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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往往在经贸关系中或隐或现地扮演一定角色。虽然各国都存在着政治对经济的介入，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使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政治权力分散的国家。这既是其“民主政治”的优点，但也为其政策制定增加了许多变数。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包括总统和国会、政府行政机构、私人和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以及各州选民等，而且各方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使决策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这不同于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政府可以以较大的自主性做出决策。在美国，政府必须同时考虑各方面的声音。政治博弈，如选举，使各方面的利益“浮出水面”，权力成为一个“浮在水面上的球”，从一个中心移向另一个中心。这样，政府政策就常常表现出如下特点：缺乏连贯和一致性；有时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得不放弃更为长远的国家经济利益；其他非经济因素对经贸关系问题的直接介入；等等。
从这个角度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一些看似复杂难懂的问题，其实情也就很清楚了，即：国内的政治和其他利益往往是贸易摩擦的根本出发点。
政治因素和安全因素的影响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最典型的非经济因素是政治和安全因素，尽管环保、宗教和价值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先来看看政治因素。首先是利益集团因素。近年来美国对国内钢铁产业实施的保障条款和对农产品的补贴问题，其实都是保护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制造商联盟在２００３年成为反对对华贸易的“急先锋”，他们在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和劳动力等问题上大作文章，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将此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去看，实际上则代表着美国国内面临竞争威胁、相对保守的制造商的政治利益。其次是选举政治的因素。人们常说，每隔四年中美贸易关系就面临一个敏感期，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也变得相对多起来。这主要是各个政治派别利用经济问题捞取选票。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经济大国，在这时就不可避免地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付出代价。第三，人权等政治命题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直接介入。这种贸易摩擦往往带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例如，虽然２０００年美国国会最终解决了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但是又设置了一个人权委员会，从而使政治对经济问题的介入永久化。这一伏笔成了美国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动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近来美国劳联—产联、制造商协会以中国违反国际承认的劳工标准为由，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就是利用人权问题介入贸易摩擦的又一个例子。
国家安全因素对贸易关系介入的最直接表现是对华出口管制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虽然从１９８３年开始美国把中国从“Ｐ″组升级到“Ｖ”组，即“友好的非盟国”，但是１９８９年以后，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一直极为严格，包括范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美国并没有给与中国应受到的待遇，其中：卫星出口被严格限制；核能贸易和合作处于搁浅状态；军民“两用”技术的限制被进一步加紧，包括高性能计算机、机器设备、具有解码功能的电信设备、ＣＤＭＡ、犯罪控制和检查设备的出口许可被禁止以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贸易发展项目被搁置等。此外，在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市场准入等各方面也处处体现着潜在的国家安全因素对经贸问题的介入。
尽管对华出口限制已经为中美贸易制造了不少麻烦，并成为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因素，但美国方面却一直拒绝修改其陈旧的出口管制体制。中国工业结构升级需要大量进口美国的机器设备、计算机芯片和部件、电信设备等，可美国几乎禁止所有这些物品的出口。目前奔腾ＩＩＩ计算机可以在任何一个电脑商店和网上买到，但是美国出口这种微处理器却需要政府的特别审批。美国把中国列在ＴｉｅｒＩＩＩ类，这意味着处理能力超过２０００Ｍｔｏｐｓ的计算机不能被出口。而实际上现在计算机的速度已经达到１００００Ｍｔｏｐｓ。
与经济面的冲突扩大
非经济因素介入经贸问题所体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无法不对美国的政治和安全构成挑战。而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就成为美国的两难选择。美国政府既希望发展对华贸易，但又要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既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国的发展。随着中美贸易进一步扩大，这种政治和安全因素与经济面的冲突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
首先，中美经贸发展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影响到美国国内更多的利益集团。虽然总体而言，美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开放贸易对美国有利，但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不必然保证美国社会人人受益。也就是说，贸易对美国国内不同的人群产生的利弊是不相同的。这就使美国在推行开放贸易的同时，也形成保护贸易气候的扩张，这两股力量始终在争夺对外经济决策中的发言权。虽然在以前，有关利益集团可以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置之不理，甚至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但现在，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这些利益集团也迫切要求外交政策能反映他们的利益，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相互间的较量，极大地增加了经贸问题的复杂性。其次，可以和经济挂钩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中国对美国出口与美国蓝领工人生活状况日益下降、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美国的绿色运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未来的安全挑战等。因此，各方面都希望利用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来解决自己领域存在的对华问题。
中美商贸联委会从１９８３年成立至今的２０余年里，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磋商和合作机制。２００４年该联委会上升到副总理级。这体现出，寻求在经济领域内化解经济问题、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中美贸易发展不可不突破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