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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社会秩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由此获得一种安全感，但如果社会稳定以牺牲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社会管理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创新”，也首次以重要篇幅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2011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5月23日，长期研究公民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教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针对近日社会上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颇有感慨，“市场经济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异端邪说。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究竟是互补合作的良性关系，还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国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所知，关于社会管理，目前社会上有几派观点？
何增科：目前关于社會管理有两派，一是民生派，一是秩序派。前者侧重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者强调通过维护社会秩序，给人们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感，更加强调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理解社会管理。但是我认为，社会秩序是一个基础，只是一种底线要求，绝不是最高要求。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社会管理更高的要求是什么？
何增科：社会稳定有两种方式，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静态稳定是指单纯地以僵硬的方式压制矛盾，而动态的稳定，则是指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我们认为，动态稳定才是常态，因为对一个开放复杂的社会进行管理，更多应该采用疏导的方式，包括对网络等公共空间舆论的引导，让各种言论交锋，使极端的观点得到稀释中和，而不是简单封杀。
中国新闻周刊：在将来的社会管理中，中央更可能采取的是哪一种思路？
何增科：中央层面还没有明晰思路，但是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一种架构，即由政法委书记兼任社会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把社会管理导入了维稳的思路。当然各个地方做法不一，比如北京专门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但这种做法也有困境，本来是要超越职权，但它还是要争具体的职权，比如把民政部门的职权抢过去了。所以我们学者很为难，担心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怕变成一个超级部门。中国最不缺的是职能部门。另外，中央层面也有人提议超越部门，设置一个领导小组之类的机构，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公民社会的争议，你怎么看？
何增科：市场经济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异端邪说。到底认为公民社会是人为“陷阱”，还是一个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
我认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互补合作的良性关系，还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国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一味地控制限制压制，必然会产生一个反抗的对手，造成一个对抗性的公民社会。但是如果国家对公民社会采取包容的态度，允许自治自律，同时对公民参与提供一种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在社会管理中允许公民社会发挥合作伙伴的作用，那么换回来的是一个强大、活跃、合作型的公民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何增科：西方国家的确经历了从最低限度的政府，即“守夜人”国家变成福利国家的阶段，这个阶段中确实存在政府规模扩大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西方社会自治的空间，也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过程。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在政府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培育一个强大的社会。
我们希望的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双强，注意这是强，而不是大的概念，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大而没有能力，大而很弱，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政府的成长以挤压社会的成长空间为代价，则社会的反抗会使政府大而不强，形成一种脆弱的和易于裂解的政府。反之，如果政府在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为社会的成长提供空间、资源和权利保障，社会也会更多地支持政府并与政府互相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和公正，这是否也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
何增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对于人来说，就像空气一样。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使全体公民生活得更加自由、幸福和有尊严。社会稳定、社会秩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由此获得一种安全感，但如果社会稳定以牺牲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以此为目的，社会管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何增科：社会管理有其边界，就是不能侵犯挤压个人的自由私密空间，社会管理要划清“群己权界”（严复用这一词语翻译密尔的《论自由》），公权不能随便进入私权的空间。
如果政府对社会管理一味追求网络化、全覆盖、无缝隙，政府将重回全能国家的老路，政府对社会自治自律能力的不信任，必将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强控制的反感和不信任，改革开放后涌现的社会自治自律能力和创造活力都将会得而复失。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人把创新社会管理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你的看法呢？
何增科：不管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创新社会管理，都要遵循善治的基本原则，一些精神价值是相同的，比如参与的原则，法治的原则，透明的原则。社会管理改革如果改得好，的确是会增加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和政治改革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社会管理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创新”，也首次以重要篇幅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2011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5月23日，长期研究公民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教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针对近日社会上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颇有感慨，“市场经济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异端邪说。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究竟是互补合作的良性关系，还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国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所知，关于社会管理，目前社会上有几派观点？
何增科：目前关于社會管理有两派，一是民生派，一是秩序派。前者侧重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者强调通过维护社会秩序，给人们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感，更加强调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理解社会管理。但是我认为，社会秩序是一个基础，只是一种底线要求，绝不是最高要求。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社会管理更高的要求是什么？
何增科：社会稳定有两种方式，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静态稳定是指单纯地以僵硬的方式压制矛盾，而动态的稳定，则是指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我们认为，动态稳定才是常态，因为对一个开放复杂的社会进行管理，更多应该采用疏导的方式，包括对网络等公共空间舆论的引导，让各种言论交锋，使极端的观点得到稀释中和，而不是简单封杀。
中国新闻周刊：在将来的社会管理中，中央更可能采取的是哪一种思路？
何增科：中央层面还没有明晰思路，但是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一种架构，即由政法委书记兼任社会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把社会管理导入了维稳的思路。当然各个地方做法不一，比如北京专门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但这种做法也有困境，本来是要超越职权，但它还是要争具体的职权，比如把民政部门的职权抢过去了。所以我们学者很为难，担心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怕变成一个超级部门。中国最不缺的是职能部门。另外，中央层面也有人提议超越部门，设置一个领导小组之类的机构，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公民社会的争议，你怎么看？
何增科：市场经济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异端邪说。到底认为公民社会是人为“陷阱”，还是一个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
我认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互补合作的良性关系，还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国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一味地控制限制压制，必然会产生一个反抗的对手，造成一个对抗性的公民社会。但是如果国家对公民社会采取包容的态度，允许自治自律，同时对公民参与提供一种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在社会管理中允许公民社会发挥合作伙伴的作用，那么换回来的是一个强大、活跃、合作型的公民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何增科：西方国家的确经历了从最低限度的政府，即“守夜人”国家变成福利国家的阶段，这个阶段中确实存在政府规模扩大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西方社会自治的空间，也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过程。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在政府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培育一个强大的社会。
我们希望的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双强，注意这是强，而不是大的概念，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大而没有能力，大而很弱，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政府的成长以挤压社会的成长空间为代价，则社会的反抗会使政府大而不强，形成一种脆弱的和易于裂解的政府。反之，如果政府在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为社会的成长提供空间、资源和权利保障，社会也会更多地支持政府并与政府互相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和公正，这是否也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
何增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对于人来说，就像空气一样。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使全体公民生活得更加自由、幸福和有尊严。社会稳定、社会秩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由此获得一种安全感，但如果社会稳定以牺牲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以此为目的，社会管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何增科：社会管理有其边界，就是不能侵犯挤压个人的自由私密空间，社会管理要划清“群己权界”（严复用这一词语翻译密尔的《论自由》），公权不能随便进入私权的空间。
如果政府对社会管理一味追求网络化、全覆盖、无缝隙，政府将重回全能国家的老路，政府对社会自治自律能力的不信任，必将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强控制的反感和不信任，改革开放后涌现的社会自治自律能力和创造活力都将会得而复失。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人把创新社会管理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你的看法呢？
何增科：不管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创新社会管理，都要遵循善治的基本原则，一些精神价值是相同的，比如参与的原则，法治的原则，透明的原则。社会管理改革如果改得好，的确是会增加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和政治改革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