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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两会前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一个议题是部署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请问总理，中国这么大，要解决的问题这么多，政府的工作又这么忙，这个问题有这么紧迫吗？”2016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记者在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向总理提问。
对此，李克强回应称，我们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在经济领域有不少大家诟病的问题，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这些也可以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发展文化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我们推动现代化，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通过文化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结束之后，“两会热议文物保护持续受关注”“文物保护成两会热议点”等话题一时登上了热门文化网站的页面。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由于人为破坏和损毁，二十几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曾登记过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年均消失约2000处。长期以来，对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破坏，被认为是经济和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文博界相关人士表示，首先必须对这种观点加以纠正。
然而，对古文物来讲，保护与利用是难以权衡的两个对立板块。在多数人眼中，文物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但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价值却微乎其微。如何将文物的历史价值变为经济价值？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拓展文物利用的多个途径？保护优先还是利用优先？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在北京商报《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多个途径》一文中，提出了“衍生品开发文物利用新举措”一说。该文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指出这座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藏品180余万件，但迫于展出面积，每年仅有1万多件能与参观者见面，而故宫为此尝试了多种举措——从2014年的朝珠耳机、折扇等衍生品，到2015年的《韩熙载夜宴图》《紫禁城祥瑞》等多款App，再到数字博物馆，故宫充分利用文物本身特性，或是开发利用，或是数字转变，让文物“活”起来，走入百姓间。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也表示，作为一名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观察者，个人认为文物不仅仅只是需要保护。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也需要文物的流通和交易，需要开发利用，需要与旅游、文化传播、展览、收藏、鉴定评估、培训等多个领域进行对接，发挥文物特有的社会功能。
而关于“保护优先还是利用优先”的说法也有代表委员给出了意见，在他们看来，对于部分文物来说，合理地开发利用，本身就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长期从事古建筑和修复保护研究的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也指出，以古建筑保护为例，保护优先的同时也要考虑利用的问题，利用好了就是最好的保护，如果古建筑长时间没人参观保护，生虫、雷电、腐烂等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他建议可以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学生都来看，这样就利用和保护好了，一举两得，又起到了文物真正的作用。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妇联界别的会场，委员樊锦诗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有记者凑近看到，在最近的一页，是她写的密密麻麻的与文物保护有关的内容。文物保护，是樊锦诗的“老本行”，也是她最关注的话题之一。2016年全国两会，樊锦诗思考的是如何加大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力度，这也是她对“保护和利用”之争给出的药方。在她的眼中，“文物保护没有尽头，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则从城市建设角度指出，政府保护文物最重要的是树立文化价值高于商业价值的意识。王东林认为，“商业（价值）说老实话，很多是可以再造的，甚至它的周期是有限的，但是文化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历史由来已久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来说，树立文化价值高于商业价值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而李克强总理对于记者的回应，也正点出了当前中国在发展之中遇到的大问题：经济快速增长下大众文化水平没有跟上，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仅仅指教育，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核。文化的缺失，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的影响深远，而经济的发展也与文化的兴盛相辅相成。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本文开头那位记者提到的两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那次会议上，国家对文物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提出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李克强总理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就需要传承和汲取文化根脉中的道德力量，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维系着我们这个国家，也深刻地蕴涵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文物，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金色名片”，所以一定要护好擦亮。
对此，李克强回应称，我们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在经济领域有不少大家诟病的问题，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这些也可以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发展文化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我们推动现代化，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通过文化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结束之后，“两会热议文物保护持续受关注”“文物保护成两会热议点”等话题一时登上了热门文化网站的页面。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由于人为破坏和损毁，二十几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曾登记过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年均消失约2000处。长期以来，对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破坏，被认为是经济和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文博界相关人士表示，首先必须对这种观点加以纠正。
然而，对古文物来讲，保护与利用是难以权衡的两个对立板块。在多数人眼中，文物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但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价值却微乎其微。如何将文物的历史价值变为经济价值？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拓展文物利用的多个途径？保护优先还是利用优先？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在北京商报《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多个途径》一文中，提出了“衍生品开发文物利用新举措”一说。该文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指出这座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藏品180余万件，但迫于展出面积，每年仅有1万多件能与参观者见面，而故宫为此尝试了多种举措——从2014年的朝珠耳机、折扇等衍生品，到2015年的《韩熙载夜宴图》《紫禁城祥瑞》等多款App，再到数字博物馆，故宫充分利用文物本身特性，或是开发利用，或是数字转变，让文物“活”起来，走入百姓间。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也表示，作为一名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观察者，个人认为文物不仅仅只是需要保护。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也需要文物的流通和交易，需要开发利用，需要与旅游、文化传播、展览、收藏、鉴定评估、培训等多个领域进行对接，发挥文物特有的社会功能。
而关于“保护优先还是利用优先”的说法也有代表委员给出了意见，在他们看来，对于部分文物来说，合理地开发利用，本身就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长期从事古建筑和修复保护研究的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也指出，以古建筑保护为例，保护优先的同时也要考虑利用的问题，利用好了就是最好的保护，如果古建筑长时间没人参观保护，生虫、雷电、腐烂等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他建议可以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学生都来看，这样就利用和保护好了，一举两得，又起到了文物真正的作用。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妇联界别的会场，委员樊锦诗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有记者凑近看到，在最近的一页，是她写的密密麻麻的与文物保护有关的内容。文物保护，是樊锦诗的“老本行”，也是她最关注的话题之一。2016年全国两会，樊锦诗思考的是如何加大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力度，这也是她对“保护和利用”之争给出的药方。在她的眼中，“文物保护没有尽头，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则从城市建设角度指出，政府保护文物最重要的是树立文化价值高于商业价值的意识。王东林认为，“商业（价值）说老实话，很多是可以再造的，甚至它的周期是有限的，但是文化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历史由来已久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来说，树立文化价值高于商业价值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而李克强总理对于记者的回应，也正点出了当前中国在发展之中遇到的大问题：经济快速增长下大众文化水平没有跟上，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仅仅指教育，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核。文化的缺失，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的影响深远，而经济的发展也与文化的兴盛相辅相成。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本文开头那位记者提到的两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那次会议上，国家对文物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提出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李克强总理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就需要传承和汲取文化根脉中的道德力量，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维系着我们这个国家，也深刻地蕴涵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文物，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金色名片”，所以一定要护好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