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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媒体常曝光政府各部门的“临时工”乱作为、不作为事件。胥吏，也称书吏、房吏、司吏。是县衙中没有品级的、但有编制限额的低级办事员，不妨称之为“准临时工”。吏与官不同，大都为本地人，有文化、有背景、无功名。经官员推荐或考试而录用。大部分在县衙“六房”（吏、兵、户、礼、刑、工房）任职，一部分在所属巡检署、课税署、河泊所、驿站等机构办事。这些“准临时工”能量很大，往往可以凭借手中特权行善或作恶。
古代衙门事务繁多，而且上级衙门大多通过文书来了解下级衙门的工作情况。文书的格式十分复杂，对行文、用词要求非常严格，有固定的格式、用词、套语，而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五经的长官从未学过，也不屑去学的。所以，管理、起草各类公文也就成了胥吏们的“专利”，即使在师爷盛行的清朝，有他们代写部分文书，尤其是判决书等司法文书，但大量的文书管理、撰写等事务仍由胥吏负责。由于胥吏拥有这个特权，他们便得以凭借它把持衙门事务，在一字一句、一圈一点上大做文章。尤其是分管司法审判、直接关系百姓身家性命的刑房胥吏，所有关于案件的、十分重要的、作为判决依据的各种文书，都是他们整理、缮写和起草，其间一字一句的调、增、删，都对案件的判决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这成了胥吏们弄权舞弊的区域，有时甚至案牍文书一字之差，便轻重悬殊，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让人下地狱。
清朝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其父曾经出于与人为善之心，更改一个字（确切地说，是添了一个笔画）而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胡父曾任浙江某县衙的胥吏，奉命审理一桩盗窃案。一乡绅家发生一起盗窃大案。据被捕案犯自供：“纠集十余人从大门进去”。根据《大清律》规定：凡强盗，不分主犯、从犯，全部要处斩。胡长龄的父亲知道众犯人是因为贫苦而偶然行窃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但文书档案已经全部整理好了，立刻就要送到上级衙门，来不及重新改写了。他就对主审官说：“这些人到案就承认盗窃，肯定不是惯贼。现在首犯和从犯都处斩首，似乎量刑太重了。”县官以上司催得太紧，也不及重新抄录犯人供词为托辞。胡长龄的父亲就请求在“大”字上添上一点改成“从犬门入”，并且说：“我仰慕您爱惜生灵，不事杀戮的善心，并没有私心杂念。”县官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样公开盗窃就成了钻狗洞的小偷小摸。最后刑部批复仅作杖刑处理。举笔之间，就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广州增城县有个张县尉（公安局长），当时县里有个叫刘花五的大盗，啸聚山林，无恶不作，官府几次捕捉都未得手。一天，有细作来密告，说刘花五正在邻县一个土豪家里。张县尉得到情报，便想带兵前去，不料一个姓陈的弓手（刑警队长）自告奋勇，带了30多人前往捕捉，结果手到擒来，余党十几个人也先后落网了。按照宋朝相关法律规定，县尉捕获大盗，理应论功行赏，加官晋级，可张县尉和知县关系没有理顺，知县将此事报告知府，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增城县尉司弓手陈某获若干盗”，理由是张县尉没有亲自带队前往，所以不能论功行赏。这明显是公报私仇，给张县尉穿小鞋。
愤愤不平的张县尉去知府衙门疏通关节，但因为知府只能按照知县的报告如实上奏，所以也无法可想。张县尉任满后，回到京城杭州，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吏部一个胥吏，问他是否有办法帮自己升迁，胥吏回去查了有关案卷后，告诉张县尉说，只要给2000贯钱（约今60万元），保证搞定。张县尉半信半疑，与他讨价还价，最后以1000贯成交，先预付500贯。
胥吏走后，两个月没有消息，张县尉心里火烧火燎，后悔被他骗了钱。一天半夜三更，胥吏突然跑来，告诉张县尉事情摆平了，要他准备被皇帝面试。张县尉惊喜交集。皇帝召见面试后，果然任命他为福州永福县（今永泰县）知县。
张县尉始终没有弄明白胥吏是怎样替他弄到这顶乌纱帽的。后来圈子里的朋友了解后告诉了他。原来，胥吏查阅了增城县上报的文书，悄悄把文书带回家，将原报告中的“县尉司”的“司”字，添加了一“丨”，变成了“同”字，这样一改，“增城县尉司弓手陈某”变成了“增城县尉同弓手陈某”了。既然县尉“同”弓手一起带兵捕捉强盗，县尉自然应得头功。就这样轻轻一笔，张县尉变成了张知县，胥吏则轻轻松松捞了一笔巨款。
（责编：李潞）
古代衙门事务繁多，而且上级衙门大多通过文书来了解下级衙门的工作情况。文书的格式十分复杂，对行文、用词要求非常严格，有固定的格式、用词、套语，而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五经的长官从未学过，也不屑去学的。所以，管理、起草各类公文也就成了胥吏们的“专利”，即使在师爷盛行的清朝，有他们代写部分文书，尤其是判决书等司法文书，但大量的文书管理、撰写等事务仍由胥吏负责。由于胥吏拥有这个特权，他们便得以凭借它把持衙门事务，在一字一句、一圈一点上大做文章。尤其是分管司法审判、直接关系百姓身家性命的刑房胥吏，所有关于案件的、十分重要的、作为判决依据的各种文书，都是他们整理、缮写和起草，其间一字一句的调、增、删，都对案件的判决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这成了胥吏们弄权舞弊的区域，有时甚至案牍文书一字之差，便轻重悬殊，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让人下地狱。
清朝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其父曾经出于与人为善之心，更改一个字（确切地说，是添了一个笔画）而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胡父曾任浙江某县衙的胥吏，奉命审理一桩盗窃案。一乡绅家发生一起盗窃大案。据被捕案犯自供：“纠集十余人从大门进去”。根据《大清律》规定：凡强盗，不分主犯、从犯，全部要处斩。胡长龄的父亲知道众犯人是因为贫苦而偶然行窃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但文书档案已经全部整理好了，立刻就要送到上级衙门，来不及重新改写了。他就对主审官说：“这些人到案就承认盗窃，肯定不是惯贼。现在首犯和从犯都处斩首，似乎量刑太重了。”县官以上司催得太紧，也不及重新抄录犯人供词为托辞。胡长龄的父亲就请求在“大”字上添上一点改成“从犬门入”，并且说：“我仰慕您爱惜生灵，不事杀戮的善心，并没有私心杂念。”县官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样公开盗窃就成了钻狗洞的小偷小摸。最后刑部批复仅作杖刑处理。举笔之间，就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广州增城县有个张县尉（公安局长），当时县里有个叫刘花五的大盗，啸聚山林，无恶不作，官府几次捕捉都未得手。一天，有细作来密告，说刘花五正在邻县一个土豪家里。张县尉得到情报，便想带兵前去，不料一个姓陈的弓手（刑警队长）自告奋勇，带了30多人前往捕捉，结果手到擒来，余党十几个人也先后落网了。按照宋朝相关法律规定，县尉捕获大盗，理应论功行赏，加官晋级，可张县尉和知县关系没有理顺，知县将此事报告知府，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增城县尉司弓手陈某获若干盗”，理由是张县尉没有亲自带队前往，所以不能论功行赏。这明显是公报私仇，给张县尉穿小鞋。
愤愤不平的张县尉去知府衙门疏通关节，但因为知府只能按照知县的报告如实上奏，所以也无法可想。张县尉任满后，回到京城杭州，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吏部一个胥吏，问他是否有办法帮自己升迁，胥吏回去查了有关案卷后，告诉张县尉说，只要给2000贯钱（约今60万元），保证搞定。张县尉半信半疑，与他讨价还价，最后以1000贯成交，先预付500贯。
胥吏走后，两个月没有消息，张县尉心里火烧火燎，后悔被他骗了钱。一天半夜三更，胥吏突然跑来，告诉张县尉事情摆平了，要他准备被皇帝面试。张县尉惊喜交集。皇帝召见面试后，果然任命他为福州永福县（今永泰县）知县。
张县尉始终没有弄明白胥吏是怎样替他弄到这顶乌纱帽的。后来圈子里的朋友了解后告诉了他。原来，胥吏查阅了增城县上报的文书，悄悄把文书带回家，将原报告中的“县尉司”的“司”字，添加了一“丨”，变成了“同”字，这样一改，“增城县尉司弓手陈某”变成了“增城县尉同弓手陈某”了。既然县尉“同”弓手一起带兵捕捉强盗，县尉自然应得头功。就这样轻轻一笔，张县尉变成了张知县，胥吏则轻轻松松捞了一笔巨款。
（责编：李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