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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朋友一再问及:关羽怎么就成了中国的商业护佑神或者商业道德神的？其实，这有点像探究财富按照几何级数迅速增值的奥秘，是个让人感到有些“神奇”的问题。
这里，我想申明我的一个观点：中国人从来就不乏对于“快速致富”的幻想。但“财神”这一人格化形象的创造性想象，恐怕还是来自佛教的一些灵感。
由于史籍并无明示，我们无从断定上古至西汉以前，中国的商人有无商业信仰以及信仰什么。有史书记载，到了西汉，有人铸造了“摇钱树”。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铜树所指代的是什么，学界虽尚无定论，但近年来三峡地区大兴工程，已陆续有铜制的“摇钱树”出土为证了。
到了唐代中期，有将商业行为比作“青蚨”的说法。《太平御览》这样说：青蚨似蝉，其味辛美，可以食用。产子于草叶之上，子如蚕茧。如偷偷将子拿走，母一定会飞来，且能知道子之所在。杀母涂在钱上，杀子涂在穿钱的绳子上，用钱去买东西，一会儿钱就自己回来了。将母子之情与交易之钱自动回归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商人真是很有想象力，简直就是那时产生的期票“飞钱”的神话版。钱钟书先生曾经论及这一观念，并把这一商业文化现象从古今中外的渊源上剖析了一番，写入了他的《管锥编》。
宋人重商，也有了版刻的财神像。《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二月接近年节的时候，市面上都要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以及财神、肫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这些东西。供奉版刻“财神”的习俗，有可能起源于北宋。
到了明代晚期，商业已经处于繁盛阶段，供奉财神也越来越普遍。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路“财神”大行其道，在原因上也有几分仿佛。只不过关公之所以为财神，他的作用、意义比起比干、赵公明、五显神来，却有所不同。
关羽与佛道两教供奉的财神其实早有渊源。关羽成神之初，实际上是取代了唐代时印度佛教密宗虔奉的天竺毗沙门天王战神的职能，同时也预伏下了具备毗沙门“财富保护神”的职司。我曾在专著中证明过“周仓”的原型应为南宋时道教财神“五显神”的陪祀，并对“五显神”的来历传说、传播渠道及祀奉演变作了比较详尽的考探。然而关羽正式为商家敬奉的财神，还是应当聚焦于晚明时期。
中国人现在知道的几位“财神”，在起源上既繁且杂，功能也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反映着当时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心态。对于财富的追求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佛教夸饰了西天极乐，常连篇累牍地形容极乐世界中财富之无限。宋人笔记中曾叙及李后主佞佛，宋太祖遣僧“以导其侈”：“陛下不读《华严经》，安知佛富贵？”谈及佛经中对于财宝描写铺张，钱钟书先生这样评价：“夫《华严经》反复描摹‘佛富贵’，不过以琉璃、摩尼珠、璎珞、宝华诸物，张大其数，至百万千亿……更可笑者，复以此等物堆迭颠倒，如云：‘五百宝器自然盈满，金器盛银，银器盛金’……”
历代佞佛之君主，每以大量金银珠宝制为宝器，供张佛堂，以表其诚，同时也表示对于佛教彼岸的向往。盛唐佛教流行，大量珠宝也用于佛堂供张。宋初《艺文类聚》特设“宝玉部”搜罗外方珍宝，也是不厌其烦。蒙古黄金贵族礼佛，动辄万金。为止阻凡人觊觎之心，特造经文，以表毗沙门天王为其财宝的护卫神祗。所以佛教的“财神”，多是财富的“保护神”，而不是“创造神”。随着毗沙门天王在中国佛教中渐隐，其职司便逐渐为关公取代。关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后世财神。
道教摹仿佛教造神，为求简捷，造出了投合信众需求的各路财神。这类财神可以是普适性的，如“都天至富财帛星君”，实际上是“北斗七星”之一，不问发财理路，唯许“招财进宝”，且能够与“福禄寿”三星组合一体，自然是皆大欢喜了；也有功能性的，如以“五路神”、“五通神”以适应商家希冀信息和客源畅通无阻，“眼观五路，招财八方”；还有寻求财运公平的，如比干“无心”，赵公明“无眼”，以示待客如一，童叟无欺；更有特立名目的，如“利市仙官”以讨口采，“招财童子”以示吉祥，“和合财神”以示“和气生财”等等，不一而足。值得品味的是，这类财神都是财富的“创造神”，这一点有别于佛教的财富观念。
此外，还有像“回回进宝”、“波斯进宝”等年画，也有“财神”的某种功用。这些年画，讲的是唐宋元以来，常有波斯胡、色目人携带奇珍宝物来华贸易的事。“波斯胡鉴宝”每每为唐人津津乐道，他们别具慧眼，能发现华人不识之珍奇与埋没不彰之异宝。《乐府杂录》有一段“康老子”，讲一个老太太手拿着陈旧的锦褥要卖，波斯商人认出那是由“冰蚕丝”所织，“暑月陈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千万”。在这人弃我取的背后，反映出当时不同地域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为贸易的存在与发展提示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作为世俗神，“财神”的出现并受到顶礼膜拜，是对中国人是否缺乏“牟利冲动”的一种有力证明。赵公明骑虎挥鞭的道士形象，简直可与张天师执符仗剑像配为一对。最初，赵公明也擅于“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大焉。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
商界有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如不能取得行业垄断地位，就退而希望公平竞争。竞争公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商贾普适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商人要给财神找“公明”二字。如果现实世界难以实现，就祈望神明世界中能够得到公平保障。万一有欺心瞒骗等事，就让赵公明发“雷神”之威，惩恶扬善了。
为了把赵公明与关羽联系在一起，明代在江南的有些地方还产生了以赵公明为“赵子龙之堂兄弟”的说法。明成化年间有本《姑苏志》，其中提到：“玄坛庙：在玄妙观前。神姓赵名朗字公明，与关羽同时，即赵云子龙之从兄弟也。”以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法。这种刻意的误读虽然浅陋，却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江南地区在明清两代对关羽的崇拜。
此外，关羽崇拜在北宋的西北边境兴起，本来关羽是作为战神、军神供奉膜拜的，以后历代相沿，直到民国。有记载说，北宋西北边军南渡临安以后，不少人很快因经商暴富。《建炎已来系年要录》“临安府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十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幅臻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商大贾，往往而是。”这是否意味着，关羽作为战神的功用，由军转商了呢？
编者附注：
《搜神记》曰：南方有虫，名暾（音敦。）禺，（音隅。）形如蝉大，味辛美可食。其子着草叶如蚕种。得其子则母辄飞来，虽潜取必知处。杀其母途钱，子途贯，用钱去货，旋则自还。
《淮南万毕术》曰：青蚨还钱。青蚨，一名鱼，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置瓮中，埋东行阴垣下，三日後开之，即相从，以母血途八十一钱，亦以子血途八十一钱，以其钱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钱皆自还。）
这里，我想申明我的一个观点：中国人从来就不乏对于“快速致富”的幻想。但“财神”这一人格化形象的创造性想象，恐怕还是来自佛教的一些灵感。
由于史籍并无明示，我们无从断定上古至西汉以前，中国的商人有无商业信仰以及信仰什么。有史书记载，到了西汉，有人铸造了“摇钱树”。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铜树所指代的是什么，学界虽尚无定论，但近年来三峡地区大兴工程，已陆续有铜制的“摇钱树”出土为证了。
到了唐代中期，有将商业行为比作“青蚨”的说法。《太平御览》这样说：青蚨似蝉，其味辛美，可以食用。产子于草叶之上，子如蚕茧。如偷偷将子拿走，母一定会飞来，且能知道子之所在。杀母涂在钱上，杀子涂在穿钱的绳子上，用钱去买东西，一会儿钱就自己回来了。将母子之情与交易之钱自动回归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商人真是很有想象力，简直就是那时产生的期票“飞钱”的神话版。钱钟书先生曾经论及这一观念，并把这一商业文化现象从古今中外的渊源上剖析了一番，写入了他的《管锥编》。
宋人重商，也有了版刻的财神像。《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二月接近年节的时候，市面上都要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以及财神、肫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这些东西。供奉版刻“财神”的习俗，有可能起源于北宋。
到了明代晚期，商业已经处于繁盛阶段，供奉财神也越来越普遍。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路“财神”大行其道，在原因上也有几分仿佛。只不过关公之所以为财神，他的作用、意义比起比干、赵公明、五显神来，却有所不同。
关羽与佛道两教供奉的财神其实早有渊源。关羽成神之初，实际上是取代了唐代时印度佛教密宗虔奉的天竺毗沙门天王战神的职能，同时也预伏下了具备毗沙门“财富保护神”的职司。我曾在专著中证明过“周仓”的原型应为南宋时道教财神“五显神”的陪祀，并对“五显神”的来历传说、传播渠道及祀奉演变作了比较详尽的考探。然而关羽正式为商家敬奉的财神，还是应当聚焦于晚明时期。
中国人现在知道的几位“财神”，在起源上既繁且杂，功能也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反映着当时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心态。对于财富的追求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佛教夸饰了西天极乐，常连篇累牍地形容极乐世界中财富之无限。宋人笔记中曾叙及李后主佞佛，宋太祖遣僧“以导其侈”：“陛下不读《华严经》，安知佛富贵？”谈及佛经中对于财宝描写铺张，钱钟书先生这样评价：“夫《华严经》反复描摹‘佛富贵’，不过以琉璃、摩尼珠、璎珞、宝华诸物，张大其数，至百万千亿……更可笑者，复以此等物堆迭颠倒，如云：‘五百宝器自然盈满，金器盛银，银器盛金’……”
历代佞佛之君主，每以大量金银珠宝制为宝器，供张佛堂，以表其诚，同时也表示对于佛教彼岸的向往。盛唐佛教流行，大量珠宝也用于佛堂供张。宋初《艺文类聚》特设“宝玉部”搜罗外方珍宝，也是不厌其烦。蒙古黄金贵族礼佛，动辄万金。为止阻凡人觊觎之心，特造经文，以表毗沙门天王为其财宝的护卫神祗。所以佛教的“财神”，多是财富的“保护神”，而不是“创造神”。随着毗沙门天王在中国佛教中渐隐，其职司便逐渐为关公取代。关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后世财神。
道教摹仿佛教造神，为求简捷，造出了投合信众需求的各路财神。这类财神可以是普适性的，如“都天至富财帛星君”，实际上是“北斗七星”之一，不问发财理路，唯许“招财进宝”，且能够与“福禄寿”三星组合一体，自然是皆大欢喜了；也有功能性的，如以“五路神”、“五通神”以适应商家希冀信息和客源畅通无阻，“眼观五路，招财八方”；还有寻求财运公平的，如比干“无心”，赵公明“无眼”，以示待客如一，童叟无欺；更有特立名目的，如“利市仙官”以讨口采，“招财童子”以示吉祥，“和合财神”以示“和气生财”等等，不一而足。值得品味的是，这类财神都是财富的“创造神”，这一点有别于佛教的财富观念。
此外，还有像“回回进宝”、“波斯进宝”等年画，也有“财神”的某种功用。这些年画，讲的是唐宋元以来，常有波斯胡、色目人携带奇珍宝物来华贸易的事。“波斯胡鉴宝”每每为唐人津津乐道，他们别具慧眼，能发现华人不识之珍奇与埋没不彰之异宝。《乐府杂录》有一段“康老子”，讲一个老太太手拿着陈旧的锦褥要卖，波斯商人认出那是由“冰蚕丝”所织，“暑月陈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千万”。在这人弃我取的背后，反映出当时不同地域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为贸易的存在与发展提示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作为世俗神，“财神”的出现并受到顶礼膜拜，是对中国人是否缺乏“牟利冲动”的一种有力证明。赵公明骑虎挥鞭的道士形象，简直可与张天师执符仗剑像配为一对。最初，赵公明也擅于“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大焉。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
商界有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如不能取得行业垄断地位，就退而希望公平竞争。竞争公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商贾普适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商人要给财神找“公明”二字。如果现实世界难以实现，就祈望神明世界中能够得到公平保障。万一有欺心瞒骗等事，就让赵公明发“雷神”之威，惩恶扬善了。
为了把赵公明与关羽联系在一起，明代在江南的有些地方还产生了以赵公明为“赵子龙之堂兄弟”的说法。明成化年间有本《姑苏志》，其中提到：“玄坛庙：在玄妙观前。神姓赵名朗字公明，与关羽同时，即赵云子龙之从兄弟也。”以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法。这种刻意的误读虽然浅陋，却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江南地区在明清两代对关羽的崇拜。
此外，关羽崇拜在北宋的西北边境兴起，本来关羽是作为战神、军神供奉膜拜的，以后历代相沿，直到民国。有记载说，北宋西北边军南渡临安以后，不少人很快因经商暴富。《建炎已来系年要录》“临安府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十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幅臻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商大贾，往往而是。”这是否意味着，关羽作为战神的功用，由军转商了呢？
编者附注：
《搜神记》曰：南方有虫，名暾（音敦。）禺，（音隅。）形如蝉大，味辛美可食。其子着草叶如蚕种。得其子则母辄飞来，虽潜取必知处。杀其母途钱，子途贯，用钱去货，旋则自还。
《淮南万毕术》曰：青蚨还钱。青蚨，一名鱼，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置瓮中，埋东行阴垣下，三日後开之，即相从，以母血途八十一钱，亦以子血途八十一钱，以其钱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钱皆自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