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本文从对《爱玛》两个中译本中部分译文的比较分析入手，就异化和归化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问题进行了阐述，强调了在文学翻译中应该慎重对待文化因素，避免造成文化误读。
关键词： 小说《爱玛》中译本 翻译方法 异化法 归化法
一、前言
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第一次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言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虽然听上去很神秘，其实，异化和归化大致相当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直译和意译。
《爱玛》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后期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笔法轻松有趣，情节峰回路转。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精确的语言，机智巧妙的对话，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令人回味无穷。在我国，它的汉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要属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先生的译本。了解了“异化法”和“归化法”两个概念后，仔细比较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先生的译本，我们会发现孙先生的译文中直译的比重比张先生的大，即孙先生侧重于“异化”译法；而张先生则更多地考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归化”的语言现象较多。本文针对小说《爱玛》中译本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张经浩译本和孙致礼译本为分析对象，探索两位译者在翻译《爱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
二、异化为主导的中国21世纪文学翻译：《爱玛》两个中译本的对比分析
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真正成熟起来，而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注重异化译法，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达译文的异质因素。
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但又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它还牵涉各种非语言因索，特别是牵涉种种文化因索，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所以，我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而且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译者要特别警惕，不要使用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字眼作为传译手段，以免以“中国味”取代“洋味”，造成“文化失真”。
例1原文：Emma woodhouse，handsome，clever，and rich，with a comfortable home and happy disposition seemed to unite some of the best blessings of existence; and had lived nearly twenty-one years in the world with very little to distress or vex her.
孙的译文：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性情也很开朗，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她在人间生活了近二十一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张的译文：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二十一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通过对两人第一段译文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孙致礼先生的译文更多地使用了“异化法”，即尽量保留原文的文风，句子在顺序上和原文基本一致，句子结构也没做大的调整，译文真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意思，给人自然流畅的感觉。张经浩先生的译文则明显地突出了意译即“归化”的倾向，向汉语的表达习惯靠拢。他的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对汉语包括成语在内的四字结构——汉语言的典型代表的运用上。仅此一句，他用了四个四字结构：得天独厚、生活舒适、性情开朗、无忧无虑。而且，“得天独厚”这一成语和其他一些成语包括“天诛地灭”、“替天行道”等体现的是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地域文化，这与笃信基督教的英语语言文化相去甚远。
例2原文：Captain Weston，who had been considered，especially by the Churchills，as making such an amazing match，was proved to have much the worst of the bargain.
孙的译文：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高攀了一门儿贵亲，可事实上，他却倒了大霉。
张的译文：在旁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是攀龙附凤，可事实上他做了一件楣事。
两人的译文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对“making such an amazing match”的处理上。两人都采取了意译归化的手法。但张的“攀龙附凤”有点儿过于夸张。而且，“龙凤”是汉语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们所暗含的吉祥、喜庆、高贵等象征意义只有在汉文化国度里才能得到认可。相反，在英语文化中，龙象征着凶残、邪恶。如果我们完全避开文化的差异，而过多地考虑语言的美感及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势必会影响原作品的语言风格和文化韵味儿。如果我们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时读不出一点洋味儿，有时甚至感到似乎是在读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译本的失误。这种失误容易使读者产生文化上的错觉。
（二）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往往在表现内容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原作的内容，还要善于保存其原有的形式，力求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所谓的“形式”，一般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形象描写、修辞手段等，翻译中应尽可能将这些形式体现出来，借助“形似”更加充分地传达出原文的“精神”，取得“形神皆似”的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有许多人是不大重视原文语言形式的传译的。在此，我准备就目前翻译中的倾向，着重强调尊重原文的形象语言和句法结构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写或修辞手段，译者最好采取异化译法，将之移植到译文中，既能为译文增添文采，又能给汉语带来新的表现法。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因而能引起不同的联想，如果用来互译，势必给读者带来错觉。
不顾语言形式的另一个常见表现，就是不少人对原文的句法结构完全弃之不顾，好像一顾及原文的句法结构，就会导致不像样的译文，因而翻译起来总喜欢随心所欲，将原文结构颠来倒去，殊不知原文的句法结构往往包含一定的意义，或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轨迹，或体现了一定的情感，译者若是“另起炉灶”，势必会破坏原文的语言思路，造成某种程度的变调。
例3原文：Sorrow came——a gentle sorrow——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any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
孙的译文：令人难过的事——令人略感难过的事——终于降临了——但又绝非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
张的译文：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虽不至于使她忍受不了，但确实使她此难过。
比较一下两译文留意该句的处理，我们仍可明显感觉到孙的异化倾向和张的归化倾向。孙致礼先生保留了原文中的破折号，把句子直译了出来。这一次这样做似乎有点呆板;而张经浩先生撇开三个破折号，作了意译，使译文显得灵活自如，比孙致礼先生处理得要灵活些。可见，无论是“异化”或“归化”都不可太绝对，任何译文都应是两者的结合使用。
例4原文：she recalled her past kindness——the kindness，the affection of sixteen years——how she had taught and how she had played with her from five years old——and how nursed her through the various illnesses of childhood.
孙的译文：她回想起她以前的情意——十六年的情意和慈爱——从她五岁起，泰勒小姐就开始教导她，陪她玩耍——她没病没灾时，泰勒小姐尽量跟她形影不离，逗她开心——她小时候每次生病时，泰勒小姐总要细心照料她。
张的译文：从五岁起泰勒小姐就教她，领她玩；她幼时多病，全靠泰勒小姐精心照料；当她身体好时，为了使她过得快活，泰勒小姐费了不少心血；往日的这些好处，十六年的这段情意，她却难以忘怀。
此句是对爱玛的心理描写，陪伴她十六年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的出嫁使她感到既高兴又难过。她高兴泰勒小姐有了自己幸福的归宿，但又舍不得她离去。往事历历在目。对照原文，孙译本虽说从语言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包括标点符号也未作任何改动，但一句中出现了四个破折号，句子显得臃肿，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这样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的语言形式，难以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联想，更难以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张的译本调整了句子顺序，用分号代替了破折号，整个句子通顺流畅，表达自然，可读性强。
（三）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三、中国文学翻译的衍变：“归化”趋向“异化”
中国前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归化”为主调。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这种译文不仅广大读者觉得艰涩难懂，就是译者使用起来也觉得束缚很大，运笔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节。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不能说一点“异化”成分也没有，比如他把honeymoon译成“蜜月”，就是典型的异化译例，但他更多的是采取归化译法，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笑谈；而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则被胡适责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欧化”的新浪潮。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发挥了旗手的作用。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鲁迅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但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可从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等很有影响力的几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中看得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茅盾、傅雷、钱钟书的翻译观点引导下，文学翻译家大多以“艺术创造性的翻译”为目标，追求“神似”，向往“化境”，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写作”。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对原文中异域文化特色，还是比较注意进行异化处理的，但比较而言，她的归化手法似乎更惹人注目。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前一百年的外国文学翻译，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何以出现这种局面呢？按照安德烈·勒非弗尔的理论来看，这里面牵涉众多因索，如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等。（Lefevere，1992）确实，中国社会长期所处于的封闭状态，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接受能力的限制等，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我们撇开这些因素不谈，而着重提出译者的翻译观念问题。首先，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比较短，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正经历着一个起步、探索、成长的过程，一百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达到成熟。其次，从译者队伍来看，不少人原本是作家，他们做翻译大多沿着“写作”的套路走，即使是一些学者型译家，也是深受“文艺学派”的影响，刻意追求“神似”和“地道”。再次，中国的译家大多以做翻译为能事，很少有人去思索翻译理论或翻译原则，因而翻译中往往“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缺乏先进的翻译思想作指导。当然，西方的翻译思想迟迟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中国译家理论观念淡薄的一个客观原因。
孙致礼先生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的最后说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1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间的不断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据上风。”（1999：36）
四、结语
通过对《爱玛》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孙致礼教授的翻译策略是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译文通顺易懂，不乏艺术感染力。张经浩先生一向主张文学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翻译时尽量发挥译者的创造力，“随心所欲不逾矩”，“吃透原文，敢于创造”。与孙教授相比，张先生的归化用得较多。
从翻译标准来衡量，无论是“忠实、通顺”或是“信、达、雅”，都是把“忠实”和“信”放在第一位的。“忠实”首先体现在要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其次要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就文学翻译而言，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势必体现在对原作所传递的异国文化的保留上。文学翻译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语言信息，更多的是包括异国风情在内的文化信息。这就要求译者尽可能向作品的源语言的文化靠拢，保持原文的韵味。因此，在进行英汉翻译时，如果我们过多地使用类似“攀龙附凤”、“难于上青天”等明显带有汉语文化特征的成语、习语和典故的话，就会大大淡化英语原著的西方色彩，破坏了我们读外国文学时本应感受到的异国文化氛围。这是对原著风格的一种破坏，也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我们在运用归化法时要慎而又慎。对于此特殊表达的处理，要遵循源语言的自身规律。当异化译法行不通时，敢于冲破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吃透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根据语境，适当选取译者自己语言在同样场合下的习惯表达，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寻找两种语言中文化的共性，以此为结合点，把两种语言沟通起来。这样就有可能避免因翻译不慎而给读者造成的文化误读。
仔细比较孙致礼先生和张经浩先生的译作，我们会悟出很多很多道理。文学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它要求译者必须有相当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异域文化底蕴，两者缺一不可。
总之，“异化”和“归化”只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译文更加完美。我们不能把两者孤立开来去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去一味地“异化”或一味地“归化”。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其他实用文体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差异。翻译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异化”和“归化”的取舍问题，而且要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不妨把文学作品看做是珍藏已久的艺术品去审视。在进行翻译时我们是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工具去临摹原作品，尽可能保持其本身的原始性和艺术性，而不是用雕刻刀和凿子在原作品上挖洞钻眼儿，把它打造成自己看着顺眼的东西。翻译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原作品的再现，而不是再创造。
参考文献：
［1］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2］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
［3］简·奥斯汀.孙致礼译.爱玛［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简·奥斯汀.张经浩译.爱玛［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5］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2001，（5）.
关键词： 小说《爱玛》中译本 翻译方法 异化法 归化法
一、前言
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第一次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言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虽然听上去很神秘，其实，异化和归化大致相当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直译和意译。
《爱玛》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后期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笔法轻松有趣，情节峰回路转。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精确的语言，机智巧妙的对话，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令人回味无穷。在我国，它的汉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要属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先生的译本。了解了“异化法”和“归化法”两个概念后，仔细比较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先生的译本，我们会发现孙先生的译文中直译的比重比张先生的大，即孙先生侧重于“异化”译法；而张先生则更多地考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归化”的语言现象较多。本文针对小说《爱玛》中译本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张经浩译本和孙致礼译本为分析对象，探索两位译者在翻译《爱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
二、异化为主导的中国21世纪文学翻译：《爱玛》两个中译本的对比分析
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真正成熟起来，而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注重异化译法，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达译文的异质因素。
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但又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它还牵涉各种非语言因索，特别是牵涉种种文化因索，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所以，我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而且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译者要特别警惕，不要使用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字眼作为传译手段，以免以“中国味”取代“洋味”，造成“文化失真”。
例1原文：Emma woodhouse，handsome，clever，and rich，with a comfortable home and happy disposition seemed to unite some of the best blessings of existence; and had lived nearly twenty-one years in the world with very little to distress or vex her.
孙的译文：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性情也很开朗，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她在人间生活了近二十一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张的译文：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二十一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通过对两人第一段译文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孙致礼先生的译文更多地使用了“异化法”，即尽量保留原文的文风，句子在顺序上和原文基本一致，句子结构也没做大的调整，译文真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意思，给人自然流畅的感觉。张经浩先生的译文则明显地突出了意译即“归化”的倾向，向汉语的表达习惯靠拢。他的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对汉语包括成语在内的四字结构——汉语言的典型代表的运用上。仅此一句，他用了四个四字结构：得天独厚、生活舒适、性情开朗、无忧无虑。而且，“得天独厚”这一成语和其他一些成语包括“天诛地灭”、“替天行道”等体现的是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地域文化，这与笃信基督教的英语语言文化相去甚远。
例2原文：Captain Weston，who had been considered，especially by the Churchills，as making such an amazing match，was proved to have much the worst of the bargain.
孙的译文：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高攀了一门儿贵亲，可事实上，他却倒了大霉。
张的译文：在旁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是攀龙附凤，可事实上他做了一件楣事。
两人的译文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对“making such an amazing match”的处理上。两人都采取了意译归化的手法。但张的“攀龙附凤”有点儿过于夸张。而且，“龙凤”是汉语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们所暗含的吉祥、喜庆、高贵等象征意义只有在汉文化国度里才能得到认可。相反，在英语文化中，龙象征着凶残、邪恶。如果我们完全避开文化的差异，而过多地考虑语言的美感及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势必会影响原作品的语言风格和文化韵味儿。如果我们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时读不出一点洋味儿，有时甚至感到似乎是在读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译本的失误。这种失误容易使读者产生文化上的错觉。
（二）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往往在表现内容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原作的内容，还要善于保存其原有的形式，力求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所谓的“形式”，一般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形象描写、修辞手段等，翻译中应尽可能将这些形式体现出来，借助“形似”更加充分地传达出原文的“精神”，取得“形神皆似”的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有许多人是不大重视原文语言形式的传译的。在此，我准备就目前翻译中的倾向，着重强调尊重原文的形象语言和句法结构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写或修辞手段，译者最好采取异化译法，将之移植到译文中，既能为译文增添文采，又能给汉语带来新的表现法。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因而能引起不同的联想，如果用来互译，势必给读者带来错觉。
不顾语言形式的另一个常见表现，就是不少人对原文的句法结构完全弃之不顾，好像一顾及原文的句法结构，就会导致不像样的译文，因而翻译起来总喜欢随心所欲，将原文结构颠来倒去，殊不知原文的句法结构往往包含一定的意义，或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轨迹，或体现了一定的情感，译者若是“另起炉灶”，势必会破坏原文的语言思路，造成某种程度的变调。
例3原文：Sorrow came——a gentle sorrow——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any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
孙的译文：令人难过的事——令人略感难过的事——终于降临了——但又绝非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
张的译文：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虽不至于使她忍受不了，但确实使她此难过。
比较一下两译文留意该句的处理，我们仍可明显感觉到孙的异化倾向和张的归化倾向。孙致礼先生保留了原文中的破折号，把句子直译了出来。这一次这样做似乎有点呆板;而张经浩先生撇开三个破折号，作了意译，使译文显得灵活自如，比孙致礼先生处理得要灵活些。可见，无论是“异化”或“归化”都不可太绝对，任何译文都应是两者的结合使用。
例4原文：she recalled her past kindness——the kindness，the affection of sixteen years——how she had taught and how she had played with her from five years old——and how nursed her through the various illnesses of childhood.
孙的译文：她回想起她以前的情意——十六年的情意和慈爱——从她五岁起，泰勒小姐就开始教导她，陪她玩耍——她没病没灾时，泰勒小姐尽量跟她形影不离，逗她开心——她小时候每次生病时，泰勒小姐总要细心照料她。
张的译文：从五岁起泰勒小姐就教她，领她玩；她幼时多病，全靠泰勒小姐精心照料；当她身体好时，为了使她过得快活，泰勒小姐费了不少心血；往日的这些好处，十六年的这段情意，她却难以忘怀。
此句是对爱玛的心理描写，陪伴她十六年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的出嫁使她感到既高兴又难过。她高兴泰勒小姐有了自己幸福的归宿，但又舍不得她离去。往事历历在目。对照原文，孙译本虽说从语言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包括标点符号也未作任何改动，但一句中出现了四个破折号，句子显得臃肿，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这样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的语言形式，难以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联想，更难以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张的译本调整了句子顺序，用分号代替了破折号，整个句子通顺流畅，表达自然，可读性强。
（三）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三、中国文学翻译的衍变：“归化”趋向“异化”
中国前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归化”为主调。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这种译文不仅广大读者觉得艰涩难懂，就是译者使用起来也觉得束缚很大，运笔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节。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不能说一点“异化”成分也没有，比如他把honeymoon译成“蜜月”，就是典型的异化译例，但他更多的是采取归化译法，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笑谈；而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则被胡适责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欧化”的新浪潮。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发挥了旗手的作用。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鲁迅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但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可从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等很有影响力的几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中看得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茅盾、傅雷、钱钟书的翻译观点引导下，文学翻译家大多以“艺术创造性的翻译”为目标，追求“神似”，向往“化境”，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写作”。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对原文中异域文化特色，还是比较注意进行异化处理的，但比较而言，她的归化手法似乎更惹人注目。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前一百年的外国文学翻译，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何以出现这种局面呢？按照安德烈·勒非弗尔的理论来看，这里面牵涉众多因索，如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等。（Lefevere，1992）确实，中国社会长期所处于的封闭状态，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接受能力的限制等，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我们撇开这些因素不谈，而着重提出译者的翻译观念问题。首先，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比较短，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正经历着一个起步、探索、成长的过程，一百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达到成熟。其次，从译者队伍来看，不少人原本是作家，他们做翻译大多沿着“写作”的套路走，即使是一些学者型译家，也是深受“文艺学派”的影响，刻意追求“神似”和“地道”。再次，中国的译家大多以做翻译为能事，很少有人去思索翻译理论或翻译原则，因而翻译中往往“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缺乏先进的翻译思想作指导。当然，西方的翻译思想迟迟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中国译家理论观念淡薄的一个客观原因。
孙致礼先生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的最后说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1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间的不断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据上风。”（1999：36）
四、结语
通过对《爱玛》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孙致礼教授的翻译策略是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译文通顺易懂，不乏艺术感染力。张经浩先生一向主张文学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翻译时尽量发挥译者的创造力，“随心所欲不逾矩”，“吃透原文，敢于创造”。与孙教授相比，张先生的归化用得较多。
从翻译标准来衡量，无论是“忠实、通顺”或是“信、达、雅”，都是把“忠实”和“信”放在第一位的。“忠实”首先体现在要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其次要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就文学翻译而言，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势必体现在对原作所传递的异国文化的保留上。文学翻译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语言信息，更多的是包括异国风情在内的文化信息。这就要求译者尽可能向作品的源语言的文化靠拢，保持原文的韵味。因此，在进行英汉翻译时，如果我们过多地使用类似“攀龙附凤”、“难于上青天”等明显带有汉语文化特征的成语、习语和典故的话，就会大大淡化英语原著的西方色彩，破坏了我们读外国文学时本应感受到的异国文化氛围。这是对原著风格的一种破坏，也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我们在运用归化法时要慎而又慎。对于此特殊表达的处理，要遵循源语言的自身规律。当异化译法行不通时，敢于冲破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吃透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根据语境，适当选取译者自己语言在同样场合下的习惯表达，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寻找两种语言中文化的共性，以此为结合点，把两种语言沟通起来。这样就有可能避免因翻译不慎而给读者造成的文化误读。
仔细比较孙致礼先生和张经浩先生的译作，我们会悟出很多很多道理。文学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它要求译者必须有相当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异域文化底蕴，两者缺一不可。
总之，“异化”和“归化”只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译文更加完美。我们不能把两者孤立开来去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去一味地“异化”或一味地“归化”。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其他实用文体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差异。翻译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异化”和“归化”的取舍问题，而且要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不妨把文学作品看做是珍藏已久的艺术品去审视。在进行翻译时我们是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工具去临摹原作品，尽可能保持其本身的原始性和艺术性，而不是用雕刻刀和凿子在原作品上挖洞钻眼儿，把它打造成自己看着顺眼的东西。翻译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原作品的再现，而不是再创造。
参考文献：
［1］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2］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
［3］简·奥斯汀.孙致礼译.爱玛［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简·奥斯汀.张经浩译.爱玛［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5］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