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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人物的号召力和公信力都不亚于政府，必须要宽容，不怀恶意，不以被打压的弱者自居，不以一种绝对理性自居，真正实践交往行为理性的建构。
新年伊始，出现在中国人日常公共生活中最为频繁的是一场网络争端。争议双方都是互联网塑造的知名人物——赛车手兼作家韩寒和生化博士兼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
韩寒和方舟子都是网络这片自由空间中野蛮生长出来的公共人物。虽然韩寒很早就以少年作家成名，但是真正让他成为具有顶尖级影响力的人物，还是他在博客上一篇篇的意见表达。方舟子则是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者，1994年就开始创办中文互联网的电子刊，成长于网络世界，从默默无名到名头响亮。他的每一分影响力都是通过辩论、争吵甚至流血得来的。两人的成长都得益于网络的自由空间，以及中国社会日益的多元化。
这次韩方之争，也正因为两个人的影响力相加，有火星撞地球一股的效果。虽然是一场口水仗，但一时间围观者云集。
韩、方本身的价值符号
客观讲，韩寒的小说、杂文并没有太多可以值得沉淀的东西。韩寒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韩寒，乃是因为他独立的个人主义言行，这种言行贯穿于他的文字和行为。
韩寒的手法基本是还原，将一个复杂事实还原成一个简单问题，变成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这件事是否有碍个人独立自由，是否一种政府的滥权?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越来越多元复杂的今天，韩寒的解构足够漂亮，俏皮话说得好，让大家解气。
方舟子则完全不同。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专业性第三方公证一直没有形成。方舟子在打假的辩论中扮演了参与者和裁判员双重角色。我们可以发现方舟子在他参与的各种打假争论中从来不认错，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一直扮演着工具理性本身，工具、逻辑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错，只要运用恰当即可。
交往理性缺失下的冲突
其实简单看来，方舟子和韩寒的对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必然的，但是未必说这种对立就要必然出现冲突，那么今年韩方之间出现这么激烈的冲突，其实原因更可能在于缺乏第三种理性：交往理性。
韩方之间的冲突，双方互相指责，看起来是在争辩，事实上是各自表述。如果是一般人物，这类争斗也就算了，但是因为双方都是公共人物，于是这种争论成为一种站队，公共知识分子摇旗呐喊，媒体敲锣打鼓，不断加大双方的对立，却没有多少沟通的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韩寒之前的备受争议的革命、民主与自由的韩三篇，其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国民素质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是韩寒本人置身于实践之中，并没有体现他素质高到哪里去。他对麦田的质疑所表现的那种敌意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根源。
对于方舟子而言，工具理性的分析依然精彩，他宁愿去寻找韩寒代笔那种微小的可能性，也不愿面对证据显示韩寒独立创作的更大的可能性。的确他有权这样运用自己超强的工具理性，但是这仅仅有炫技的娱乐价值，而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价值了。此种偏执和极端，丝毫不会在公众中普及工具理性，反而会让人们感到这种理性偏执的可怕。
公共领域呼唤交往理性
跳出韩方二人，可以惊喜地发现，中国实际已经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和私人的公共领域。但是不得不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交往行为理性的形成，反而是私人化的敌我对立以及援手于官方，希望国家的干预。
韩寒的队友们都以阴谋论来抨击对方，挖老底，疑动机，甚至号召网友投票表态。而方舟子以及其队友则提出打破神话、包装的天才等带有煽动性的口号，有人乃至提出要过测谎仪。双方更多的是政治动员，划分敌我，而非在同一领域的行为交往。
事实上不管以善待私权名义回避，还是以真相至高的公理高举，其实都抹掉了这是一个公共事件，这类事件求之于官方法令还是意识形态都未必合适。从言论自由开始，在公共领域形成交往行为理性，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形成于交往行为的理性范式，其实比比皆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提出的对话守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更进一步，对于韩寒、方舟子而言，作为公共人物，必须要有一种公共人物的担当。在当代政治上成熟的国家，公共人物的号召力和公信力都不亚于政府，比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必须要宽容，不怀恶意，不以被打压的弱者自居，不以一种绝对理性自居，真正实践交往行为理性的建构。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5日)
新年伊始，出现在中国人日常公共生活中最为频繁的是一场网络争端。争议双方都是互联网塑造的知名人物——赛车手兼作家韩寒和生化博士兼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
韩寒和方舟子都是网络这片自由空间中野蛮生长出来的公共人物。虽然韩寒很早就以少年作家成名，但是真正让他成为具有顶尖级影响力的人物，还是他在博客上一篇篇的意见表达。方舟子则是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者，1994年就开始创办中文互联网的电子刊，成长于网络世界，从默默无名到名头响亮。他的每一分影响力都是通过辩论、争吵甚至流血得来的。两人的成长都得益于网络的自由空间，以及中国社会日益的多元化。
这次韩方之争，也正因为两个人的影响力相加，有火星撞地球一股的效果。虽然是一场口水仗，但一时间围观者云集。
韩、方本身的价值符号
客观讲，韩寒的小说、杂文并没有太多可以值得沉淀的东西。韩寒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韩寒，乃是因为他独立的个人主义言行，这种言行贯穿于他的文字和行为。
韩寒的手法基本是还原，将一个复杂事实还原成一个简单问题，变成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这件事是否有碍个人独立自由，是否一种政府的滥权?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越来越多元复杂的今天，韩寒的解构足够漂亮，俏皮话说得好，让大家解气。
方舟子则完全不同。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专业性第三方公证一直没有形成。方舟子在打假的辩论中扮演了参与者和裁判员双重角色。我们可以发现方舟子在他参与的各种打假争论中从来不认错，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一直扮演着工具理性本身，工具、逻辑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错，只要运用恰当即可。
交往理性缺失下的冲突
其实简单看来，方舟子和韩寒的对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必然的，但是未必说这种对立就要必然出现冲突，那么今年韩方之间出现这么激烈的冲突，其实原因更可能在于缺乏第三种理性：交往理性。
韩方之间的冲突，双方互相指责，看起来是在争辩，事实上是各自表述。如果是一般人物，这类争斗也就算了，但是因为双方都是公共人物，于是这种争论成为一种站队，公共知识分子摇旗呐喊，媒体敲锣打鼓，不断加大双方的对立，却没有多少沟通的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韩寒之前的备受争议的革命、民主与自由的韩三篇，其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国民素质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是韩寒本人置身于实践之中，并没有体现他素质高到哪里去。他对麦田的质疑所表现的那种敌意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根源。
对于方舟子而言，工具理性的分析依然精彩，他宁愿去寻找韩寒代笔那种微小的可能性，也不愿面对证据显示韩寒独立创作的更大的可能性。的确他有权这样运用自己超强的工具理性，但是这仅仅有炫技的娱乐价值，而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价值了。此种偏执和极端，丝毫不会在公众中普及工具理性，反而会让人们感到这种理性偏执的可怕。
公共领域呼唤交往理性
跳出韩方二人，可以惊喜地发现，中国实际已经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和私人的公共领域。但是不得不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交往行为理性的形成，反而是私人化的敌我对立以及援手于官方，希望国家的干预。
韩寒的队友们都以阴谋论来抨击对方，挖老底，疑动机，甚至号召网友投票表态。而方舟子以及其队友则提出打破神话、包装的天才等带有煽动性的口号，有人乃至提出要过测谎仪。双方更多的是政治动员，划分敌我，而非在同一领域的行为交往。
事实上不管以善待私权名义回避，还是以真相至高的公理高举，其实都抹掉了这是一个公共事件，这类事件求之于官方法令还是意识形态都未必合适。从言论自由开始，在公共领域形成交往行为理性，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形成于交往行为的理性范式，其实比比皆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提出的对话守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更进一步，对于韩寒、方舟子而言，作为公共人物，必须要有一种公共人物的担当。在当代政治上成熟的国家，公共人物的号召力和公信力都不亚于政府，比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必须要宽容，不怀恶意，不以被打压的弱者自居，不以一种绝对理性自居，真正实践交往行为理性的建构。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