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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价值观盛行的当下，知识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对超越性的追求，是否更多只是财富拥有者的专利？
“社会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市场失灵的”
南都周刊：在高度组织化，规则又极端细化的现代社会，你如何看待个体的价值追求？
盛洪：我认为所谓价值，一般有两种。其一，是对自己的利害，儒家说是“小人”。但这里的“小人”并不是贬义的说法，“小人”之能，也是一种能力。在儒家看来，这一判断，就像“富有”也是人的一种标志。
另一种价值，在市场中不能转换成公共利害。社会的很多公共物品，对个人没有太大收益，但对社会很重要。因为社会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市场失灵的，而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普适的。你不能同时为自己赚钱又为社会做事，这时候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暂时要局部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对社会却是有价值的。
南都周刊：但是，当下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更多流于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观。
盛洪：什么叫成功什么是失败，取决于怎么判断。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以狭隘的物质主义为标准，就不可能真正发展和繁荣。
一个人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并不意味着失败。反之，也不代表成功。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耻之，邦无道，富且贵耻之。”如果社会的规则是错误的，即使你很富有，你也应该羞耻。那些贪赃枉法为牟一己私利的官员，或者并非按照正常途径得到财富的有钱人，我个人极其鄙视。
南都周刊：但对“成功者”的趋奉，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成功者”的价值，对还在社会“底层”默默打拼的人尤其有吸引力。你怎么看？
盛洪：这就是所谓物质主义盛行。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只蚂蚁只有一粒米，因此崇拜那些有十粒米的蚂蚁。这种趋奉没有精神意义和价值，说难听点，跟动物界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社会所尊奉的成功者，如巴菲特、马云等人，是聪明的“小人”。如果他们按照公共规则获取财富，那没有问题，但他们也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只是米粒多而已。
南都周刊：因此在当下社会，一个执著于个体的价值追求的人，是否必须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盛洪：跟当下的利害保持一致，从短期来看, 就是对你有利无利，能否赚钱。但要是稍微抽身出来，甚至跳到空中看，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有某种超越性。
南都周刊：你认为在当下中国社会，致使个人的价值取向单一化的原因是什么？
盛洪：中国有过几十年的无神论，对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谈宗教就是迷信。反而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物质主义成为主流，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在世界的范围内看，其他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宗教传统，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但在当今中国，这是一个空白的背景。中国是个饥饿的市场，在价值观方面也不例外，各种新兴的派别和类宗教也都会来竞争。
“社会表达的扭曲，激发了个人对超越性的追求”
南都周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注重“现世”观念的文化来说，是否本来就相对缺乏提供超越性价值的文化传统？
盛洪：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乏占有社会财富不多，但追求精神超越性的人。儒家讲，“回不改其乐。”就是说孔子最宠爱的一个门徒颜回，固然穷，但因为精神得道，而乐在其中。
儒家和道家的传统，都是讲精神价值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比较接近于现世，但也有超越价值。尤其到了宋代，儒家讲“天理”，也讲“神”，讲“天”就是“神”。但它对老百姓和精英是有区别的。对老百姓，儒家可能比较讲物质，比如祖先崇拜，通过强调血脉来超越自己；或者讲光宗耀祖，继承先人的道德。对精英，儒家讲“立功立德”。它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高不可攀，但它更亲近人的理解。
南都周刊：但在当下，儒家理想所保留下来的更多是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比方说家庭和婚姻的关系。而个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首先就面临着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挑战？
盛洪：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不是个人之间的合同，而是不可分割的东西。而西方的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有区别，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是个人的组合。基督教是一种批判，基督教加上个人主义才构成西方社会。
当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有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但要单纯拿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在中国处理个人、婚姻、家庭的问题，可能是行不通的。
南都周刊：不少人转向心性乃至命理的解释，比方说灵修、星相学等在民间很兴盛，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盛洪：我相信很多人追逐这些东西的最初的动机，是从改变物质状态出发的。他们想要有所改变，首先是在精神上的改变，这都是很正常的。至于这条路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有所选择。我认为如果真的能超越的话，要选择成熟的文化传统。而一些成功的知识分子，可能选择更为超越性的方式，例如佛学、伊斯兰教等等。
南都周刊：这么说，你认为知识分子或“精英”历来扮演着中国社会的“道德楷模”吗？他们是“超越性”的价值的守望者吗？
盛洪：这要看“精英”的定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的“精英”，首先是超越个人利害，第二是道德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必须是道德楷模。
现在，有些认为是精英的人，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小人”。单纯的物质主义不能给人以满足。有了物质以后，他就要思考自己的价值。这是逻辑必然。不论你提供儒家传统，还是其他的东西。他一定会有这个方向的需求。
南都周刊：那么你认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少数人的作为吗？
盛洪：是的。老百姓有他们固守的道德底线，但不能苛求人人变成圣人。正常的规律是，人到了中产阶层，就会想要精神财富。比方说，老百姓没有必要读《论语》，有些人觉得有需求，他就去读。真正寻求超越性的人不多，有相当数量的人追求就够了。
南都周刊：近期引起热议的药家鑫案，以一起刑事案件在公共讨论中演变为死刑存废的争议。是否应该同情凶手，和同情招致的道德评判，变成了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你怎么看？
盛洪：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道德上的同情泛滥，一个大学生的行为是失败的，判他死刑所引发的同情，是“小人”的计算错了。真正的同情是要去思考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由药家鑫案讨论死刑的存废，这是逻辑上有问题。逻辑有问题，也就是心态有问题。
南都周刊：相类似的讨论还发生在“杀狗”风波中，争议从是否有权杀狗，升级到了对人的权利的捍卫。
盛洪：对那些认为他人没有权利干预自己杀狗的人而言，认定他人的干预进而侵犯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是一种逻辑混乱。你不能因为人权就不尊重狗权。从佛教讲，一切生命都要尊重，“不杀生”。在社会中，人不一定有一致的道德共识，但有大致的道德共识。
南都周刊：公共讨论中频繁地触及“人性的底线”。你是否认为在当下，谈论人的超越性是一种奢侈？
盛洪：追求超越性有各种原因，有些人就是物质上达到一定程度，进而有精神追求才能达到满足。另一种在我们这里特有的情况，就是社会表达的扭曲，激发了个人对超越性的追求。至于那些感受到社会价值缺失，对时代精神状况忧心的人，他们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超越性。
“社会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市场失灵的”
南都周刊：在高度组织化，规则又极端细化的现代社会，你如何看待个体的价值追求？
盛洪：我认为所谓价值，一般有两种。其一，是对自己的利害，儒家说是“小人”。但这里的“小人”并不是贬义的说法，“小人”之能，也是一种能力。在儒家看来，这一判断，就像“富有”也是人的一种标志。
另一种价值，在市场中不能转换成公共利害。社会的很多公共物品，对个人没有太大收益，但对社会很重要。因为社会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市场失灵的，而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普适的。你不能同时为自己赚钱又为社会做事，这时候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暂时要局部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对社会却是有价值的。
南都周刊：但是，当下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更多流于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观。
盛洪：什么叫成功什么是失败，取决于怎么判断。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以狭隘的物质主义为标准，就不可能真正发展和繁荣。
一个人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并不意味着失败。反之，也不代表成功。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耻之，邦无道，富且贵耻之。”如果社会的规则是错误的，即使你很富有，你也应该羞耻。那些贪赃枉法为牟一己私利的官员，或者并非按照正常途径得到财富的有钱人，我个人极其鄙视。
南都周刊：但对“成功者”的趋奉，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成功者”的价值，对还在社会“底层”默默打拼的人尤其有吸引力。你怎么看？
盛洪：这就是所谓物质主义盛行。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只蚂蚁只有一粒米，因此崇拜那些有十粒米的蚂蚁。这种趋奉没有精神意义和价值，说难听点，跟动物界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社会所尊奉的成功者，如巴菲特、马云等人，是聪明的“小人”。如果他们按照公共规则获取财富，那没有问题，但他们也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只是米粒多而已。
南都周刊：因此在当下社会，一个执著于个体的价值追求的人，是否必须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盛洪：跟当下的利害保持一致，从短期来看, 就是对你有利无利，能否赚钱。但要是稍微抽身出来，甚至跳到空中看，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有某种超越性。
南都周刊：你认为在当下中国社会，致使个人的价值取向单一化的原因是什么？
盛洪：中国有过几十年的无神论，对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谈宗教就是迷信。反而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物质主义成为主流，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在世界的范围内看，其他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宗教传统，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但在当今中国，这是一个空白的背景。中国是个饥饿的市场，在价值观方面也不例外，各种新兴的派别和类宗教也都会来竞争。
“社会表达的扭曲，激发了个人对超越性的追求”
南都周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注重“现世”观念的文化来说，是否本来就相对缺乏提供超越性价值的文化传统？
盛洪：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乏占有社会财富不多，但追求精神超越性的人。儒家讲，“回不改其乐。”就是说孔子最宠爱的一个门徒颜回，固然穷，但因为精神得道，而乐在其中。
儒家和道家的传统，都是讲精神价值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比较接近于现世，但也有超越价值。尤其到了宋代，儒家讲“天理”，也讲“神”，讲“天”就是“神”。但它对老百姓和精英是有区别的。对老百姓，儒家可能比较讲物质，比如祖先崇拜，通过强调血脉来超越自己；或者讲光宗耀祖，继承先人的道德。对精英，儒家讲“立功立德”。它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高不可攀，但它更亲近人的理解。
南都周刊：但在当下，儒家理想所保留下来的更多是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比方说家庭和婚姻的关系。而个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首先就面临着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挑战？
盛洪：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不是个人之间的合同，而是不可分割的东西。而西方的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有区别，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是个人的组合。基督教是一种批判，基督教加上个人主义才构成西方社会。
当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有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但要单纯拿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在中国处理个人、婚姻、家庭的问题，可能是行不通的。
南都周刊：不少人转向心性乃至命理的解释，比方说灵修、星相学等在民间很兴盛，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盛洪：我相信很多人追逐这些东西的最初的动机，是从改变物质状态出发的。他们想要有所改变，首先是在精神上的改变，这都是很正常的。至于这条路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有所选择。我认为如果真的能超越的话，要选择成熟的文化传统。而一些成功的知识分子，可能选择更为超越性的方式，例如佛学、伊斯兰教等等。
南都周刊：这么说，你认为知识分子或“精英”历来扮演着中国社会的“道德楷模”吗？他们是“超越性”的价值的守望者吗？
盛洪：这要看“精英”的定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的“精英”，首先是超越个人利害，第二是道德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必须是道德楷模。
现在，有些认为是精英的人，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小人”。单纯的物质主义不能给人以满足。有了物质以后，他就要思考自己的价值。这是逻辑必然。不论你提供儒家传统，还是其他的东西。他一定会有这个方向的需求。
南都周刊：那么你认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少数人的作为吗？
盛洪：是的。老百姓有他们固守的道德底线，但不能苛求人人变成圣人。正常的规律是，人到了中产阶层，就会想要精神财富。比方说，老百姓没有必要读《论语》，有些人觉得有需求，他就去读。真正寻求超越性的人不多，有相当数量的人追求就够了。
南都周刊：近期引起热议的药家鑫案，以一起刑事案件在公共讨论中演变为死刑存废的争议。是否应该同情凶手，和同情招致的道德评判，变成了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你怎么看？
盛洪：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道德上的同情泛滥，一个大学生的行为是失败的，判他死刑所引发的同情，是“小人”的计算错了。真正的同情是要去思考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由药家鑫案讨论死刑的存废，这是逻辑上有问题。逻辑有问题，也就是心态有问题。
南都周刊：相类似的讨论还发生在“杀狗”风波中，争议从是否有权杀狗，升级到了对人的权利的捍卫。
盛洪：对那些认为他人没有权利干预自己杀狗的人而言，认定他人的干预进而侵犯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是一种逻辑混乱。你不能因为人权就不尊重狗权。从佛教讲，一切生命都要尊重，“不杀生”。在社会中，人不一定有一致的道德共识，但有大致的道德共识。
南都周刊：公共讨论中频繁地触及“人性的底线”。你是否认为在当下，谈论人的超越性是一种奢侈？
盛洪：追求超越性有各种原因，有些人就是物质上达到一定程度，进而有精神追求才能达到满足。另一种在我们这里特有的情况，就是社会表达的扭曲，激发了个人对超越性的追求。至于那些感受到社会价值缺失，对时代精神状况忧心的人，他们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