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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位于河南郑州的宋庆龄雕像在尚未完工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被拆除了。这尊高达23米，据称耗资1.2亿元的地标性建筑，从开工建设到化为瓦砾，一共也就两年多时间。
雕像缘何建造？又为何匆匆拆掉？所用资金来自何方？面对媒体和公众这一系列疑问，面对打了水漂的上亿资金，涉事方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及其主管单位不但无人出来负责，甚至连个明确回应都没有。
放眼全国，这种“拆四星盖五星，未完工又推平”的现象几乎举不胜举。热火朝天的基建项目背后，是为数众多的“短命建筑”：“享年”18岁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16岁的青岛铁道大厦、13岁的浙江大学湖滨大楼、10岁的海口千年塔、7岁的无锡第一人民医院大楼、5岁的重庆渝西会展中心、4岁的武汉外滩花园、不满1岁的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如果篇幅允许的话，这个“夭折名单”还可以再添加成百上千个案例。
而据有关统计显示，“短命建筑”中大部分为公共投资项目，也就是说，一些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建了拆，拆了建”的折腾，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要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干部进行问责，但时至今日，一幢幢建筑非正常“死亡”后，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单位的领导为此埋单。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有一定现实缘由。自古道“新官不理旧事”，领导干部上任后，往往热衷于另起炉灶，大刀阔斧开创一番新业绩。对前任留下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特别是决策失误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往往牵涉众多，难于处理。问责过往的决策失误，替前任“擦屁股”，显然并非新领导所愿。另一方面，新领导上位，老领导不是异地任职就是成为新领导的领导，又有谁愿意去做问责这种“犯忌”的事情？
问责制度的空转，使得折腾成为一件成本极低的事情：搞好了前程似锦，搞砸了也不要紧。而折腾的背后，还不仅仅是问责的问题，更在于考核指挥棒出现了偏差。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考核缺乏综合考量，往往注重于表面的绩效指标和工作数据，以GDP多寡论英雄。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各级官员自然急功近利，热衷于在有限的任期内搞大项目，求大手笔，期大变样。建雕像是GDP、拆雕像还是GDP，如此“循环经济”，出现决策浪费也就顺理成章，甚至还不乏少数领导干部借项目拆建贪污腐败，从中牟利。
不过这种贪污腐败，比起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还是小巫见大巫。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说过：“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最后被判了刑，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干部大笔一挥，造成决策或管理失误，可能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在4000亿至5000亿元。从国内外对比来看，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
这种悬殊的对比，表明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决策机制的调整，这不仅意味着事后要加强对失误决策的问责力度，更应在事前加强决策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一个好的决策机制体系，应该对权力、义务和责任有明确规定。其产生的过程，不仅要有民主讨论，还应有科学论证和外部监督。说到底，就是要对领导干部的决策权力进行有效约束。这在当下的确难以一步到位，但应当成为决策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决策体系内部调整的同时，外部评价机制的改革同样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近期提出“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无疑是积极的信号，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展望未来，只有将决策机制和评价机制关系理顺，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言堂”、“拍脑门”式的折腾，让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尖刀刃上。
雕像缘何建造？又为何匆匆拆掉？所用资金来自何方？面对媒体和公众这一系列疑问，面对打了水漂的上亿资金，涉事方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及其主管单位不但无人出来负责，甚至连个明确回应都没有。
放眼全国，这种“拆四星盖五星，未完工又推平”的现象几乎举不胜举。热火朝天的基建项目背后，是为数众多的“短命建筑”：“享年”18岁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16岁的青岛铁道大厦、13岁的浙江大学湖滨大楼、10岁的海口千年塔、7岁的无锡第一人民医院大楼、5岁的重庆渝西会展中心、4岁的武汉外滩花园、不满1岁的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如果篇幅允许的话，这个“夭折名单”还可以再添加成百上千个案例。
而据有关统计显示，“短命建筑”中大部分为公共投资项目，也就是说，一些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建了拆，拆了建”的折腾，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要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干部进行问责，但时至今日，一幢幢建筑非正常“死亡”后，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单位的领导为此埋单。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有一定现实缘由。自古道“新官不理旧事”，领导干部上任后，往往热衷于另起炉灶，大刀阔斧开创一番新业绩。对前任留下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特别是决策失误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往往牵涉众多，难于处理。问责过往的决策失误，替前任“擦屁股”，显然并非新领导所愿。另一方面，新领导上位，老领导不是异地任职就是成为新领导的领导，又有谁愿意去做问责这种“犯忌”的事情？
问责制度的空转，使得折腾成为一件成本极低的事情：搞好了前程似锦，搞砸了也不要紧。而折腾的背后，还不仅仅是问责的问题，更在于考核指挥棒出现了偏差。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考核缺乏综合考量，往往注重于表面的绩效指标和工作数据，以GDP多寡论英雄。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各级官员自然急功近利，热衷于在有限的任期内搞大项目，求大手笔，期大变样。建雕像是GDP、拆雕像还是GDP，如此“循环经济”，出现决策浪费也就顺理成章，甚至还不乏少数领导干部借项目拆建贪污腐败，从中牟利。
不过这种贪污腐败，比起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还是小巫见大巫。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说过：“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最后被判了刑，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干部大笔一挥，造成决策或管理失误，可能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在4000亿至5000亿元。从国内外对比来看，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
这种悬殊的对比，表明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决策机制的调整，这不仅意味着事后要加强对失误决策的问责力度，更应在事前加强决策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一个好的决策机制体系，应该对权力、义务和责任有明确规定。其产生的过程，不仅要有民主讨论，还应有科学论证和外部监督。说到底，就是要对领导干部的决策权力进行有效约束。这在当下的确难以一步到位，但应当成为决策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决策体系内部调整的同时，外部评价机制的改革同样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近期提出“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无疑是积极的信号，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展望未来，只有将决策机制和评价机制关系理顺，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言堂”、“拍脑门”式的折腾，让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尖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