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石头奇似虎当关,
破树枯藤绝壑攀。
昨夜梦中驰铁马,
竟凭画手夺天山。
这是吴昌硕69岁自书诗中的一首。坚忍不拔的意志,气势豪迈的胸襟跃然纸上。他说的是画画,我理解的是喻人。读诗,使我想起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游。
吴昌硕是一个独特的诗人,除了气格豪迈一路的诗外,裁制既富,变境亦多。写老友饮于乡村:“在手酒杯酬老圃,戴头花朵摘秋藤。”写思乡之情:“离愁禁不得,浊酒醉还。”写怀念故友:“眼穿邓尉梅花落,愁浸西湖月子湾。”写洋场即事:“绕脚黄尘拂面沙,更无隙地草萌芽。”种种感触,信手拈来却不事涂泽,充满对故乡和来自田野的依恋,很有一种新鲜感。沙孟海说他一生以诗人自居,只因他诗名、画名、印名格外响亮,诗名反为所掩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吴昌硕有着卓越的才华、敏感的气质,却生不逢时,蹭蹬仕途。于是,一生沉湎于笔墨造化,以抗拒坎坷的命运,并以书、画、印三绝著称于世,成为清末民初的一代巨匠。
打开吴昌硕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气浪的冲击,比如醇厚的气息、浑朴的气象、雄强的气魄、豪迈的气势、劲健的气骨、生动的气韵等种种不同的感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气是什么?
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前说指的是生老病死的现象,后说指思想文化气质的培养,从物质到精神,都离不开一个“气”字。
《文心雕龙》说:“心虑言辞,神之用也。”从思想到语言,再到写字、作画、为文,无不是气在作用。吴昌硕一生写字、画画经常提到的也是一个“气”字:“逸气勃勃生襟胸”,“愧少郁勃之气”,“豪气郁难吐”,“苦铁画气不画形”……
吴昌硕内心诉求和落在纸上的,以及我们感觉着的是那么的一致,即是我们说顺了的套话:书如其人,画如其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没有阻挡地走进他的艺术人生了。
晚清,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吴昌硕(1844—1927)带着第一声啼哭来到人间,留给他童年、少年记忆的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和纷至沓来的苦难。七岁那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随后战争的硝烟弥漫到他的家乡——地处浙皖交界的安吉县彰吴村,他被迫加入千里大逃亡的行列,兵荒马乱中父子失散,五年后回到家里,人丁兴旺的九口之家只剩下瘦骨伶仃的老父与他二人。
吴昌硕13岁时,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沦陷,然后北上占领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极目山河,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国势日蹙的悲凉感怀,加上老父的不幸早逝,凝结起他心头的一腔悲哀。寻寻觅觅,觅觅寻寻,他的前途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按照耕读人家的古训,他的面前似乎有两条路:一是考取功名,入仕为官,达则兼济天下大事;另外一条路是在荒村老屋中隐居避世,皓首穷经,课徒养亲,改变一地的文化荒原现状。第一条似乎不适合吴昌硕,他22岁中秀才后即绝意试场;第二条呢,他在乡里有过教授生徒的经历,然而他的立足点与眼界都不及立意著述的王夫之。
一个人的生命图景和心路旅程是异常复杂的个案。对吴昌硕来说,他天性中的一部分肯定是与艺术的爱好难解又难分的。少年时代的他就喜欢刻图章,一把雕刀,一块石头,伴随着他每一个欢乐的白天,有一次不小心竟然伤及左手的无名指,因为乡下缺医少药而留下终生残疾,然而,他依然乐此不疲。惟有这份执著与爱好,他才区别了晚清时代的另外一些读书人——从故乡走出来——却绝不去谋求入仕进身之道。
吴昌硕的青壮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江南漫游中度过的。一会儿苏州,一会儿湖州,一会儿杭州、扬州,像天地间一只孤零的鸥鸟,到处寻师访友,然而没有裘马可以轻狂,也没有资本可以放荡,他的全部内心却是向着艺术开放的。古人云,三十而立。他30岁正式开始鬻艺治印,34岁那年又登门拜访大画家任伯年并开始学画,以笔耕为养,直到84岁告别人间,只要人家给他纸、笔、面包、水,他就给你书法、图画、石章。可能谁也不会想不到,吴昌硕的遗作在今日流行的书法拍卖会上一槌敲下来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元,这样一个存兑比,银行家也会傻了眼。
1927年秋,避兵杭州而返沪的吴昌硕在重阳节邀集文朋诗友一起登高,喝酒赋诗。“云雁楼前晚,霜花酒里春。”这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他“狂挥老泪倚阑干”,为什么?因为“闻道凶门兵又出”,一颗破碎的心,忧国而且忧民。又好像条件反射,一听到战争,就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不到两个月,他就驾鹤西游了。他从战乱中走出,又从战乱中归去。生于忧患,亦死于忧患的吴昌硕,一生总有挥之不去的郁勃之气盘结在心头。
在吴昌硕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有两次人生插曲是不能轻易忽略的。一是他51岁时,面对山河破碎而闻甲午海战爆发,升腾起年轻人一样爱国的“血的蒸气”,揭竿而起,投笔从戎,追随好友吴大澂北上御日。“补天谁有大手笔,顽石跃出娲炉中。”——他是恨不得以笔下练就的顽石和女娲一起来补天的。二是他56岁那年,因友人举荐而赴江苏安东县任县令,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也即戊戌变法失败的次年。
年轻时他也曾作过“佐贰”,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他自嘲是个“寒酸尉”。此时的吴昌硕寄寓上海而名闻江南远播东瀛,想生活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一生远离着政治的艺术家为什么又要去做官?是友人的盛情难却?也不会。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他想真正圆一次做官的梦。一个自始至终都以儒家学说培植起来的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是很难像萝卜一样连根带泥拔起的。说不定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在他隐蔽的某个角落里,好像早已死掉的心灵也许会重新苏醒,想在县太爷、府太爷的岗位上施展一下自己的身手哩。
不由自主地,我想到了阮籍——这个青眼白眼的大诗人。他的前半生好像都在躲避政治,一个人驾着木车,车上装着酒到处行走,路走到了尽头,辄大哭而返。有一天,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做官了。如果是真的厌恶政治,阮籍是可以一推了之的。没有料到,阮籍骑着驴子去了,逗留了十天,做完了他认为应该做而且已经做完的事,回到了洛阳。李白佩服得不得了,写诗赞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历史上的这件事,不知吴昌硕会怎么想?一州与一县,治事管理的方法大同小异,难道不想效法阮步兵潇洒走一回?或者打一个比方,做官情结好像读书人精神意义上的故乡,远离着故乡在外边有了种种遭遇,总想着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不准备回家的,大概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厌恶了官场而归隐,或转向佛道,比如历史上的陶渊明、孟浩然、寒山子;二是天崩地解时代的宋元、明清之际,坚守不仕二朝的人格气质,比如吴镇、郑所南、傅山、顾炎武,还有头不顶清天脚不踏清地,“完发以没”的王夫之,等等。
吴昌硕所处的时代,满汉矛盾早已消解,他当然不会被人指着脊梁骂人为软骨头。而事实上,吴昌硕回家了,而且住了一个多月。四十天后又挂冠而去。为什么挂冠而去?没有说,只说“官田种秫不足求”。诗无达诂,是指自己不适合官场生态,还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后来在他的画幅字幅间多了两颗闲章,一曰“一月安东令”,另曰“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既是心理上也是事实上的一次回家,然后说声拜拜,告别“故乡”,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来。诗人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吴昌硕却说:从明天起,做一个清高的人!
历史总让人惦记。上述两件事是吴昌硕一生中的两个插曲,也是他生平没有在仕途上展开抱负的缩影,成为他此后终其一生来凝望的时刻,一个永远不能开释的情怀,同时也构成他一生郁郁的又一个心结。现在的人论及吴昌硕的艺术,变法高峰期皆定在其晚年。是否可以看成是其政治上失意而要在艺术上得志的一个节点呢?
破树枯藤绝壑攀。
昨夜梦中驰铁马,
竟凭画手夺天山。
这是吴昌硕69岁自书诗中的一首。坚忍不拔的意志,气势豪迈的胸襟跃然纸上。他说的是画画,我理解的是喻人。读诗,使我想起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游。
吴昌硕是一个独特的诗人,除了气格豪迈一路的诗外,裁制既富,变境亦多。写老友饮于乡村:“在手酒杯酬老圃,戴头花朵摘秋藤。”写思乡之情:“离愁禁不得,浊酒醉还。”写怀念故友:“眼穿邓尉梅花落,愁浸西湖月子湾。”写洋场即事:“绕脚黄尘拂面沙,更无隙地草萌芽。”种种感触,信手拈来却不事涂泽,充满对故乡和来自田野的依恋,很有一种新鲜感。沙孟海说他一生以诗人自居,只因他诗名、画名、印名格外响亮,诗名反为所掩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吴昌硕有着卓越的才华、敏感的气质,却生不逢时,蹭蹬仕途。于是,一生沉湎于笔墨造化,以抗拒坎坷的命运,并以书、画、印三绝著称于世,成为清末民初的一代巨匠。
打开吴昌硕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气浪的冲击,比如醇厚的气息、浑朴的气象、雄强的气魄、豪迈的气势、劲健的气骨、生动的气韵等种种不同的感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气是什么?
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前说指的是生老病死的现象,后说指思想文化气质的培养,从物质到精神,都离不开一个“气”字。
《文心雕龙》说:“心虑言辞,神之用也。”从思想到语言,再到写字、作画、为文,无不是气在作用。吴昌硕一生写字、画画经常提到的也是一个“气”字:“逸气勃勃生襟胸”,“愧少郁勃之气”,“豪气郁难吐”,“苦铁画气不画形”……
吴昌硕内心诉求和落在纸上的,以及我们感觉着的是那么的一致,即是我们说顺了的套话:书如其人,画如其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没有阻挡地走进他的艺术人生了。
晚清,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吴昌硕(1844—1927)带着第一声啼哭来到人间,留给他童年、少年记忆的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和纷至沓来的苦难。七岁那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随后战争的硝烟弥漫到他的家乡——地处浙皖交界的安吉县彰吴村,他被迫加入千里大逃亡的行列,兵荒马乱中父子失散,五年后回到家里,人丁兴旺的九口之家只剩下瘦骨伶仃的老父与他二人。
吴昌硕13岁时,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沦陷,然后北上占领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极目山河,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国势日蹙的悲凉感怀,加上老父的不幸早逝,凝结起他心头的一腔悲哀。寻寻觅觅,觅觅寻寻,他的前途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按照耕读人家的古训,他的面前似乎有两条路:一是考取功名,入仕为官,达则兼济天下大事;另外一条路是在荒村老屋中隐居避世,皓首穷经,课徒养亲,改变一地的文化荒原现状。第一条似乎不适合吴昌硕,他22岁中秀才后即绝意试场;第二条呢,他在乡里有过教授生徒的经历,然而他的立足点与眼界都不及立意著述的王夫之。
一个人的生命图景和心路旅程是异常复杂的个案。对吴昌硕来说,他天性中的一部分肯定是与艺术的爱好难解又难分的。少年时代的他就喜欢刻图章,一把雕刀,一块石头,伴随着他每一个欢乐的白天,有一次不小心竟然伤及左手的无名指,因为乡下缺医少药而留下终生残疾,然而,他依然乐此不疲。惟有这份执著与爱好,他才区别了晚清时代的另外一些读书人——从故乡走出来——却绝不去谋求入仕进身之道。
吴昌硕的青壮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江南漫游中度过的。一会儿苏州,一会儿湖州,一会儿杭州、扬州,像天地间一只孤零的鸥鸟,到处寻师访友,然而没有裘马可以轻狂,也没有资本可以放荡,他的全部内心却是向着艺术开放的。古人云,三十而立。他30岁正式开始鬻艺治印,34岁那年又登门拜访大画家任伯年并开始学画,以笔耕为养,直到84岁告别人间,只要人家给他纸、笔、面包、水,他就给你书法、图画、石章。可能谁也不会想不到,吴昌硕的遗作在今日流行的书法拍卖会上一槌敲下来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元,这样一个存兑比,银行家也会傻了眼。
1927年秋,避兵杭州而返沪的吴昌硕在重阳节邀集文朋诗友一起登高,喝酒赋诗。“云雁楼前晚,霜花酒里春。”这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他“狂挥老泪倚阑干”,为什么?因为“闻道凶门兵又出”,一颗破碎的心,忧国而且忧民。又好像条件反射,一听到战争,就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不到两个月,他就驾鹤西游了。他从战乱中走出,又从战乱中归去。生于忧患,亦死于忧患的吴昌硕,一生总有挥之不去的郁勃之气盘结在心头。
在吴昌硕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有两次人生插曲是不能轻易忽略的。一是他51岁时,面对山河破碎而闻甲午海战爆发,升腾起年轻人一样爱国的“血的蒸气”,揭竿而起,投笔从戎,追随好友吴大澂北上御日。“补天谁有大手笔,顽石跃出娲炉中。”——他是恨不得以笔下练就的顽石和女娲一起来补天的。二是他56岁那年,因友人举荐而赴江苏安东县任县令,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也即戊戌变法失败的次年。
年轻时他也曾作过“佐贰”,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他自嘲是个“寒酸尉”。此时的吴昌硕寄寓上海而名闻江南远播东瀛,想生活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一生远离着政治的艺术家为什么又要去做官?是友人的盛情难却?也不会。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他想真正圆一次做官的梦。一个自始至终都以儒家学说培植起来的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是很难像萝卜一样连根带泥拔起的。说不定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在他隐蔽的某个角落里,好像早已死掉的心灵也许会重新苏醒,想在县太爷、府太爷的岗位上施展一下自己的身手哩。
不由自主地,我想到了阮籍——这个青眼白眼的大诗人。他的前半生好像都在躲避政治,一个人驾着木车,车上装着酒到处行走,路走到了尽头,辄大哭而返。有一天,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做官了。如果是真的厌恶政治,阮籍是可以一推了之的。没有料到,阮籍骑着驴子去了,逗留了十天,做完了他认为应该做而且已经做完的事,回到了洛阳。李白佩服得不得了,写诗赞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历史上的这件事,不知吴昌硕会怎么想?一州与一县,治事管理的方法大同小异,难道不想效法阮步兵潇洒走一回?或者打一个比方,做官情结好像读书人精神意义上的故乡,远离着故乡在外边有了种种遭遇,总想着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不准备回家的,大概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厌恶了官场而归隐,或转向佛道,比如历史上的陶渊明、孟浩然、寒山子;二是天崩地解时代的宋元、明清之际,坚守不仕二朝的人格气质,比如吴镇、郑所南、傅山、顾炎武,还有头不顶清天脚不踏清地,“完发以没”的王夫之,等等。
吴昌硕所处的时代,满汉矛盾早已消解,他当然不会被人指着脊梁骂人为软骨头。而事实上,吴昌硕回家了,而且住了一个多月。四十天后又挂冠而去。为什么挂冠而去?没有说,只说“官田种秫不足求”。诗无达诂,是指自己不适合官场生态,还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后来在他的画幅字幅间多了两颗闲章,一曰“一月安东令”,另曰“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既是心理上也是事实上的一次回家,然后说声拜拜,告别“故乡”,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来。诗人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吴昌硕却说:从明天起,做一个清高的人!
历史总让人惦记。上述两件事是吴昌硕一生中的两个插曲,也是他生平没有在仕途上展开抱负的缩影,成为他此后终其一生来凝望的时刻,一个永远不能开释的情怀,同时也构成他一生郁郁的又一个心结。现在的人论及吴昌硕的艺术,变法高峰期皆定在其晚年。是否可以看成是其政治上失意而要在艺术上得志的一个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