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创伤?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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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多米尼加裔美国当代女作家茱莉娅·阿尔瓦雷斯的小说《蝴蝶飞舞时》讲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独裁统治时期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析作者阿尔瓦雷斯对故土历史的重新想象:糅合历史与小说两种文类叙述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在小说叙事中加入自传色彩,强调个人记忆和言说对于解读历史和化解创伤的意义;从女性历史人物的视角讲述故事,展现主流历史叙事中被消音的她者故事。
  关键词:阿尔瓦雷斯 《蝴蝶飞舞时》 历史 创伤 言说 她者故事
  多米尼加裔美国当代女作家茱莉娅·阿尔瓦雷斯的小说《蝴蝶飞舞时》{1}(1994)讲述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独裁统治时期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拉斐尔·特鲁希略(1891—1961)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独裁者,在多米尼加实行独裁统治长达三十年②。现有不少文学作品书写特鲁希略独裁统治这段历史,譬如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公羊的节日》(2000)以及海地裔美国当代女作家艾薇菊·丹提卡在获得美国图书奖的《锄骨》(1998)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示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③。阿尔瓦雷斯在处女作《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有口音》(1991)中也提及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如同作家本人的经历,加西亚一家移民美国是为了逃脱特鲁希略的迫害,但阿尔瓦雷斯在作品中侧重反映移民与家园的主题,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描述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然而,阿尔瓦雷斯在第二本小说《蝴蝶飞舞时》直面特鲁希略独裁统治时期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讲述反抗独裁统治的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④。
  同样书写特鲁希略独裁统治这段历史,阿尔瓦雷斯另辟蹊径,打破撰史的传统叙事模式。首先,阿尔瓦雷斯糅合历史与小说两种文类叙述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其次,阿尔瓦雷斯在小说叙事中加入自传色彩,强调个人记忆和言说对于解读历史与化解创伤的重要意义。最后,阿尔瓦雷斯通过女性历史人物——米拉瓦尔姐妹的视角讲述故事,让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发出真实的声音。本文旨在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分析阿尔瓦雷斯在《蝴蝶飞舞时》中对历史的重新想象,进而揭示作者重写历史的意义。
  一、书写故事:历史与小说的文类糅合
  《蝴蝶飞舞时》中的米拉瓦尔姐妹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特鲁希略独裁统治及三姐妹遭暗杀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阿尔瓦雷斯并没有把《蝴蝶飞舞时》写成纪实性历史或传记,相反,她糅合历史和小说两种文类讲述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这是阿尔瓦雷斯对历史重新想象的重要书写方式之一。后现代创作经常出现文本拼凑或文类糅合的现象。乔治·利普希兹认为,文类的不稳定意味着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因而“以前的故事变得不充分,或者至少不完整”,意即当社会发生重大危机,个体需要对自我身份重新思考,而旧的叙事方式存在缺陷,因此作者需要采用新的表征方式质疑和重新思考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和文化叙事。除了利普希兹的论点之外,阿尔瓦雷斯采用文类糅合的叙事方式重写历史有其具体的原因,如独裁统治带来的无以言说的创伤以及官方历史对真相的掩盖或将历史人物神化等。
  阿尔瓦雷斯回忆已经逃往美国的父母仍然“战战兢兢地生活着,似乎秘密警察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在门口将他们抓走”。此外,父母为了保护孩子避而不谈任何跟特鲁希略和多米尼加政局有关的信息。刚到美国,少不谙世的姐妹们一直吵着回多米尼加:“每天晚上姐妹们和我总在父母身旁叨叨。我们想要回家。父母用我们不能理解的意味深长的眼神回应。‘能待在这里我们是幸运的。’母亲总是这样回答。‘为什么?’我们一直问道,但她从来不说。”父母的沉默意在保护孩子,不让孩子活在特鲁希略统治的恐怖之中。但事实上,这样的沉默让阿尔瓦雷斯感到困惑——为何要背井离乡到美国当遭受歧视的移民?为何不能回原先舒适的家?阿尔瓦雷斯无法从父母的沉默中获得答案。
  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遭遇战争、独裁统治或大屠杀等创伤性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备受困扰;创伤将不断困扰着个体并导致其精神上的困境。若是幸存者选择闭口不谈曾经的遭遇,他们的后代也将继续被这样的沉默困扰。盖布丽埃尔·施瓦布认为:“人类总是对暴力性历史保持缄默。一些历史,不管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因为太过暴力,因此我们若不选择暂且避而不谈,那么平常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然而,太多的沉默会令创伤挥之不去。”言说的缺失令创伤影响着受害者及幸存者。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给多米尼加人带来创伤,而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将他们的创伤传给了后代。在《蝴蝶飞舞时》中,特鲁希略独裁所带来的民族创伤影响了阿尔瓦雷斯的父母,进而影响了阿尔瓦雷斯。
  为了理解父母的沉默,阿尔瓦雷斯着手《蝴蝶飞舞时》的创作,因此也得以调查这继续困扰着多米尼加人的“遮掩住的羞辱、掩盖着的罪过以及充满暴力的历史”。特鲁希略执政期间,多米尼加国民的言论受到审查与镇压,因此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真相也被掩盖。艾米丽·丽贝卡·罗宾斯认为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导致整个民族的秘密。在罗宾斯看来,这样的民族秘密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被掩盖的事实真相;另一种是特鲁希略式的“真理”,即特鲁希略政权审查過的官方历史记载,换言之,颂扬特鲁希略的历史版本。阿尔瓦雷斯在小说中指出特鲁希略通过散播他的“真理”来控制整个国家的言论和行动。譬如,三姐米内尔瓦这样评价学校颁发的历史书:“那年秋天我们回学校念书时,发了新的历史书,书的封面是某人的压印图案——特鲁希略的画像,这么一来即使瞎子也明白书中写满关于特鲁希略的谎言。我们的历史现在紧随《圣经》的情节。我们多米尼加人等待了若干世纪,我们的上帝特鲁希略终于到来了。有够恶心的!”特鲁希略在历史书中将自己奉为神明,并通过教育体系传播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历史版本。特鲁希略的“真理”得以学习,而诸如囚禁、酷刑或谋杀等事实真相却被遮掩。此外,特鲁希略还通过报纸传播“真理”,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掩盖了大部分的真实国情。譬如,官方报纸将暗杀米拉瓦尔姐妹事件写成一起交通事故:“吉普车开到一个很难拐弯的地方翻下山崖。”在独裁统治下,新闻媒体被独裁者控制,传播扭曲历史真相的特鲁希略“真理”。多米尼加人不能自由言说,不能为遭暗杀的亲人申冤,甚至不能公开哀悼逝去的亲人。相反,国民得掩饰自己的悲伤并保持沉默。   ① 〔美〕茱莉婭·阿尔瓦雷斯著,林文静译:《蝴蝶飞舞时》,译林出版社2014版。
  ② 特鲁希略在任期间通过任人唯亲、暗杀政敌的手段控制军队,建立秘密警察(便衣警察)这一武装机器对多米尼加国民实行监控,逮捕任何对政权不利的异议者和反抗者,使用各种恐怖手段镇压反对政府的声音。在执政期间,为了驱除居住在多米尼加国内的海地人,让多米尼加血统白人化,特鲁希略甚至于1937年下令部队化装成便衣警察屠杀居住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史称“荷兰芹大砍杀”。米拉瓦尔家共有四姐妹,其中大姐、三姐和小妹以及她们各自的丈夫一起参加反对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六·一四”运动。后来推翻独裁统治的行动败露,米拉瓦尔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被捕入狱。特鲁希略迫于国际组织的压力释放了姐妹们,但继续关押参加运动的男士。1960年11月25日,米拉瓦尔三姐妹探望丈夫回来的路上遭暗杀。二姐因为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幸存下来。米拉瓦尔姐妹暗杀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特鲁希略政权的瓦解。
  ③ 林文静:《历史·身份·家园——评艾薇菊·丹提卡小说〈锄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
  ④ 作者茱莉娅·阿尔瓦雷斯于1951年出生于加勒比西语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阿尔瓦雷斯生长于多米尼加的一个大户人家,童年时期家境富裕。父亲参加了反对独裁统治的地下活动,暗杀独裁者计划败露之后,为了逃脱特鲁希略的迫害,全家人逃往美国。刚到美国的阿尔瓦雷斯一家失去了原本优越的生活环境与地位,经济窘迫且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姐妹们艰难地适应着当地的语言及文化习俗。阿尔瓦雷斯本人的经历以及故土的历史影响着她在美国的创作。
  ⑤ 卡利班、普洛斯彼罗、希考拉克斯皆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人物;后殖民研究一般侧重探讨普洛斯彼罗与卡利班的殖民者与被殖民关系,而身为卡利班母亲的希考拉克斯则往往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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