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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就是平平静静的和蔼老人，对摄制组的人很好很好。我们应该先喜欢她们、接受她们，然后再去探究她们的身份——哦，原来她们是当时被强征的性奴隶，是受害者；她们的遭遇多么可怕，她们又是多么需要我们去关爱。
郭柯最近一直很忙，几次与其通话，他似乎不是在火车上，就是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来去匆匆，行者无疆。但是，记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在手机的另一端，绝不仅仅是一个导演例行公事般简单应对媒体的提问，而分明跳动了一颗赤子之心。话题只要涉及“慰安妇”，郭柯的话匣子就会自然而然地打开，他是真的将这些老人们当成了自己的长辈——当记者随后请他为“慰安妇”老人们的照片做说明时，他如数家珍、不假思索，尤其印证了那种，纯粹的感情。
《新民周刊》：《二十二》拍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你家里卖房支持，演员张歆艺也资助了一百万。是否因为题材特殊敏感的关系？您当初如何与“慰安妇”题材结缘？
郭柯：题材比较冷门，所以一波三折。当时找到蛮多老板劝说投资的，基本全被他们婉言谢绝了。之所以与“慰安妇”结缘，是因为2012年我初步接触了一些历史资料、相关文章，然后就拍了《三十二》。在此过程中，韦绍兰老人确实改变了我对“慰安妇”群体固有的刻板概念——她这么乐观，是一种鼓励啊！加上“慰安妇”幸存者正不断消逝，必须要拍！
《新民周刊》：你的镜头温柔、和缓；包括影片的海报也是一个小女孩在画画。你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是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长辈那样看待，所以最终呈现出的风格不套路，非常平静。那么这种感情是否随着拍摄自然滋生？
郭柯：对，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当你在面对她们的时候，之前那种拍剧情片的思维模式完全会被慢慢磨掉。什么都不重要了，安安稳稳把她们记录下来就行了。作为一个导演，就要面对拍摄时候冒出的各种困难、各种改變。如果一切早早设想好了，那岂不是仍旧把老人当成你表达的一个工具了吗？你只能跟着她们的节奏走，然后做好一个导演的工作，组合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才是导演的本分。
《新民周刊》：作为一名导演，你希望自己的这两部作品，能给我们整个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带来一些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慰安妇”问题？
郭柯：现在很多观众都是90后的女性吧？她们可能再过几年，都会当妈妈，那么，看了这部纪录片，我相信她们就会用一种很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告诉自己的孩子，“慰安妇”老人其实是怎样怎样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对老人们有更加客观、正面的认识。这些老人都很可爱，她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已，压根不像我们之前理解的那么片面，总是和“残酷、狰狞、痛苦、悔恨、道歉”这类词语紧紧捆绑在一起。你看片子里，她们就是平平静静的和蔼老人，对摄制组的人很好很好。我们应该先喜欢她们、接受她们，然后再去探究她们的身份——哦，原来她们是当时被强征的性奴隶，是受害者；她们的遭遇多么可怕，她们又是多么需要我们去关爱。
《新民周刊》：韩国之前拍摄了包括《鬼乡》在内的一些“慰安妇”题材影片。你在影片籌拍之前有关注、或者说借鉴过他们一些好的做法吗？
郭柯：2016年4月，我看了《鬼乡》这部电影，感觉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选择了众筹这个方式，包括片尾的字幕，其实就是借鉴了《鬼乡》，受到了《鬼乡》的启发。果不其然，我们的民众真的很给力！很快，《二十二》今年得以公映，而且现在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应该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大家是会帮助你的。
《新民周刊》：《二十二》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你想呼唤些什么？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您觉得老人身上什么特质最震撼你？
郭柯：我刚好拍到了“慰安妇”老人们的葬礼，而这放在影片中间显然不合适，所以放在一头一尾。以葬礼结束，是因为画面会很空，看着静静的大山，会引发观众的一些思考。至于是什么思考，我也不太确定，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看到这个画面，每个人的化学反应也会不一样。我只是觉得，这个画面摆在最后，大家一定会有感触，所以就摆在结尾了。
在拍摄过程中与老人相处，真的觉得她们对我们太好了，震撼我的细节太多。比如有次我在李爱连老人那儿，看见她吃馒头片儿，也跟着吃了一片，她就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很好吃。第二天早上，她炸了很大一盆让我们分享；接下来几天，她也总是炸好馒头片等我们。毛银梅老人也是，种了很多栀子花，每一天都拿个桶摘好，等我们去了就分发给我们。这些老人完全像自己亲人一样，那么拍的时候，每个人都扪心自问：我来是干嘛的？是来伤她们的吗？不能够！所以我们剧组和老人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非常愉快的，有时候还跟老人开开玩笑，每天都很开心。
《新民周刊》：舆论宣传越来越热，观众的反应及票房也令人欣慰。对此，你如何看待？
郭柯：顺其自然吧。现在还刚开始，以后还会面临一些考验，慢慢来。
《新民周刊》：你说每年都会看看这些“慰安妇”幸存者。“慰安妇”纪录片系列你还会继续拍下去吗？将来还有什么其他打算？
郭柯：不拍了，我感觉已经够全面了。将来，我可能还会继续关注，继续用影像的方式，把大家看不到的人和事拍下来。不管是剧情片也好、纪录片也好，会去关注一些社会上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东西。
郭柯最近一直很忙，几次与其通话，他似乎不是在火车上，就是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来去匆匆，行者无疆。但是，记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在手机的另一端，绝不仅仅是一个导演例行公事般简单应对媒体的提问，而分明跳动了一颗赤子之心。话题只要涉及“慰安妇”，郭柯的话匣子就会自然而然地打开，他是真的将这些老人们当成了自己的长辈——当记者随后请他为“慰安妇”老人们的照片做说明时，他如数家珍、不假思索，尤其印证了那种，纯粹的感情。
《新民周刊》：《二十二》拍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你家里卖房支持，演员张歆艺也资助了一百万。是否因为题材特殊敏感的关系？您当初如何与“慰安妇”题材结缘？
郭柯：题材比较冷门，所以一波三折。当时找到蛮多老板劝说投资的，基本全被他们婉言谢绝了。之所以与“慰安妇”结缘，是因为2012年我初步接触了一些历史资料、相关文章，然后就拍了《三十二》。在此过程中，韦绍兰老人确实改变了我对“慰安妇”群体固有的刻板概念——她这么乐观，是一种鼓励啊！加上“慰安妇”幸存者正不断消逝，必须要拍！
《新民周刊》：你的镜头温柔、和缓；包括影片的海报也是一个小女孩在画画。你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是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长辈那样看待，所以最终呈现出的风格不套路，非常平静。那么这种感情是否随着拍摄自然滋生？
郭柯：对，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当你在面对她们的时候，之前那种拍剧情片的思维模式完全会被慢慢磨掉。什么都不重要了，安安稳稳把她们记录下来就行了。作为一个导演，就要面对拍摄时候冒出的各种困难、各种改變。如果一切早早设想好了，那岂不是仍旧把老人当成你表达的一个工具了吗？你只能跟着她们的节奏走，然后做好一个导演的工作，组合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才是导演的本分。
《新民周刊》：作为一名导演，你希望自己的这两部作品，能给我们整个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带来一些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慰安妇”问题？
郭柯：现在很多观众都是90后的女性吧？她们可能再过几年，都会当妈妈，那么，看了这部纪录片，我相信她们就会用一种很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告诉自己的孩子，“慰安妇”老人其实是怎样怎样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对老人们有更加客观、正面的认识。这些老人都很可爱，她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已，压根不像我们之前理解的那么片面，总是和“残酷、狰狞、痛苦、悔恨、道歉”这类词语紧紧捆绑在一起。你看片子里，她们就是平平静静的和蔼老人，对摄制组的人很好很好。我们应该先喜欢她们、接受她们，然后再去探究她们的身份——哦，原来她们是当时被强征的性奴隶，是受害者；她们的遭遇多么可怕，她们又是多么需要我们去关爱。
《新民周刊》：韩国之前拍摄了包括《鬼乡》在内的一些“慰安妇”题材影片。你在影片籌拍之前有关注、或者说借鉴过他们一些好的做法吗？
郭柯：2016年4月，我看了《鬼乡》这部电影，感觉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选择了众筹这个方式，包括片尾的字幕，其实就是借鉴了《鬼乡》，受到了《鬼乡》的启发。果不其然，我们的民众真的很给力！很快，《二十二》今年得以公映，而且现在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应该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大家是会帮助你的。
《新民周刊》：《二十二》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你想呼唤些什么？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您觉得老人身上什么特质最震撼你？
郭柯：我刚好拍到了“慰安妇”老人们的葬礼，而这放在影片中间显然不合适，所以放在一头一尾。以葬礼结束，是因为画面会很空，看着静静的大山，会引发观众的一些思考。至于是什么思考，我也不太确定，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看到这个画面，每个人的化学反应也会不一样。我只是觉得，这个画面摆在最后，大家一定会有感触，所以就摆在结尾了。
在拍摄过程中与老人相处，真的觉得她们对我们太好了，震撼我的细节太多。比如有次我在李爱连老人那儿，看见她吃馒头片儿，也跟着吃了一片，她就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很好吃。第二天早上，她炸了很大一盆让我们分享；接下来几天，她也总是炸好馒头片等我们。毛银梅老人也是，种了很多栀子花，每一天都拿个桶摘好，等我们去了就分发给我们。这些老人完全像自己亲人一样，那么拍的时候，每个人都扪心自问：我来是干嘛的？是来伤她们的吗？不能够！所以我们剧组和老人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非常愉快的，有时候还跟老人开开玩笑，每天都很开心。
《新民周刊》：舆论宣传越来越热，观众的反应及票房也令人欣慰。对此，你如何看待？
郭柯：顺其自然吧。现在还刚开始，以后还会面临一些考验，慢慢来。
《新民周刊》：你说每年都会看看这些“慰安妇”幸存者。“慰安妇”纪录片系列你还会继续拍下去吗？将来还有什么其他打算？
郭柯：不拍了，我感觉已经够全面了。将来，我可能还会继续关注，继续用影像的方式，把大家看不到的人和事拍下来。不管是剧情片也好、纪录片也好，会去关注一些社会上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