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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顽症至今难觅灵丹妙药，语文教师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中 学6年，读了几百篇名家作品，到头来却依然阅读技巧缺乏，阅读速度缓慢，理解能力低下；聆听老师分析了几百次“写作特点”，记下了几百或上千条“写作特点”，可自己的作文竟然会没有任何特点，远远达不到格式规范，内容充实，语言准确、流畅、生动的目 标，以致上了大学，还要补上语文这一课！
这到底为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出了偏差。语文到底是一门什么性质的课，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近百年来争论不休，“文”与“道”孰轻孰重，众说纷纭，叫人莫衷一是。
我以为，语文是“工具”课。虽然语文课也有人文性、思想性、综合性，但最主要的是工具性。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两字曾作过准确的解释：“语”指口头语言，职责在教学生会听会说；“文”指书面语言，职责在教学生会读会写。语文课区别于其它任何一门学科的本来面目即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母语教学，并通过科学、严格的训练，让学生养成运用母语这个工具进行读、写、听、说的能力，正是语文学科独有的任务，而别的学科是不可能代替语文学科承担这个任务，也无法承担这个任务的。
语文课作为“工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体现文章逻辑思路的“结构”即“布局谋篇”的艺术，二是表达思维结果的“语言”即“遣词造句”的艺术。语文课当然要训练和培养多种能力，但最重要的是这两种能力。古人所谓的“文以载道”就涵盖了这两种能力。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思想性，将思想性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使得语文课几近于政治课。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体裁、题材的文章都不会产生思想，而恰恰相反是用来表现思想的；单有好的思想内容不一定就会产生文学作品，当然更不用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了。同样的生活素材，语言文学修养深的人可以据此写出一部相当出色的散文、小说或者剧本，而一个缺乏语言文学修养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则完全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忍卒读。道理不言而喻：评价一篇（部）文学作品的好坏优劣，不只是着眼于它“写了什么”，更重要的要着眼于它是“怎么写”的。把虎画成猫的绝对不会是好画家，把虎写成猫的又怎么会是好文学家呢？伟大的诗人就是比别人说得更好的人，确实很有道理！“说得更好”就包括“布局谋篇”的结构艺术和“遣词造句”的语言表达艺术胜人一筹。影响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名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不从筑路民工吃饭中毒写起，而从北京特种药品商店接到山西平陆县的紧急求援电话写起，效果大不相同，这种效果正是靠“倒叙”的文学手段取得的。从“布局谋篇”的技术角度看，改变正常的叙述结构更能达到一开篇即紧紧抓住读者的目的。同样，恰当地集中使用短句，更利于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使特定的思想内容得到充分的表现。试想，构思平庸、语言贫乏者的笔头，能编织出如此精彩抓人的篇章吗？
我们的学生，固然由于生活阅历简单、認识水平不高等原因而缺乏清晰、成熟、深刻的思想，但更缺乏的是表达思想的方法技巧。君不见，并不复杂的东西到了学生那里，就变得说不清、道不明，思路凌乱，词难达意了。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不是语文教学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意会”需要技巧，“言传”更需要技巧，但这种种技巧不会凭空长在人的脑袋里，它不能手把手地教会，而必须依靠语文教师通过严格有序的语言知识教学和语文能力训练来养成。所以，只重思想内容的质量而轻表达技巧的地位，使得不少学生学了十几年语文却没能养成语言文学的能力，如同“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有“道”让他载，也不知道怎么载，或载而不多,或载而不巧。
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摘下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于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材料是绝对真实的，但问题在于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把它写得非常感人的。因为“写”需要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这里，陈景润的事迹是具有深刻思想意义、也颇具思想教育价值的“道”，著名作家徐迟先生把它写成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用语言文学的手段来表现，来“载”，语言文学的手段越高超，“道”就会表现得越充分，越生动，越感人。假如拿到课堂上去教学，是不是让学生学习陈景润潜心钻研、攀登不止的精神就算大功告成，抑或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习陈景润潜心钻研、攀登不止的精神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作为教学材料，终极目的恐怕在于学习和借鉴徐迟先生“如何运用语言文学的手段”来载“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道的。
所以，语文教学应该理直气壮地高悬“培养学生‘读’‘写’两种语文能力”的旗帜，把“读”“写”两种语文能力的训练和养成摆在语文教育的首要位置加以强调和突出，在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内容的剪裁、教学重点的确立、教学难点的突破、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方法的选用、作业练习的布置、考试成绩的评价等环节中，随时注意到以培养学生的文体读写能力为皈依。
这到底为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出了偏差。语文到底是一门什么性质的课，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近百年来争论不休，“文”与“道”孰轻孰重，众说纷纭，叫人莫衷一是。
我以为，语文是“工具”课。虽然语文课也有人文性、思想性、综合性，但最主要的是工具性。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两字曾作过准确的解释：“语”指口头语言，职责在教学生会听会说；“文”指书面语言，职责在教学生会读会写。语文课区别于其它任何一门学科的本来面目即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母语教学，并通过科学、严格的训练，让学生养成运用母语这个工具进行读、写、听、说的能力，正是语文学科独有的任务，而别的学科是不可能代替语文学科承担这个任务，也无法承担这个任务的。
语文课作为“工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体现文章逻辑思路的“结构”即“布局谋篇”的艺术，二是表达思维结果的“语言”即“遣词造句”的艺术。语文课当然要训练和培养多种能力，但最重要的是这两种能力。古人所谓的“文以载道”就涵盖了这两种能力。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思想性，将思想性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使得语文课几近于政治课。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体裁、题材的文章都不会产生思想，而恰恰相反是用来表现思想的；单有好的思想内容不一定就会产生文学作品，当然更不用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了。同样的生活素材，语言文学修养深的人可以据此写出一部相当出色的散文、小说或者剧本，而一个缺乏语言文学修养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则完全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忍卒读。道理不言而喻：评价一篇（部）文学作品的好坏优劣，不只是着眼于它“写了什么”，更重要的要着眼于它是“怎么写”的。把虎画成猫的绝对不会是好画家，把虎写成猫的又怎么会是好文学家呢？伟大的诗人就是比别人说得更好的人，确实很有道理！“说得更好”就包括“布局谋篇”的结构艺术和“遣词造句”的语言表达艺术胜人一筹。影响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名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不从筑路民工吃饭中毒写起，而从北京特种药品商店接到山西平陆县的紧急求援电话写起，效果大不相同，这种效果正是靠“倒叙”的文学手段取得的。从“布局谋篇”的技术角度看，改变正常的叙述结构更能达到一开篇即紧紧抓住读者的目的。同样，恰当地集中使用短句，更利于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使特定的思想内容得到充分的表现。试想，构思平庸、语言贫乏者的笔头，能编织出如此精彩抓人的篇章吗？
我们的学生，固然由于生活阅历简单、認识水平不高等原因而缺乏清晰、成熟、深刻的思想，但更缺乏的是表达思想的方法技巧。君不见，并不复杂的东西到了学生那里，就变得说不清、道不明，思路凌乱，词难达意了。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不是语文教学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意会”需要技巧，“言传”更需要技巧，但这种种技巧不会凭空长在人的脑袋里，它不能手把手地教会，而必须依靠语文教师通过严格有序的语言知识教学和语文能力训练来养成。所以，只重思想内容的质量而轻表达技巧的地位，使得不少学生学了十几年语文却没能养成语言文学的能力，如同“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有“道”让他载，也不知道怎么载，或载而不多,或载而不巧。
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摘下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于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材料是绝对真实的，但问题在于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把它写得非常感人的。因为“写”需要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这里，陈景润的事迹是具有深刻思想意义、也颇具思想教育价值的“道”，著名作家徐迟先生把它写成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用语言文学的手段来表现，来“载”，语言文学的手段越高超，“道”就会表现得越充分，越生动，越感人。假如拿到课堂上去教学，是不是让学生学习陈景润潜心钻研、攀登不止的精神就算大功告成，抑或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习陈景润潜心钻研、攀登不止的精神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作为教学材料，终极目的恐怕在于学习和借鉴徐迟先生“如何运用语言文学的手段”来载“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道的。
所以，语文教学应该理直气壮地高悬“培养学生‘读’‘写’两种语文能力”的旗帜，把“读”“写”两种语文能力的训练和养成摆在语文教育的首要位置加以强调和突出，在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内容的剪裁、教学重点的确立、教学难点的突破、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方法的选用、作业练习的布置、考试成绩的评价等环节中，随时注意到以培养学生的文体读写能力为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