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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遗留下来的档案十分稀少，这是由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最终遭遇惨败的特定情况造成的。
多年来，我很关注西路军档案的征集情况，因为征集到原件的机会非常少，就我所见到的档案原件，只有三件。一件是保存于甘肃省档案馆的西路军进入甘北（西路军时称甘肃河西走廊为“甘北”）地区时的“宣传提纲”，书写在省档案馆征集的一张《葛氏族谱》背面，在整理这件族谱时发现，族谱背面另外贴有这份“宣传提纲”，就从族谱背面揭下来，之后，专程送到中央档案馆裱糊后作为特藏保管；另一件是保存于高台县西路军纪念馆的时任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写给救助他的高台县百姓的一张便条；再就是保存于张掖市档案馆的一纸被称为“董军长口令”的档案。这些，虽然是只字片纸，但却异常珍贵。
本帖就说这件“董军长口令”。2007年7月9日，一位古稀老人走进张掖市档案馆查阅接待室，要求查档，工作人员按他提供的线索和要求，调阅了一些案卷，均未查到他所需要的内容。这位老人叫宋林发，是张掖市临泽县新华镇村民，小时候给西路军传送过信件，现在身体有病，生活困难，想找个政策依据让当地民政部门给予救助。为了证明自己，他拿出一件珍藏多年的西路军给他的凭证。凭证为宣纸，中间印有红色竖线，下端印有两道红色横线，是公文纸。纸上有火烧痕迹，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红色印章。繁体字书写，字迹清晰，内容是“成儿红军战士，完成了很多任务，一定要保护他。口令。董军长 民国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三日”，这是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保护他的口令，由下属书写的。他说，凭证上的“成儿”就是他自己。工作人员一看是西路军的档案原件，就请求宋林发把这件凭证留在档案馆保存。老人说：“这是我为西路军传送信件的证据，还是自己保存吧。”
工作人员三番五次做他的工作，还把老人请到局长办公室，最后，经局长的开导和沟通，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档案馆的要求，把这件凭证交给了档案馆保存，同时，还将随身带来的两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铜质纪念章也交给了档案馆，说这两枚纪念章是他为西路军传送信件任务完成得好，西路军战士送给他留作纪念的。市档案局给他颁发了荣誉证，并给他支付了200元交通费。
2008年我到张掖出差，在市档案馆看到了这件档案和兩枚纪念章，感到此事很不寻常，就向市档案局提出去临泽县采访那位宋林发老人，他们回答：“老人已经去世了。”非常遗憾。我当时遗憾的是没能为《档案》杂志采访到这么好的一个题材，事后细细想来，遗憾还不仅于此，恐怕还涉及档案馆征集档案过程中其他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是，当事者本人携带着珍贵的档案史料亲临档案馆，查找所需，此事极为少有，特别是这是西路军遗留下来的档案，而当事人与此有直接关系，更为难得。档案馆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把工作做足，做细。做足，做细，主要是指档案馆不仅征集实物，而且要主动地把与实物相关的细节搞清楚。宋林发老人提供的档案，信息量很大，比如，他成功地为西路军传送了哪些信件，得到董振堂军长的赞许并口述保护他的命令？他还对当时西路军临泽、高台战役情况能回忆起哪些？在西路军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日子里，这件凭证他是如何保存至今的？等等。档案馆应该把这些详细地记载下来。据我所知，现在档案馆征集来的藏品，都缺少这些重要的相关材料，以至于无论是征集来的藏品的展出，还是对征集的藏品的消息报道，都是简单的几句话“某馆征集到某某重要档案”，至于与此相关的细节，不见报道，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意识。这类事情，当初征集时不为，以后永远不可为。
二是，宋林发老人虽然得到了档案馆的荣誉证，但并没有满足他生活困难、需要落实政策的真正要求，档案局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协调空间。老人捐赠的档案和纪念章，构成了一组可信的证据。特别是那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印章，十分珍贵和可信，当年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很长时间依旧是使用红四方面军的称呼，这从其他史料中可以得到相互印证。而现存的西路军史料中，盖有红四方面军印鉴的，绝无仅有。另外就是那两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纪念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老人要查阅的材料虽然没有查到，但老人同时持有两件凭证，是否能成为落实政策的重要依据呢？档案馆既然已经确认这件档案为原件并收藏之，是否还可以向县民政部门提供证明或转达意见？虽然，这不是档案馆的主要职责，但如果这么做了，对捐赠者也是一件暖人心的事儿，对今后我们更好地开展档案征集活动的社会影响也是十分有益的。
所以，虽然档案馆已经得到了这件珍贵的藏品，但由于缺少上述工作，我还是觉得有遗珠之憾。
（转自《档案界》论坛）
多年来，我很关注西路军档案的征集情况，因为征集到原件的机会非常少，就我所见到的档案原件，只有三件。一件是保存于甘肃省档案馆的西路军进入甘北（西路军时称甘肃河西走廊为“甘北”）地区时的“宣传提纲”，书写在省档案馆征集的一张《葛氏族谱》背面，在整理这件族谱时发现，族谱背面另外贴有这份“宣传提纲”，就从族谱背面揭下来，之后，专程送到中央档案馆裱糊后作为特藏保管；另一件是保存于高台县西路军纪念馆的时任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写给救助他的高台县百姓的一张便条；再就是保存于张掖市档案馆的一纸被称为“董军长口令”的档案。这些，虽然是只字片纸，但却异常珍贵。
本帖就说这件“董军长口令”。2007年7月9日，一位古稀老人走进张掖市档案馆查阅接待室，要求查档，工作人员按他提供的线索和要求，调阅了一些案卷，均未查到他所需要的内容。这位老人叫宋林发，是张掖市临泽县新华镇村民，小时候给西路军传送过信件，现在身体有病，生活困难，想找个政策依据让当地民政部门给予救助。为了证明自己，他拿出一件珍藏多年的西路军给他的凭证。凭证为宣纸，中间印有红色竖线，下端印有两道红色横线，是公文纸。纸上有火烧痕迹，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红色印章。繁体字书写，字迹清晰，内容是“成儿红军战士，完成了很多任务，一定要保护他。口令。董军长 民国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三日”，这是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保护他的口令，由下属书写的。他说，凭证上的“成儿”就是他自己。工作人员一看是西路军的档案原件，就请求宋林发把这件凭证留在档案馆保存。老人说：“这是我为西路军传送信件的证据，还是自己保存吧。”
工作人员三番五次做他的工作，还把老人请到局长办公室，最后，经局长的开导和沟通，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档案馆的要求，把这件凭证交给了档案馆保存，同时，还将随身带来的两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铜质纪念章也交给了档案馆，说这两枚纪念章是他为西路军传送信件任务完成得好，西路军战士送给他留作纪念的。市档案局给他颁发了荣誉证，并给他支付了200元交通费。
2008年我到张掖出差，在市档案馆看到了这件档案和兩枚纪念章，感到此事很不寻常，就向市档案局提出去临泽县采访那位宋林发老人，他们回答：“老人已经去世了。”非常遗憾。我当时遗憾的是没能为《档案》杂志采访到这么好的一个题材，事后细细想来，遗憾还不仅于此，恐怕还涉及档案馆征集档案过程中其他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是，当事者本人携带着珍贵的档案史料亲临档案馆，查找所需，此事极为少有，特别是这是西路军遗留下来的档案，而当事人与此有直接关系，更为难得。档案馆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把工作做足，做细。做足，做细，主要是指档案馆不仅征集实物，而且要主动地把与实物相关的细节搞清楚。宋林发老人提供的档案，信息量很大，比如，他成功地为西路军传送了哪些信件，得到董振堂军长的赞许并口述保护他的命令？他还对当时西路军临泽、高台战役情况能回忆起哪些？在西路军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日子里，这件凭证他是如何保存至今的？等等。档案馆应该把这些详细地记载下来。据我所知，现在档案馆征集来的藏品，都缺少这些重要的相关材料，以至于无论是征集来的藏品的展出，还是对征集的藏品的消息报道，都是简单的几句话“某馆征集到某某重要档案”，至于与此相关的细节，不见报道，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意识。这类事情，当初征集时不为，以后永远不可为。
二是，宋林发老人虽然得到了档案馆的荣誉证，但并没有满足他生活困难、需要落实政策的真正要求，档案局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协调空间。老人捐赠的档案和纪念章，构成了一组可信的证据。特别是那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印章，十分珍贵和可信，当年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很长时间依旧是使用红四方面军的称呼，这从其他史料中可以得到相互印证。而现存的西路军史料中，盖有红四方面军印鉴的，绝无仅有。另外就是那两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纪念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老人要查阅的材料虽然没有查到，但老人同时持有两件凭证，是否能成为落实政策的重要依据呢？档案馆既然已经确认这件档案为原件并收藏之，是否还可以向县民政部门提供证明或转达意见？虽然，这不是档案馆的主要职责，但如果这么做了，对捐赠者也是一件暖人心的事儿，对今后我们更好地开展档案征集活动的社会影响也是十分有益的。
所以，虽然档案馆已经得到了这件珍贵的藏品，但由于缺少上述工作，我还是觉得有遗珠之憾。
（转自《档案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