驻外机构及政府协商，建立起一连串的站点，随后安排许多专列，将分散搁浅于欧陆各国的美国公民，分批运送至伦敦、鹿特丹等港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次撤侨行动从一开始就将救助范围圈定为“能够提供真实身份证明的美国公民”，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人道主义精神大旗仍然得到高举。据称在一战撤侨中，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公民也乘上了美国官员安排的专列并顺利回国。
美国救济官员的报告显示，自8月4日至9月19日，仅从伦敦撤离回美的美国公民就达8.7万人。到10月初，大部分滞欧美侨都已撤离，美国的救济官员也陆续回国。美国政府本次撤侨行动到此基本结束。
西贡的“常风行动”
“范艾斯，快出来，那边屋顶上停了一架直升机！”
越南战争末期的1975年，合众国际社的荷兰籍摄影记者休·范艾斯用镜头记录下了南越被攻破前一天西贡（今胡志明市）大撤退的场面。
4月30日北越人民军进入西贡的前一天下午14时30分左右，范艾斯在西贡半岛酒店正好目睹了美航公司休伊直升机在该楼屋顶接人的历史性时刻。“当我正在暗房工作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说对面停了直升机，我立刻抓起我的相机和办公室里最长的镜头飞奔到阳台上。”范艾斯后来回忆道，尽管那架直升机最大承载人数只有8人，但最后却载走了12到14人，与此同时屋顶上还有好多人没法上去，“徒劳无功地盼望着更多增派的直升机过来，而敌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尽管范艾斯这张传奇摄影作品的画面本身即隐喻着美国人的绝望大撤退以及华府对越政策的彻底失败，但照片背后发生在4月29日-4月30日这段时间内的“常风行动”却成为了美国撤侨史上不得不说的经典案例。
在“常风行动”进行之前，美国各驻外使馆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有小规模的撤侨行动。该年3月上旬，美国即开始调动各类民用、军用飞机从西贡的新山一国际机场把民间人士送出越南、前往邻近的亚洲国家。
1975年，嘉隆街22号屋顶上的美航公司直升机正在撤离人员。这张由荷兰记者休·范艾斯拍摄的照片成为越战末期的经典写照 
1975年4月29日，从西贡市区飞到美国海军航母汉考克号上的直升机正在卸下南越市民
4月中旬时，越南的形势开始恶化。4月28日傍晚，一次对新山一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及之后持续至29日的地面炮火攻击之后，飞机撤离行动完全终止。29日上午“常风行动”正式展开。
下午14点开始，美国直升机大量地出现在西贡的天空，以来来回回地方式接送滞留在西贡的美国侨民、外国侨民以及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南越公民。到30日上午的7时53分美国最后一架直升机飞离西贡上空为止，这场耗时不到24小时的紧急撤侨行动通过682班次、累积飞行时数1，054小时的直升机运载作业，疏散了1373名滞留南越的美国公民以及5595名南越民众与其他国家公民。
美国前总统福特将越战形容为“美国历史上一个伤感及悲惨的时期”，但对于常风行动，仍表示“你无法不以那些投入疏散行动的驾驶员、还有其他每位参与人士为荣”。
事实上，“常风行动”所在的整个70年代都被视作是美苏争霸时代美国战略相对收缩的一段时期。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在1975年最终撤出印度支那半岛后，又在1979年的德黑兰上演了另外一出传奇性的撤退。
当年，流亡国外长达15载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被彻底推翻。
巴列维在下台的几个月后被诊断出癌症并赴美国治疗，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也接待了他。霍梅尼的宗教学生得知巴列维逃离的消息后极度不满，开始唆使部分伊朗民众前往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要求美国立刻将巴列维引渡。
11月4日，4000余名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国旗撕下来，扣押了66名美国人，作为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的人质。
在这期间，6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趁乱逃出，藏在了加拿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中情局计划将6名美国人化装成为进入伊朗拍摄电影的加拿大人并以此方式逃离德黑兰。为此，中情局该项行动的负责人门德斯还专门在好莱坞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并公开招标拍摄电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次年1月28日，被困两个多月的6名美国人经过乔装打扮，乘坐瑞士航空航班离开了伊朗，回到了美国。
后来，伊朗人质危机被拍摄成了电影《逃离德黑兰》，“常风行动”在著名戏剧《西贡小姐》中也有出现。
仅仅4月上旬的10多天里，也门南部的亚丁就有200多人死于战火。
美籍也门裔的贾迈勒·拉巴尼不幸成为其中的一位，他也是自年初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交战以来为数众多无辜丧命的平民之一。
原本家住加州海沃德市的拉巴尼一家今年2月来到也门，然而几周后，拉巴尼发现也门的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于是准备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两岁半的女儿返回美国。不幸的是，3月26日介入也门的沙特军方宣布也门领空开始进入禁飞状态，拉巴尼根本找不到离开也门的商业航班，而且“美国驻也门的大使馆也已经关闭了”。
为此，拉巴尼对家人说，最后的选择是设法穿越也门与阿曼的边界，然后坐飞机去埃及——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3月31日晚上，拉巴尼从清真寺祈祷回来的途中，一枚迫击炮弹落在街上，他的背部被弹片击中，几分钟后死亡。
拉巴尼的死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一些阿拉伯裔团体开始质疑美国国务院在本次也门危局中的严重缺位。更重要的是，目前滞留也门的美国籍公民大多为阿拉伯裔，种族歧视的“阴谋论”紧接着甚嚣尘上。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与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两家民间团体4月9日代表被困也门的41名美国公民发起诉讼，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成为被告人。
对此，美国国务院回应称，美国政府十年前就警告本国公民不要去也门旅行，“如果他们去了，美国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尤其是我们的大使馆现在已经关闭”。此外还暗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也门的美国公民完全可以向有执行撤侨行动的其他国家求助撤离。“一些外国政府可能为本国公民安排撤离，他们或许愿意向其他国家的公民提供帮助。”
目前，这种“让你不去你还非要去”的“后果自负”言论还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受困在亚丁的另外一名也门裔美国人纳赛尔对此感到很愤怒，她说：“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有多了不起。”
考虑到以往类似情况下美国政府曾成功执行的多次快速有效撤侨行动——比如当年撤离越南的著名“常风行动”和海地地震后几乎引发国际社会抗议的“美国人优先”政策——本次也门乱局下美国军方的“不作为”在令身陷战乱的美国公民感到愤怒的同时，也让国际社会颇感震惊：当年那个“霸道总裁”山姆大叔哪里去了？
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海外执行过的撤侨行动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夕的伦敦到1979年的德黑兰，从海地大地震到东日本大地震，从2006年的黎巴嫩到2011年的利比亚——这些或成功或失败、或被赞扬或被吐槽的撤离行动都成为观察美国作为一个世纪以来全球霸权掌控者对外响应能力的直接窗口。
一战撤侨与美国的崛起
尽管一般认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最终确立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一个新兴大国的雏形已经建立。
19世纪中期的美墨战争先是为美国赢回了约为2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英国的广袤新疆域，使其成为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的辽阔帝国;此后的南北战争则扫清了北方大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内战期间的科技发展和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为美国的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在从前乏人问津之处建立了许多社区和城市，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发展以及迈向国际强权的速度;接着，美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帝国主义的冒险，包括在美西战争胜利后吞并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列强之一。
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彼时美国在欧洲各国拥有约12.5万侨民急需疏散。但就在7月28日奥匈帝国宣布向塞尔维亚开战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这批数量庞大的滞欧美国人却都基本回到美国——比起本次也门撤侨中各国多则两千人，少则只有几百人的撤侨任务，能在交通通讯相对不便的20世纪初完成10万级别侨民撤离任务的美国政府实属不易。
“银行延期偿付，信用体系濒于崩溃;船只或被政府征用，或为保命而停靠于港口内，轮船班次因而被迫取消，跨越大西洋的航线陷于瘫痪”——一战爆发初期的欧洲瞬间从人类文明的中心变成了危机四伏的险恶之地。在尚未有喷气式、大容量客机和全球卫星电话的那个年代，普通民众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躲避战乱并回到祖国比起现在似乎要更加艰难。
为此，在开战后的一周，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紧急拨款案，要求国会拨款250万美元，用于救济、保护和运送美国公民。8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第314号联合决议案，批准了威尔逊的拨款案。
除了政府的拨款外，美国的企业界也迅速行动起来。十大银行首当其冲地集资了600万美元，一半运往伦敦，一半用于救济滞留巴黎的美国公民。
8月6日晚，装载了大量物资的美国军舰“田纳西号”从纽约出发向大西洋对岸驶去。美国政府开始撤侨的消息一时间在欧洲大陆传开，滞留的美国公民纷纷涌到港口，希望能得到救助。 幸运的是，此时经营大西洋航线的航班已经重新恢复运营，撤侨团队的主要工作转变为协助侨民登船返美。“救济官员一方面向持有有价证券和有偿付能力者预付现金，另一方面则向那些赤贫者和遭遇不幸者提供衣食方面的实物救济及小额现金救济。”
随后，美国官员们开始协助那些滞留在距港口较远地带的美国侨民转移到港口来。“他们积极与欧陆相关国家的美国驻外机构及政府协商，建立起一连串的站点，随后安排许多专列，将分散搁浅于欧陆各国的美国公民，分批运送至伦敦、鹿特丹等港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次撤侨行动从一开始就将救助范围圈定为“能够提供真实身份证明的美国公民”，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人道主义精神大旗仍然得到高举。据称在一战撤侨中，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公民也乘上了美国官员安排的专列并顺利回国。
美国救济官员的报告显示，自8月4日至9月19日，仅从伦敦撤离回美的美国公民就达8.7万人。到10月初，大部分滞欧美侨都已撤离，美国的救济官员也陆续回国。美国政府本次撤侨行动到此基本结束。
西贡的“常风行动”
“范艾斯，快出来，那边屋顶上停了一架直升机！”
越南战争末期的1975年，合众国际社的荷兰籍摄影记者休·范艾斯用镜头记录下了南越被攻破前一天西贡（今胡志明市）大撤退的场面。
4月30日北越人民军进入西贡的前一天下午14时30分左右，范艾斯在西贡半岛酒店正好目睹了美航公司休伊直升机在该楼屋顶接人的历史性时刻。“当我正在暗房工作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说对面停了直升机，我立刻抓起我的相机和办公室里最长的镜头飞奔到阳台上。”范艾斯后来回忆道，尽管那架直升机最大承载人数只有8人，但最后却载走了12到14人，与此同时屋顶上还有好多人没法上去，“徒劳无功地盼望着更多增派的直升机过来，而敌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尽管范艾斯这张传奇摄影作品的画面本身即隐喻着美国人的绝望大撤退以及华府对越政策的彻底失败，但照片背后发生在4月29日-4月30日这段时间内的“常风行动”却成为了美国撤侨史上不得不说的经典案例。
在“常风行动”进行之前，美国各驻外使馆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有小规模的撤侨行动。该年3月上旬，美国即开始调动各类民用、军用飞机从西贡的新山一国际机场把民间人士送出越南、前往邻近的亚洲国家。
4月中旬时，越南的形势开始恶化。4月28日傍晚，一次对新山一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及之后持续至29日的地面炮火攻击之后，飞机撤离行动完全终止。29日上午“常风行动”正式展开。
下午14点开始，美国直升机大量地出现在西贡的天空，以来来回回地方式接送滞留在西贡的美国侨民、外国侨民以及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南越公民。到30日上午的7时53分美国最后一架直升机飞离西贡上空为止，这场耗时不到24小时的紧急撤侨行动通过682班次、累积飞行时数1，054小时的直升机运载作业，疏散了1373名滞留南越的美国公民以及5595名南越民众与其他国家公民。
美国前总统福特将越战形容为“美国历史上一个伤感及悲惨的时期”，但对于常风行动，仍表示“你无法不以那些投入疏散行动的驾驶员、还有其他每位参与人士为荣”。
事实上，“常风行动”所在的整个70年代都被视作是美苏争霸时代美国战略相对收缩的一段时期。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在1975年最终撤出印度支那半岛后，又在1979年的德黑兰上演了另外一出传奇性的撤退。
当年，流亡国外长达15载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被彻底推翻。
巴列维在下台的几个月后被诊断出癌症并赴美国治疗，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也接待了他。霍梅尼的宗教学生得知巴列维逃离的消息后极度不满，开始唆使部分伊朗民众前往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要求美国立刻将巴列维引渡。
11月4日，4000余名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国旗撕下来，扣押了66名美国人，作为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的人质。
在这期间，6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趁乱逃出，藏在了加拿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中情局计划将6名美国人化装成为进入伊朗拍摄电影的加拿大人并以此方式逃离德黑兰。为此，中情局该项行动的负责人门德斯还专门在好莱坞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并公开招标拍摄电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次年1月28日，被困两个多月的6名美国人经过乔装打扮，乘坐瑞士航空航班离开了伊朗，回到了美国。
后来，伊朗人质危机被拍摄成了电影《逃离德黑兰》，“常风行动”在著名戏剧《西贡小姐》中也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