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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的文学根基非常好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到岢岚和大家交流，昨天和罗书记、吴部长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是山西大学的校友。回想从1992年到1996年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活动叫做约题学术讲座。每天晚上7点钟到9点钟，会请一些校内外的作家老师来讲课，我记得请过张平、成一、李锐、燕治国等，还有很多山西文学界的领导和其他著名作家。
那个时候就感觉咱们山西作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性格的，而且创作各有特色。印象比较深的是李锐，当时他刚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写了一个叫《寂静的高纬度》的长篇散文。我们请他来讲课，他就讲《我所知道的中国和中国人》。他从当年在吕梁山插队的时候开始讲起。他一个四川人，又是北京知青来到山西，一直留下来，包括他夫人和女儿，应该说都是山西文学界的主力军。成一就比较内敛一点，讲课的时候声音比较小，但是成一的小说写得非常漂亮。 燕治国老师个子很高，1米86，典型的河曲保德州人，有点蒙古族血统的。他讲他的散文。那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山西文学在小说和散文等方面可圈可点的成就，影响了我很多年。
后来韩石山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有两句话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他讲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面，刚开始说中年以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时，想起了祖父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他说，这句话不知道启发了多少中国作家愚钝的思维。他举了一个《白鹿原》的例子。说白嘉轩自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讲第一房怎么样、第二房怎么样、第三房怎么样……可这七房女人和白嘉轩后面的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过是就学了一个开头。
我23岁去兰州读研究生以前，从没有离开过山西。在长治武乡县的农村出生，在潞安矿务局长大，然后到山西大学读书。我觉得山西这块土地上，它的文化特色、人文精神，还有文学创作，都有非常深厚的积淀。不仅培养了我，也培养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作家。山西文学的根基非常好。
二、山西文学亮点纷呈
山西最有影响力的是什么？我觉得，从现当代文学和产业角度看，山西有四个东西在全国有影响力。第一个是票号。山西的票号题材，拍了好多影视片，其中一个就叫《乔家大院》。第二个是煤炭。我是从小在煤矿长大，对煤炭的感情非常深。第三个就是山药蛋，就是山药蛋派文学。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派众多，什么九月派啊，新感觉派啊、为人生派啊、创造社啊，社团流派非常多。新中国成立之后，社团流派相对来说比较冷落一些。但有两个流派，一个山药蛋派，一个荷花淀派，在文学史上普遍公认。和清新雅丽的荷花淀派不一样，山药蛋派确实立足于山西的这块土地，不管是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还是后来我们山药蛋派新的作家，包括像张石山、田东照、王东满，这是山西的一张名片。第四张名片就是反腐败。张平那个时候写《法撼汾西》《天网》《国家干部》，反腐小说写完之后反腐败工作才真正来临。这些腐败案，我们怎么样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整体感觉，山西文学有四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历史上著名的山西文人，如王维、王勃、柳宗元、白居易，还有流落在各地的，包括一直在山西的傅山。近现代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还有文化现象。
第二是星光璀璨。刚才说的山西大学约题学术讲座，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讲座主题，星期一叫一阶良宵，星期二是二龙伴月，星期三叫三晋华灯，星期四叫四季晚钟，星期五叫五星璀璨，星期六叫周末夜雨，星期天叫七夕师话。请了很多人来和大家聊文学聊哲学，包括聊一些科技进步方面的东西，我们确实开了很多眼界。当时正是“陕军”和“晋军”崛起的时候，“晋军崛起”和“陕军东征”，应该算是中国当代文坛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
第三是新锐迭现。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作家，多是我们山西文坛的新锐。这几年看来，山西的作家和刊物在全国文学版图中，不能说是最靠前的，但不落后。从《小说选刊》选稿发稿来看，山西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包括葛水平、蒋殊、杨遥、手指、杨凤喜、陈克海，包括现在离开的孙频这些作家。这些年轻作家，每个人风格还是相当不一样的，各有特点。像葛水平对于乡村，特别是对晋东南地区的一些诗化的书写等等。我感觉像杨遥的一些小说，包括克海的小说，都是很精彩的短篇。山西文学是不是能重现晋军崛起那么一种态势？能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力？现在可能暂时还难说，因为现在整体的中国文学版图，被网络文学冲击得非常严重，传统文学或者我们所说的雅文学是否能成为一种我们理想中的现象，非常难了。
第四是刊物办得好。刚才被大家反复提及的，《山西文学》上发表的《小花旦的故事》。王占黑是一个1991年出生浙江嘉兴的一个年轻作家，能把作品写到这个程度，特别是在里面所展现出的一种非常从容的心态，这种心态很难得。她整个感觉是非常沉静的，有点像《红楼梦》，曹雪芹晚年的时候，经过多少风浪，最后发现半生多事还不如闺阁中几个良友，举家食粥的时候依然不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90后作家，她能写出这种感觉，是相当不容易的。《山西文学》能推出这篇作品，作品也很长，大概5万字吧，是相当可贵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步履”，“步履”里面应该是会不断有新的作家出现。
当前山西文学在茅奖、鲁奖获奖的情况还不容乐观，但是在全国文学群阵里，在创作的均衡程度，以及年轻作家的培养上，还是走到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当然和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是没法比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别的措施，还有一些人才引进。比如孙频，就到江苏去了。他们有实力把一些苗子挖过去，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苗子培养起来后留下来，是个问题。前辈作家，比如李锐是北京人是吧？像郑义，包括焦祖尧，都是外地人，来了山西以后，扎根多少年，成为山西文学的领军人物。
三、当前小说创作的明显不足
当前小说创作有几个缺点，不仅是我们山西文学的缺点，我觉得是中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包括长篇小说都有这样的缺点。第一就是同质化非常严重。为什么同质化很严重？以前的山西文学，比如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李锐的《厚土》，包括他后来写农具系列，都是乡土，乡土之间相对来说同质较少，因为这个村和那个村感觉不太一样。山西15万平方公里，长治和大同的差别太大了，运城和和阳泉那完全不是一回事。長治可能听的是豫剧，大同听二人台，晋南听的是秦腔，完全不一样，乡土的事件，相互差异非常非常大。 但是城市化就不一样了，现在全中国的城市几乎是一样的。城市的同质，一个是建筑的同质化，一个是生活的同质化。建筑的同质化，可能上海和北京还不太一样，上海有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还有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和太原不一样，和北京也不一样，但是生活都差不多。只要你进了楼房，用上煤气、用上抽水马桶。只要进了县城，生活方式和北京上海是一模一样。生活同质化的时候，对生活的认识也是同质化的，再加上人都开上车，从这个“盒子”里进到另一个“盒子”里，然后从车里出来以后就直接上了电梯了，所以人永远在盒子里面生活着。
网络文学很同质化，纯文学也走到了同质化状态。同质化的城市表达怎样有所突破？所以《小说选刊》选稿子的时候，第一条就是题材上的突破，只要题材有一点突破，哪怕技巧还不是很成熟，创作还不是那么到位，都优先选择。这个时代应该说变化很大，现实主义创作，首先要什么？不是简单地干预生活，而是要反映生活。比如上海作家姚鄂梅，从江苏去的，她能非常准确地反映现在都市生活里一些目前为止大家还不太知道的、但是已经出现了的现象。比如《小说选刊》选了她一个中篇小说《尖叫的乌鸦》，它讲什么？讲保姆在上海做钟点工，工作以后，她回到住的地方，也雇个钟点工打扫卫生洗衣服。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我也要享受一下，像这种事情就会觉得很有趣。所以不管是生活在太原这样的大城市也好，还是生活在长治阳泉，还是生活在县城里，怎么样把生活的异质化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第二是灵气少。中国文学一向是风骚传统并行的。风就是《国风》，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传统，骚就是《离骚》，从楚辞开始的浪漫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里面，灵气也很重要，像蒹葭苍苍，包括唐诗里面的好多作品，都是很有灵气的，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灵气比较少。就从小说看来，过于贴近生活，小说既要贴着地面走接地气，但还要接“天气”。如果光接地气，趴在地上的话，高度不够，怎么能影响别人呢？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人类灵魂的砖头。高尔基说过，当个砖头是毫无意义的。看贾平凹，我感觉中国文学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其实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作家里面真正继承了道家精神的人没几个。莫言不是，莫言继承的是《搜神记》和《聊斋志异》的精神。贾平凹就是一个。《山本》或者《秦腔》，写的是一些现实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那种灵气，令人叹服。现在90后作家里面，有灵气的人比较多，可能和他们看玄幻小说，看网络小说有点关系。他们整个的思维方法打开了，打开了它对社会的认识，比我们这些生活在三维空间里的人，可能要更加四维五维甚至六维的生活思维方法。
第三是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还是偏少。现在中国最缺乏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真的太多了。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直有个非常可贵的东西，就是从《庄子》开始，一直到《红楼梦》，包括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到郭沫若，浪漫主义传统一直是中国文学非常宝贵的东西。虽然现实主义有广阔的路，但是一条路不能走到黑。怎么样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浪漫主义的元素或者精神传承下来？
比如《小说选刊》2018年第8期选的田瑛的《生还》。我给他写的稿签，我说中国自晚明之后，生活的压力把所有墨家的侠义精神全部给抛弃得一塌糊涂，中国文学里面也找不见一个像战国时期豫让式的人物，或者是为侠义为精神而死的人了。在中国文学形象画廊里已经变成了小人当道，整个中国文学没有一种超越的形象。比如像这个贾宝玉这样的形象再找不着，为什么？是文化心理和文化高度达不到。中国文学里面只有半个人有点像贾宝玉，就是金庸笔下《天龙八部》里的段誉。段誉刚开始的时候，见到所有女孩子，和贾宝玉的感觉一样，都是一种审美性的。但最后的，段誉不管是王语嫣还是什么全部变成后宫的妃子，这就是金庸和曹雪芹的差别，他学了30%以后就跟不上了，因为精神向度达不到曹雪芹那么高。我们这个民族精神里面，除了儒家的经世致用，还能体现比如说道家的飘逸洒脱，墨家的侠义，为大义而死。在我们当代社会里面，怎么样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唤醒？通过其他方式已经不可能唤醒了，其他方式都是科技、政治，甚至产业，已经不可能把我们非生活的东西唤醒。有庄子气息的人，有墨子精神的人，生活中其实这种现象很多，我们怎么去表现它？
第四就是语言表现力不足。这个东西更麻烦。包括刚才杨遥讲到汪曾祺，汪曾祺好像用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句子，但是他语言的表现力非常强。在“五四”新文学开始的时候，到底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还是为语言争论不休。其实中国人是讲究语言的，白话首先是语言的白话，比如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为现代汉语写作做出了特殊贡献。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对语言的使用还是要从容。有时候包括用一些“闲笔”，写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东西，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要注意怎么样把语言的表现力彰显出来。实际上语言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只有把握到那个细节上面，才能用非常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四个方面确实是中国小说当下的，特别是中短篇小说里面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四、期待更好的小说出现
一、要有三个突破。从《小说选刊》来说，在文本总体基本成熟的前提下，三个突破里能够凸显其中一项就可以了。一个是题材的突破，一个是叙述方式的突破，一个是语言的突破。我们原来选过一篇刘庆邦的《银扣子》，刘庆邦写了很多煤矿的小说，在我一个土生土长的煤矿子弟看来，他对煤矿工人精气神的把握还是漫画化了一点，但是他有些短篇写得非常精彩。他的《银扣子》，建议大家拿来看一下，没有用什么魔幻的叙述方法，没有用倒叙插叙，没有用一些新鲜的叙述方式，就很平实的，但是你就看出来里面对几个关节点的把握，草蛇灰线伏没千里，对情节的处理非常好。
二、要汲取中国传统小说营养。小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不讲故事也不行，光讲故事也不行。好多时候感觉唉呀我这个写法那是创新了，其实去翻翻“三言”“二拍”，里面早就写了。像唐传奇里《李娃传》《虬髯客传》;像《搜神记》，《聊斋》，大家都要讀一读，要知道中国传统小说是个什么写法。还有哪些可以取法借鉴的，哪些形象在中国当前文学中已经消失了。 三、要悬浮在生活70%的上空。有人问《小说选刊》要求是什么样子，我说是离生活70%，这是我们所喜欢的。 如果太刻意，就成莫言了，可也就一个莫言，如果《小说选刊》都变成莫言，都选莫言，那一千本都卖不了。但是如果要是离生活50%以下，就变成一个通俗刊物，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小说选刊》是中国文坛风向标，是导向型刊物。文学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悬得太高，到了逃逸层就抓不住了。悬在什么地方？悬在平流层和对流层交界处，既能阳光灿烂，又能风雨激荡，就差不多。如果你想得鲁奖茅奖，就不能写成一个民间故事，如果想上《小說选刊》，就不能写成通俗文学。怎么样把握好这些？我觉得还是要多读好作品。
四、要有意识地告别人性论，特别是泛人性论。从卢新华的《伤痕》开始，到现在为止，人性论对中国文学的祸害太多了，不管是写作还是评论，除了人性没别的话。不是人性的张扬，就是人性的戕害，人性的扭曲。但是大家知道人性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假说。到底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无善恶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也不是先天的，不是无缘无故就变成了这样的人性。那么，人性的发生和形成是怎么个过程，可能是文学更加应该关注的。还有评论。现在很多的评论语言，感觉比文学还要文学。评论应该是把文学背后社会历史的东西挖掘出来，而不是用人性去评论人性，然后翻来覆去地去讲同样的话。
五、细节不能有硬伤。作为一个作家，要把生活细节写得不犯常识性错误。有个叫《胭脂》的中篇，作者张翎。写得非常好，我们本来想选它，但是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说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其实是英法联军烧的。然后她说是圆明园里的物件，老佛爷晚年喜欢的。英法联军烧圆明园那会，慈禧太后还年轻得很。这么一个著名作家，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实在是不应该。毕飞宇就做得非常好，他写《推拿》，到按摩店里面待了半年，和按摩师天天混在一起。写《青衣》，研究京剧，一招一式都是行话。这个很重要，不能说有文学情怀，有人性这个盾牌，然后就犯好多常识性错误，这不可以。
六、要把握真实的当下生活。包括现在写扶贫。扶贫是个很好的领域，到2020年之后依然可以写，《小说选刊》2018年第9期选了一个写扶贫的，为什么选这个？我说他没有用漫画的方法来写扶贫或者写基层扶贫干部。扶贫是个很具体的事儿，也有很多利益纠葛。贫困户的心态很有意思，很有小说基础。甘肃天水的作家秦岭，现在在天津，我们刊他一篇《天上的后窗口》。甘肃很缺水，天水也非常缺水。他写有一个仪式，农村要供水神，村子里面通自来水之后，就不供水神了，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形成尖锐对峙。后来有一天自来水突然断流，现代化供水系统全部瘫痪，大家都吃不上水，很着急。这个作品可贵的，不是写水断流，而是写出了农村在扶贫之后，人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十字路口对生活的反思，包括原来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了，原来出行是走路，现在都有车，包括道路村村通，这种变化是我们小说里面应该写的。然后你再写比如说文化的消失，如果纯粹的写文化的消失，写不出它的变化，那也是不现实的。
七、要努力表现现代化。山药蛋派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怎么样把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写出来，文学如何表现工业化信息化，是个大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文学五千年乡土积淀，不管是创作还是评论，包括审美标准，全部是乡土化的。看到乡村景色觉得美，下笔如有神，可看到火车跑得快，飞机飞得高，怎么进行审美表现呢？这涉及到一个审美标准和和创作标准的现代化转型。
山西其实大工业非常好。我们有太钢，有重机，有同煤、阳煤、焦煤、潞安、晋煤几大煤业公司，包括煤变油、煤化工，太阳能，铝厂，等等。在这个大工业的时代，小说家该去反映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而不是天天在琢磨乡土时代。我们老说为什么好莱坞能拍出好片子，我们拍不出？因为好莱坞大都是向前看的，说发现了一个星星，就拍个《阿凡达》到外星去搞拆迁去，发现了基因突变，就搞《X战警》，发现了新的科技，马上用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讲的都是都是明天的、后天的事，我们现在都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讲的是历史上的事情，为什么？不是没有想象力，而是文化根基还是农业性的。怎么样去把山西现有的工业资源用好，不仅做成经济发展的蓝图，也作为文学转型的基础。这一方面山西有长处，不能老抱着山药蛋不放，再好吃，也快啃完了。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到岢岚和大家交流，昨天和罗书记、吴部长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是山西大学的校友。回想从1992年到1996年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活动叫做约题学术讲座。每天晚上7点钟到9点钟，会请一些校内外的作家老师来讲课，我记得请过张平、成一、李锐、燕治国等，还有很多山西文学界的领导和其他著名作家。
那个时候就感觉咱们山西作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性格的，而且创作各有特色。印象比较深的是李锐，当时他刚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写了一个叫《寂静的高纬度》的长篇散文。我们请他来讲课，他就讲《我所知道的中国和中国人》。他从当年在吕梁山插队的时候开始讲起。他一个四川人，又是北京知青来到山西，一直留下来，包括他夫人和女儿，应该说都是山西文学界的主力军。成一就比较内敛一点，讲课的时候声音比较小，但是成一的小说写得非常漂亮。 燕治国老师个子很高，1米86，典型的河曲保德州人，有点蒙古族血统的。他讲他的散文。那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山西文学在小说和散文等方面可圈可点的成就，影响了我很多年。
后来韩石山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有两句话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他讲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面，刚开始说中年以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时，想起了祖父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他说，这句话不知道启发了多少中国作家愚钝的思维。他举了一个《白鹿原》的例子。说白嘉轩自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讲第一房怎么样、第二房怎么样、第三房怎么样……可这七房女人和白嘉轩后面的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过是就学了一个开头。
我23岁去兰州读研究生以前，从没有离开过山西。在长治武乡县的农村出生，在潞安矿务局长大，然后到山西大学读书。我觉得山西这块土地上，它的文化特色、人文精神，还有文学创作，都有非常深厚的积淀。不仅培养了我，也培养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作家。山西文学的根基非常好。
二、山西文学亮点纷呈
山西最有影响力的是什么？我觉得，从现当代文学和产业角度看，山西有四个东西在全国有影响力。第一个是票号。山西的票号题材，拍了好多影视片，其中一个就叫《乔家大院》。第二个是煤炭。我是从小在煤矿长大，对煤炭的感情非常深。第三个就是山药蛋，就是山药蛋派文学。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派众多，什么九月派啊，新感觉派啊、为人生派啊、创造社啊，社团流派非常多。新中国成立之后，社团流派相对来说比较冷落一些。但有两个流派，一个山药蛋派，一个荷花淀派，在文学史上普遍公认。和清新雅丽的荷花淀派不一样，山药蛋派确实立足于山西的这块土地，不管是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还是后来我们山药蛋派新的作家，包括像张石山、田东照、王东满，这是山西的一张名片。第四张名片就是反腐败。张平那个时候写《法撼汾西》《天网》《国家干部》，反腐小说写完之后反腐败工作才真正来临。这些腐败案，我们怎么样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整体感觉，山西文学有四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历史上著名的山西文人，如王维、王勃、柳宗元、白居易，还有流落在各地的，包括一直在山西的傅山。近现代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还有文化现象。
第二是星光璀璨。刚才说的山西大学约题学术讲座，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讲座主题，星期一叫一阶良宵，星期二是二龙伴月，星期三叫三晋华灯，星期四叫四季晚钟，星期五叫五星璀璨，星期六叫周末夜雨，星期天叫七夕师话。请了很多人来和大家聊文学聊哲学，包括聊一些科技进步方面的东西，我们确实开了很多眼界。当时正是“陕军”和“晋军”崛起的时候，“晋军崛起”和“陕军东征”，应该算是中国当代文坛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
第三是新锐迭现。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作家，多是我们山西文坛的新锐。这几年看来，山西的作家和刊物在全国文学版图中，不能说是最靠前的，但不落后。从《小说选刊》选稿发稿来看，山西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包括葛水平、蒋殊、杨遥、手指、杨凤喜、陈克海，包括现在离开的孙频这些作家。这些年轻作家，每个人风格还是相当不一样的，各有特点。像葛水平对于乡村，特别是对晋东南地区的一些诗化的书写等等。我感觉像杨遥的一些小说，包括克海的小说，都是很精彩的短篇。山西文学是不是能重现晋军崛起那么一种态势？能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力？现在可能暂时还难说，因为现在整体的中国文学版图，被网络文学冲击得非常严重，传统文学或者我们所说的雅文学是否能成为一种我们理想中的现象，非常难了。
第四是刊物办得好。刚才被大家反复提及的，《山西文学》上发表的《小花旦的故事》。王占黑是一个1991年出生浙江嘉兴的一个年轻作家，能把作品写到这个程度，特别是在里面所展现出的一种非常从容的心态，这种心态很难得。她整个感觉是非常沉静的，有点像《红楼梦》，曹雪芹晚年的时候，经过多少风浪，最后发现半生多事还不如闺阁中几个良友，举家食粥的时候依然不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90后作家，她能写出这种感觉，是相当不容易的。《山西文学》能推出这篇作品，作品也很长，大概5万字吧，是相当可贵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步履”，“步履”里面应该是会不断有新的作家出现。
当前山西文学在茅奖、鲁奖获奖的情况还不容乐观，但是在全国文学群阵里，在创作的均衡程度，以及年轻作家的培养上，还是走到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当然和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是没法比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别的措施，还有一些人才引进。比如孙频，就到江苏去了。他们有实力把一些苗子挖过去，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苗子培养起来后留下来，是个问题。前辈作家，比如李锐是北京人是吧？像郑义，包括焦祖尧，都是外地人，来了山西以后，扎根多少年，成为山西文学的领军人物。
三、当前小说创作的明显不足
当前小说创作有几个缺点，不仅是我们山西文学的缺点，我觉得是中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包括长篇小说都有这样的缺点。第一就是同质化非常严重。为什么同质化很严重？以前的山西文学，比如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李锐的《厚土》，包括他后来写农具系列，都是乡土，乡土之间相对来说同质较少，因为这个村和那个村感觉不太一样。山西15万平方公里，长治和大同的差别太大了，运城和和阳泉那完全不是一回事。長治可能听的是豫剧，大同听二人台，晋南听的是秦腔，完全不一样，乡土的事件，相互差异非常非常大。 但是城市化就不一样了，现在全中国的城市几乎是一样的。城市的同质，一个是建筑的同质化，一个是生活的同质化。建筑的同质化，可能上海和北京还不太一样，上海有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还有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和太原不一样，和北京也不一样，但是生活都差不多。只要你进了楼房，用上煤气、用上抽水马桶。只要进了县城，生活方式和北京上海是一模一样。生活同质化的时候，对生活的认识也是同质化的，再加上人都开上车，从这个“盒子”里进到另一个“盒子”里，然后从车里出来以后就直接上了电梯了，所以人永远在盒子里面生活着。
网络文学很同质化，纯文学也走到了同质化状态。同质化的城市表达怎样有所突破？所以《小说选刊》选稿子的时候，第一条就是题材上的突破，只要题材有一点突破，哪怕技巧还不是很成熟，创作还不是那么到位，都优先选择。这个时代应该说变化很大，现实主义创作，首先要什么？不是简单地干预生活，而是要反映生活。比如上海作家姚鄂梅，从江苏去的，她能非常准确地反映现在都市生活里一些目前为止大家还不太知道的、但是已经出现了的现象。比如《小说选刊》选了她一个中篇小说《尖叫的乌鸦》，它讲什么？讲保姆在上海做钟点工，工作以后，她回到住的地方，也雇个钟点工打扫卫生洗衣服。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我也要享受一下，像这种事情就会觉得很有趣。所以不管是生活在太原这样的大城市也好，还是生活在长治阳泉，还是生活在县城里，怎么样把生活的异质化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第二是灵气少。中国文学一向是风骚传统并行的。风就是《国风》，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传统，骚就是《离骚》，从楚辞开始的浪漫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里面，灵气也很重要，像蒹葭苍苍，包括唐诗里面的好多作品，都是很有灵气的，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灵气比较少。就从小说看来，过于贴近生活，小说既要贴着地面走接地气，但还要接“天气”。如果光接地气，趴在地上的话，高度不够，怎么能影响别人呢？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人类灵魂的砖头。高尔基说过，当个砖头是毫无意义的。看贾平凹，我感觉中国文学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其实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作家里面真正继承了道家精神的人没几个。莫言不是，莫言继承的是《搜神记》和《聊斋志异》的精神。贾平凹就是一个。《山本》或者《秦腔》，写的是一些现实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那种灵气，令人叹服。现在90后作家里面，有灵气的人比较多，可能和他们看玄幻小说，看网络小说有点关系。他们整个的思维方法打开了，打开了它对社会的认识，比我们这些生活在三维空间里的人，可能要更加四维五维甚至六维的生活思维方法。
第三是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还是偏少。现在中国最缺乏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真的太多了。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直有个非常可贵的东西，就是从《庄子》开始，一直到《红楼梦》，包括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到郭沫若，浪漫主义传统一直是中国文学非常宝贵的东西。虽然现实主义有广阔的路，但是一条路不能走到黑。怎么样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浪漫主义的元素或者精神传承下来？
比如《小说选刊》2018年第8期选的田瑛的《生还》。我给他写的稿签，我说中国自晚明之后，生活的压力把所有墨家的侠义精神全部给抛弃得一塌糊涂，中国文学里面也找不见一个像战国时期豫让式的人物，或者是为侠义为精神而死的人了。在中国文学形象画廊里已经变成了小人当道，整个中国文学没有一种超越的形象。比如像这个贾宝玉这样的形象再找不着，为什么？是文化心理和文化高度达不到。中国文学里面只有半个人有点像贾宝玉，就是金庸笔下《天龙八部》里的段誉。段誉刚开始的时候，见到所有女孩子，和贾宝玉的感觉一样，都是一种审美性的。但最后的，段誉不管是王语嫣还是什么全部变成后宫的妃子，这就是金庸和曹雪芹的差别，他学了30%以后就跟不上了，因为精神向度达不到曹雪芹那么高。我们这个民族精神里面，除了儒家的经世致用，还能体现比如说道家的飘逸洒脱，墨家的侠义，为大义而死。在我们当代社会里面，怎么样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唤醒？通过其他方式已经不可能唤醒了，其他方式都是科技、政治，甚至产业，已经不可能把我们非生活的东西唤醒。有庄子气息的人，有墨子精神的人，生活中其实这种现象很多，我们怎么去表现它？
第四就是语言表现力不足。这个东西更麻烦。包括刚才杨遥讲到汪曾祺，汪曾祺好像用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句子，但是他语言的表现力非常强。在“五四”新文学开始的时候，到底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还是为语言争论不休。其实中国人是讲究语言的，白话首先是语言的白话，比如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为现代汉语写作做出了特殊贡献。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对语言的使用还是要从容。有时候包括用一些“闲笔”，写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东西，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要注意怎么样把语言的表现力彰显出来。实际上语言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只有把握到那个细节上面，才能用非常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四个方面确实是中国小说当下的，特别是中短篇小说里面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四、期待更好的小说出现
一、要有三个突破。从《小说选刊》来说，在文本总体基本成熟的前提下，三个突破里能够凸显其中一项就可以了。一个是题材的突破，一个是叙述方式的突破，一个是语言的突破。我们原来选过一篇刘庆邦的《银扣子》，刘庆邦写了很多煤矿的小说，在我一个土生土长的煤矿子弟看来，他对煤矿工人精气神的把握还是漫画化了一点，但是他有些短篇写得非常精彩。他的《银扣子》，建议大家拿来看一下，没有用什么魔幻的叙述方法，没有用倒叙插叙，没有用一些新鲜的叙述方式，就很平实的，但是你就看出来里面对几个关节点的把握，草蛇灰线伏没千里，对情节的处理非常好。
二、要汲取中国传统小说营养。小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不讲故事也不行，光讲故事也不行。好多时候感觉唉呀我这个写法那是创新了，其实去翻翻“三言”“二拍”，里面早就写了。像唐传奇里《李娃传》《虬髯客传》;像《搜神记》，《聊斋》，大家都要讀一读，要知道中国传统小说是个什么写法。还有哪些可以取法借鉴的，哪些形象在中国当前文学中已经消失了。 三、要悬浮在生活70%的上空。有人问《小说选刊》要求是什么样子，我说是离生活70%，这是我们所喜欢的。 如果太刻意，就成莫言了，可也就一个莫言，如果《小说选刊》都变成莫言，都选莫言，那一千本都卖不了。但是如果要是离生活50%以下，就变成一个通俗刊物，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小说选刊》是中国文坛风向标，是导向型刊物。文学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悬得太高，到了逃逸层就抓不住了。悬在什么地方？悬在平流层和对流层交界处，既能阳光灿烂，又能风雨激荡，就差不多。如果你想得鲁奖茅奖，就不能写成一个民间故事，如果想上《小說选刊》，就不能写成通俗文学。怎么样把握好这些？我觉得还是要多读好作品。
四、要有意识地告别人性论，特别是泛人性论。从卢新华的《伤痕》开始，到现在为止，人性论对中国文学的祸害太多了，不管是写作还是评论，除了人性没别的话。不是人性的张扬，就是人性的戕害，人性的扭曲。但是大家知道人性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假说。到底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无善恶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也不是先天的，不是无缘无故就变成了这样的人性。那么，人性的发生和形成是怎么个过程，可能是文学更加应该关注的。还有评论。现在很多的评论语言，感觉比文学还要文学。评论应该是把文学背后社会历史的东西挖掘出来，而不是用人性去评论人性，然后翻来覆去地去讲同样的话。
五、细节不能有硬伤。作为一个作家，要把生活细节写得不犯常识性错误。有个叫《胭脂》的中篇，作者张翎。写得非常好，我们本来想选它，但是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说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其实是英法联军烧的。然后她说是圆明园里的物件，老佛爷晚年喜欢的。英法联军烧圆明园那会，慈禧太后还年轻得很。这么一个著名作家，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实在是不应该。毕飞宇就做得非常好，他写《推拿》，到按摩店里面待了半年，和按摩师天天混在一起。写《青衣》，研究京剧，一招一式都是行话。这个很重要，不能说有文学情怀，有人性这个盾牌，然后就犯好多常识性错误，这不可以。
六、要把握真实的当下生活。包括现在写扶贫。扶贫是个很好的领域，到2020年之后依然可以写，《小说选刊》2018年第9期选了一个写扶贫的，为什么选这个？我说他没有用漫画的方法来写扶贫或者写基层扶贫干部。扶贫是个很具体的事儿，也有很多利益纠葛。贫困户的心态很有意思，很有小说基础。甘肃天水的作家秦岭，现在在天津，我们刊他一篇《天上的后窗口》。甘肃很缺水，天水也非常缺水。他写有一个仪式，农村要供水神，村子里面通自来水之后，就不供水神了，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形成尖锐对峙。后来有一天自来水突然断流，现代化供水系统全部瘫痪，大家都吃不上水，很着急。这个作品可贵的，不是写水断流，而是写出了农村在扶贫之后，人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十字路口对生活的反思，包括原来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了，原来出行是走路，现在都有车，包括道路村村通，这种变化是我们小说里面应该写的。然后你再写比如说文化的消失，如果纯粹的写文化的消失，写不出它的变化，那也是不现实的。
七、要努力表现现代化。山药蛋派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怎么样把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写出来，文学如何表现工业化信息化，是个大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文学五千年乡土积淀，不管是创作还是评论，包括审美标准，全部是乡土化的。看到乡村景色觉得美，下笔如有神，可看到火车跑得快，飞机飞得高，怎么进行审美表现呢？这涉及到一个审美标准和和创作标准的现代化转型。
山西其实大工业非常好。我们有太钢，有重机，有同煤、阳煤、焦煤、潞安、晋煤几大煤业公司，包括煤变油、煤化工，太阳能，铝厂，等等。在这个大工业的时代，小说家该去反映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而不是天天在琢磨乡土时代。我们老说为什么好莱坞能拍出好片子，我们拍不出？因为好莱坞大都是向前看的，说发现了一个星星，就拍个《阿凡达》到外星去搞拆迁去，发现了基因突变，就搞《X战警》，发现了新的科技，马上用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讲的都是都是明天的、后天的事，我们现在都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讲的是历史上的事情，为什么？不是没有想象力，而是文化根基还是农业性的。怎么样去把山西现有的工业资源用好，不仅做成经济发展的蓝图，也作为文学转型的基础。这一方面山西有长处，不能老抱着山药蛋不放，再好吃，也快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