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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
我有一个外甥女叫媛媛，今年四岁了。她说起话来叽叽喳喳，撒起娇来惊天动地。当然，她还是一个文盲，大字不识一箩筐。
这天，从幼儿园回到家，小外甥女就开始嚎啕大哭，再三追问之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小韩阿姨。小韩阿姨是外甥女在幼儿园最喜欢的老师，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教小朋友跳舞的时候，她最喜欢让我的外甥女上台示范，还提拔她当表演节目的小主持人。
教师节到了，不识字的外甥女花了一晚上时间给小韩老师手工制作了一张贺卡，贺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和闪亮的小星星，还粘了一块她最爱吃的巧克力。
第二天，小外甥女小心翼翼地把贺卡装进她的白雪公主小书包，神气活现地去了幼儿园。
但是到了放学，她却大哭着回了家。原来，小韩老师不但没有接受她的贺卡，还把那块巧克力随手还给她，让她“自己吃了吧”。小外甥女一边哭一边伤心地指责我的姐姐：“别的小朋友送了一大束花，小韩阿姨要了花，没要我的贺卡，妈妈为什么要让我送贺卡？”
在姐姐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之后，我又心疼又生气，问姐姐为什么不去和小韩老师沟通一下，怎么能这样辜负一个小孩子的苦心呢？姐姐说，也不是没想过，但又怕大人一参与，小韩老师将来万一对小媛媛有看法就不好了。
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位同事听，他的一番话顿时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迂腐。他说，“现在当老师的谁还会稀罕一张贺卡啊，你应该劝劝你的姐姐，趁着教师节给那个小韩老师塞张购物卡才是正题！”
可是，我的小外甥女用一双小手忙活了一晚上的贺卡，即使比不上用钱就能买来的鲜花，她不应该尊重一下这份童心么？装装样子说句谢谢也好啊！
同事撇了撇嘴，说：“你呀！也不想想，一个老师要教那么多孩子，哪还尊重得过来啊！”
我若有所思，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每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这使得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秦可卿入上房内歇息，劈头看见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极为不爽，立时大叫，“快出去！快出去！”
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前不久，我在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一位老太太跌倒了，想也没想跑过去扶起她来，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8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当然，我的童年也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扶老奶奶过街是为了写作文，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喜欢过过老师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有私念一闪——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对不起
几个月前我到派出所办事，这已经是我的第三趟，就为了一个十分钟就能办好的证件。大厅里，穿着警服的男工作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打着官腔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火攻心几乎要拍案而起之际，《武林外传》郭芙蓉的俏脸鬼使神差出现在我面前，“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不好，不好……”
我若闹将起来，就能顺利把事办了吗？
我告诉自己，不能。
我若闹将起来，衙门脸就能弃恶从善了吗？
我的生活常识告诉我，还是不能。
所以，我只有忍。但我一边忍一边鄙视自己。暂不说理性、建设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规则，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吵架，就只配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摆平无规则、无休止、无结果、无节操的烂吵。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我瞪了一眼男警服，愤愤地想，你欠我一个对不起。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能装这种良民装多久。
蒋介石日记写着：不要跟文人过不去，他们会记仇的。是的，文人会写在历史上，写不了正史写野史，这是他们记仇的方式。老蒋枪杀了闻一多，但后来对令自己不爽的胡适和傅斯年却极其宽容，委任傅斯年做台湾大学的校长，胡适去世后写下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大军阀吴佩孚是个廉洁标兵不说也罢，还写得一笔好字自不必说，他值得一夸的是不跟知识分子斗气，一边听蔡元培大骂，一边给北大拨款。
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得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
今年十一放假回老家，我听说了另一个关于“对不起”的故事。
我的家在豫东一个县城，其名为“太康”，太康是夏朝第三代王，沉湎于声色酒食，政事不修，他的五个兄弟曾作了一首歌来追念他们的祖父禹的功绩和品德，即《尚书》中著名的《五子之歌》。
在一个秋意萧瑟的上午，父亲在带我看完太康陵之后，又带我去瞻仰了我的祖先顾佐之墓。顾佐是明朝建文年间进士，永乐年间官至左都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他晚年解官归里，为太康县乡民累办好事，传为佳话。
他的墓在太康西南的一大片麦田中，立有“顾氏族谱第四次修葺纪念”的石碑，墓前两根3米高的石头柱，名曰拴马桩。据父亲讲，文革期间顾佐墓被破坏，两根拴马桩也被附近一个乡民趁乱拿回家中，但从那之后，这拴马桩拴马马死，拴驴驴死。乡民一家恐慌不已，又悄悄把双马桩送回了原处，烧香磕头，向老祖宗道歉。 这也许是乡野传说，但我却似乎看到，即便穷乡僻壤，也总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爷子叫骂，“道统！道统！”这是一种民间最朴素的敬畏。
过去乡绅子弟出来做官，也是受这样的道统约束的。兵荒马乱时代，民国风流人物大都气定神闲，收放自如。但“文革”期间，陈寅恪给斗到小便失禁，以至条件反射听到大喇叭响就尿裤子。
斯文扫地之后，他们终生并未听到“对不起”。
你好
几年前的“十一”假期，我和两个同伴一起曾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自成都出发穿行了川藏线。沿途风景的大美自不必言，所谓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当我在车里被陡峭的山路颠簸的一蹦三尺高，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顶时，窗外浩瀚无边的蓝天白云成为最美丽的安慰剂。
进入藏区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景象。那就是在行程中的山路边每当遇到藏民家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三三两两，总会向我们的汽车高高举手行礼，有一次，一个正在路边拉屎的孩子远远看到我们的车，裤子都来不及提起来，便慌不迭地光着屁股向我们敬礼。
我以为他们是为了索要东西。于是，在一个堵车地段，当一群孩子又在向我们敬礼时，我试图从车窗里向他们递出几块钱，他们却嬉笑着跑开了。
车上的藏族向导见此告诉我，这些孩子并不是为了要钱，向外地车辆敬礼是因为在当地的学校，老师会告诉他们，外来的游客促进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也为他们创造了上学受教育的条件，所以在路边看到外地车辆都要表示欢迎和敬意。
我听完之后，默然了。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
上世纪40年代初翻译家戴乃迭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戴乃迭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又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里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
我有一个外甥女叫媛媛，今年四岁了。她说起话来叽叽喳喳，撒起娇来惊天动地。当然，她还是一个文盲，大字不识一箩筐。
这天，从幼儿园回到家，小外甥女就开始嚎啕大哭，再三追问之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小韩阿姨。小韩阿姨是外甥女在幼儿园最喜欢的老师，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教小朋友跳舞的时候，她最喜欢让我的外甥女上台示范，还提拔她当表演节目的小主持人。
教师节到了，不识字的外甥女花了一晚上时间给小韩老师手工制作了一张贺卡，贺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和闪亮的小星星，还粘了一块她最爱吃的巧克力。
第二天，小外甥女小心翼翼地把贺卡装进她的白雪公主小书包，神气活现地去了幼儿园。
但是到了放学，她却大哭着回了家。原来，小韩老师不但没有接受她的贺卡，还把那块巧克力随手还给她，让她“自己吃了吧”。小外甥女一边哭一边伤心地指责我的姐姐：“别的小朋友送了一大束花，小韩阿姨要了花，没要我的贺卡，妈妈为什么要让我送贺卡？”
在姐姐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之后，我又心疼又生气，问姐姐为什么不去和小韩老师沟通一下，怎么能这样辜负一个小孩子的苦心呢？姐姐说，也不是没想过，但又怕大人一参与，小韩老师将来万一对小媛媛有看法就不好了。
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位同事听，他的一番话顿时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迂腐。他说，“现在当老师的谁还会稀罕一张贺卡啊，你应该劝劝你的姐姐，趁着教师节给那个小韩老师塞张购物卡才是正题！”
可是，我的小外甥女用一双小手忙活了一晚上的贺卡，即使比不上用钱就能买来的鲜花，她不应该尊重一下这份童心么？装装样子说句谢谢也好啊！
同事撇了撇嘴，说：“你呀！也不想想，一个老师要教那么多孩子，哪还尊重得过来啊！”
我若有所思，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每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这使得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秦可卿入上房内歇息，劈头看见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极为不爽，立时大叫，“快出去！快出去！”
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前不久，我在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一位老太太跌倒了，想也没想跑过去扶起她来，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8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当然，我的童年也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扶老奶奶过街是为了写作文，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喜欢过过老师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有私念一闪——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对不起
几个月前我到派出所办事，这已经是我的第三趟，就为了一个十分钟就能办好的证件。大厅里，穿着警服的男工作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打着官腔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火攻心几乎要拍案而起之际，《武林外传》郭芙蓉的俏脸鬼使神差出现在我面前，“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不好，不好……”
我若闹将起来，就能顺利把事办了吗？
我告诉自己，不能。
我若闹将起来，衙门脸就能弃恶从善了吗？
我的生活常识告诉我，还是不能。
所以，我只有忍。但我一边忍一边鄙视自己。暂不说理性、建设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规则，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吵架，就只配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摆平无规则、无休止、无结果、无节操的烂吵。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我瞪了一眼男警服，愤愤地想，你欠我一个对不起。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能装这种良民装多久。
蒋介石日记写着：不要跟文人过不去，他们会记仇的。是的，文人会写在历史上，写不了正史写野史，这是他们记仇的方式。老蒋枪杀了闻一多，但后来对令自己不爽的胡适和傅斯年却极其宽容，委任傅斯年做台湾大学的校长，胡适去世后写下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大军阀吴佩孚是个廉洁标兵不说也罢，还写得一笔好字自不必说，他值得一夸的是不跟知识分子斗气，一边听蔡元培大骂，一边给北大拨款。
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得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
今年十一放假回老家，我听说了另一个关于“对不起”的故事。
我的家在豫东一个县城，其名为“太康”，太康是夏朝第三代王，沉湎于声色酒食，政事不修，他的五个兄弟曾作了一首歌来追念他们的祖父禹的功绩和品德，即《尚书》中著名的《五子之歌》。
在一个秋意萧瑟的上午，父亲在带我看完太康陵之后，又带我去瞻仰了我的祖先顾佐之墓。顾佐是明朝建文年间进士，永乐年间官至左都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他晚年解官归里，为太康县乡民累办好事，传为佳话。
他的墓在太康西南的一大片麦田中，立有“顾氏族谱第四次修葺纪念”的石碑，墓前两根3米高的石头柱，名曰拴马桩。据父亲讲，文革期间顾佐墓被破坏，两根拴马桩也被附近一个乡民趁乱拿回家中，但从那之后，这拴马桩拴马马死，拴驴驴死。乡民一家恐慌不已，又悄悄把双马桩送回了原处，烧香磕头，向老祖宗道歉。 这也许是乡野传说，但我却似乎看到，即便穷乡僻壤，也总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爷子叫骂，“道统！道统！”这是一种民间最朴素的敬畏。
过去乡绅子弟出来做官，也是受这样的道统约束的。兵荒马乱时代，民国风流人物大都气定神闲，收放自如。但“文革”期间，陈寅恪给斗到小便失禁，以至条件反射听到大喇叭响就尿裤子。
斯文扫地之后，他们终生并未听到“对不起”。
你好
几年前的“十一”假期，我和两个同伴一起曾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自成都出发穿行了川藏线。沿途风景的大美自不必言，所谓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当我在车里被陡峭的山路颠簸的一蹦三尺高，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顶时，窗外浩瀚无边的蓝天白云成为最美丽的安慰剂。
进入藏区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景象。那就是在行程中的山路边每当遇到藏民家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三三两两，总会向我们的汽车高高举手行礼，有一次，一个正在路边拉屎的孩子远远看到我们的车，裤子都来不及提起来，便慌不迭地光着屁股向我们敬礼。
我以为他们是为了索要东西。于是，在一个堵车地段，当一群孩子又在向我们敬礼时，我试图从车窗里向他们递出几块钱，他们却嬉笑着跑开了。
车上的藏族向导见此告诉我，这些孩子并不是为了要钱，向外地车辆敬礼是因为在当地的学校，老师会告诉他们，外来的游客促进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也为他们创造了上学受教育的条件，所以在路边看到外地车辆都要表示欢迎和敬意。
我听完之后，默然了。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
上世纪40年代初翻译家戴乃迭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戴乃迭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又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里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