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冷战年代的美国，驯兽师和动物行为学家曾训练乌鸦、猫乃至昆虫从事情报活动。由于彼时科技尚不发达，这些“动物特工”一度成为军方和中情局的秘密武器。
东欧某国首都，一只乌鸦落在公寓楼的窗台上，油黑的羽毛发出沙沙声。屋子里的人专注地翻阅着简报，啜饮冷冻伏特加酒，对此浑然不觉。乌鸦离开后，窗台上留下了几块青灰色的“碎石”，看起来就像从屋顶掉下的杂物。然而，真相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碎石”并非建筑材料，而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实验室，其中心的空洞镶嵌着用于窃听的精密电子设备。将其运到窗台的乌鸦同样不是寻常之辈，而是经过训练的“动物特工”。
20世纪60年代，在远离冷战前沿的北美，“动物代替人类工作”更像是儿童节目中的情节乃至马戏团里的噱头。生活在阿肯色州温泉城的人，都有着陪孩子一起去市郊的一家动物园游览的经历，但没有谁知道，这里同样是“动物特工”们受训的地点。
用动物搜集军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其效率和准确度被提升到全新水平，则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让乌鸦放置和回收情报装置、用鸽子为可能的伏击预警，训练猫偷听会谈内容……在一幕幕匪夷所思的场面背后，众多顶尖的驯兽师和动物行为学家与政府签订了协议，参与到将动物投入国防和情报活动的庞大规划中去。
应激反应是一切的基础
“我们从未发现不能训练的动物。”“动物特工”计划的亲历者之一鲍勃·贝利声称。他曾教海豚探测潜艇，还发明过一款名为“鸟脑”的游戏，目标是“让小鸡和人类坐在一起玩井字游戏”。几年前，贝利给几名驯兽师讲授“刺激控制法”时，举了一个自己遇到过的例子——有一天，他在浴室里看见一只蜘蛛，于是找来一根激光笔，在用它照射蜘蛛的同时轻轻吹气。“蜘蛛不喜欢风，担心网被弄破，于是缩成一团并躲了起来。”
打开激光笔，吹气；打开激光笔，吹气。贝利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多次。“到最后，只要我一开灯，即便不吹气，蜘蛛也会忙不迭地做出防御动作。”在教室里，他告诉驯兽师们，随着时间推移，蜘蛛将光照和吹气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光靠前者便足以触发条件反射。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斯金纳就发现，动物普遍懂得把特定行为模式与外界刺激联系在一起。二战期间，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美国国防部曾与斯金纳接洽，要他开发一种基于鸽子的导弹制导装置。尽管从未投入部署，该项目激发了他的学生凯勒·布雷兰与凯勒之妻玛丽安的创造力。1947年，两人双双前往明尼苏达州的动物行为公司（ABE）就职，主要客户包括动物园和主题公园，还为电视广告培训了大量“动物演员”。
此后数年，这对夫妻在温泉城如愿开办起自己的动物园，在招徕游客的同时继续进行有关条件反射机制的试验。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和海洋世界倾听他们的建议，军方也邀请他们前往位于加州中国湖的海军航空兵武器基地，就海洋哺乳动物的训练发表看法。
中情局愿尝试任何设想
鲍勃·贝利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参与到“动物特工”项目中去的。20世纪50年代毕业后，他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聘用，负责捕捉、拍摄野生动物。在莫哈维沙漠，他注意到“你只要碰上兔子，随后就能看到土狼”。年轻的贝利灵光一闪，想试试能否操控土狼的行为，于是把死兔子扔在土狼出没的路边。坚持了几个月，他发现，在85%的场合，土狼都会选择他指的路。接着，他把白布条绑在兔子附近，不久，白布条就足以让土狼改变路线。
某日，贝利看到一则广告，说海军为新上马的海豚项目招聘管理员，训练这些哺乳动物回收靶标和寻找潜艇。他申请了这份工作，由此结识了当时已是全美最杰出的动物行为学家的布雷兰夫妇。了解训练计划后，贝利意识到，军方更重视对动物进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
1965年，贝利进入布雷兰夫妇的“动物行为公司”。“我设计布景，制造道具，还要学习编写演出剧本。”他回忆道。彼时，动物行为公司有50余名雇员，对训练动物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方法。“文件柜里塞满了训练方案。”贝利说。“你想要鹦鹉骑车吗？”训练师会向秘书索要训练方案。“他们还会补充提问：凤头鹦鹉还是金刚鹦鹉？二者大相径庭。”
贝利回忆说，自己加盟不久，这家企业便开始收到来自中情局和美国陆军的信函。“他们急着找我们解决问题，当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期，什么法子都值得试试。”
“间谍乌鸦”披挂上阵
在间谍术语中，“乌鸦”通常指代专门引诱目标的男性特工。不过，真乌鸦同样能当间谍。“它单独行动，而且干得非常漂亮。”贝利解释道，乌鸦擅长模式识别，“假如有一张大桌和一张小桌，你可以教会它总去小桌子上降落。”它们还能携带很重的东西，“包括偷走文件夹，看乌鸦叼起重物，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受过训练的鸟儿甚至能开启抽屉。
20世纪90年代曾任中情局技术服务署负责人的罗伯特·华莱士透露，用动物收集情报实在不足为奇。“动物能前往人类无法涉足的地方，不易引起对手注意。另一方面，动物尽管可以训练，但必须持之以恒。”相关解密文件披露，“苏联人也在评估和复制美国的相关机制，同时可能针对美国的‘动物特工’开发对策”。
美国陆军还曾考虑把臭虫“纳编”。1972年，陆军的“有限战争实验室”发布了题为“将节肢动物作为人力探测器使用”的报告，对利用臭虫、蚊子和虱子等昆虫敏锐的感知能力寻找敌人的可行性进行了总结。科学家们“排除了虱子”，但发现“用蚊子还是可行的”，因为蚊子通常静止不动，只有当附近有人时才会起飞，因此可用于“在暗处发现目标接近”。
在普通人看来，贝利负责训练的另一种动物——猫——似乎是根本无法训练的。虽然猫的驯化史比狗短，贝利坚称，猫无法训练的说法“绝对不正确”。在“听声小猫”项目中，中情局建议用猫作监听装置。正如罗伯特·华莱士在《间谍秘笈》一书中所述：中情局监视某个亚洲国家的首脑，“在目标与助手举行战略级会议期间，小猫在会议区进进出出。”
“我们发现可以让猫听声，”贝利说。“至于如何做到这点，我无可奉告。”不过，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资料表明，人工耳蜗技术的发明者、耳鼻喉科专家罗宾·迈克尔逊，曾尝试在猫的内耳和胸腔中植入超细电缆和无线电发射装置，从而把这种动物改造成活的窃听器。
随着科技进步逐渐隐退
到20世纪70年代，阿肯色州温泉城的那家动物园依然顾客盈门。贝利和同事则在附近进行情报预案演练。“我们在一个占地270英亩的农场建设了假的城镇，跟电影布景一样，建筑物只有门脸。”贝利带领团队，根据实拍照片调整“镇上”的布景，设立了现场训练区。
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鸽子身上。经过训练的鸽子飞在部队前方，一旦发现敌军就会发回信号。在测试中，鸽子挫败“敌人”实施伏击的企图超过45次。当被问及“动物特工”是否投入过实战时，贝利说，“乌鸦和猫都去过该去的地方——通常使用外交邮袋。”
1975年，美国参议院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中情局等多家情报部门滥用职权的问题。鉴于政治气候变化，动物行为公司决定中止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即便没有这样的变故，贝利承认，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动物特工”也会变得不合时宜。“如今，只需要一部装满电子仪器的汽车，你就可以在数英里外毫无困难地窃听目标的谈话，用不着小猫上阵了。”
1989年，一场火灾将动物行为公司的资料库焚毁。此后，一些记者请求到中情局查阅有关动物从事情报活动的档案，后者当即回绝，称“无论存在与否，档案都是保密的”。
“动物特工”走进历史，并不意味着鲍勃·贝利这样的专家无事可干。近些年，他一直与多个欧洲国家的安全机构保持着合作，从事的工作之一包括用声音信号指挥狗执行安保任务。“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狗那么敏捷地跑上楼梯，它们进化了1亿年才做到这点。”他说。
（摘自《青年参考》）
东欧某国首都，一只乌鸦落在公寓楼的窗台上，油黑的羽毛发出沙沙声。屋子里的人专注地翻阅着简报，啜饮冷冻伏特加酒，对此浑然不觉。乌鸦离开后，窗台上留下了几块青灰色的“碎石”，看起来就像从屋顶掉下的杂物。然而，真相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碎石”并非建筑材料，而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实验室，其中心的空洞镶嵌着用于窃听的精密电子设备。将其运到窗台的乌鸦同样不是寻常之辈，而是经过训练的“动物特工”。
20世纪60年代，在远离冷战前沿的北美，“动物代替人类工作”更像是儿童节目中的情节乃至马戏团里的噱头。生活在阿肯色州温泉城的人，都有着陪孩子一起去市郊的一家动物园游览的经历，但没有谁知道，这里同样是“动物特工”们受训的地点。
用动物搜集军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其效率和准确度被提升到全新水平，则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让乌鸦放置和回收情报装置、用鸽子为可能的伏击预警，训练猫偷听会谈内容……在一幕幕匪夷所思的场面背后，众多顶尖的驯兽师和动物行为学家与政府签订了协议，参与到将动物投入国防和情报活动的庞大规划中去。
应激反应是一切的基础
“我们从未发现不能训练的动物。”“动物特工”计划的亲历者之一鲍勃·贝利声称。他曾教海豚探测潜艇，还发明过一款名为“鸟脑”的游戏，目标是“让小鸡和人类坐在一起玩井字游戏”。几年前，贝利给几名驯兽师讲授“刺激控制法”时，举了一个自己遇到过的例子——有一天，他在浴室里看见一只蜘蛛，于是找来一根激光笔，在用它照射蜘蛛的同时轻轻吹气。“蜘蛛不喜欢风，担心网被弄破，于是缩成一团并躲了起来。”
打开激光笔，吹气；打开激光笔，吹气。贝利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多次。“到最后，只要我一开灯，即便不吹气，蜘蛛也会忙不迭地做出防御动作。”在教室里，他告诉驯兽师们，随着时间推移，蜘蛛将光照和吹气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光靠前者便足以触发条件反射。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斯金纳就发现，动物普遍懂得把特定行为模式与外界刺激联系在一起。二战期间，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美国国防部曾与斯金纳接洽，要他开发一种基于鸽子的导弹制导装置。尽管从未投入部署，该项目激发了他的学生凯勒·布雷兰与凯勒之妻玛丽安的创造力。1947年，两人双双前往明尼苏达州的动物行为公司（ABE）就职，主要客户包括动物园和主题公园，还为电视广告培训了大量“动物演员”。
此后数年，这对夫妻在温泉城如愿开办起自己的动物园，在招徕游客的同时继续进行有关条件反射机制的试验。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和海洋世界倾听他们的建议，军方也邀请他们前往位于加州中国湖的海军航空兵武器基地，就海洋哺乳动物的训练发表看法。
中情局愿尝试任何设想
鲍勃·贝利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参与到“动物特工”项目中去的。20世纪50年代毕业后，他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聘用，负责捕捉、拍摄野生动物。在莫哈维沙漠，他注意到“你只要碰上兔子，随后就能看到土狼”。年轻的贝利灵光一闪，想试试能否操控土狼的行为，于是把死兔子扔在土狼出没的路边。坚持了几个月，他发现，在85%的场合，土狼都会选择他指的路。接着，他把白布条绑在兔子附近，不久，白布条就足以让土狼改变路线。
某日，贝利看到一则广告，说海军为新上马的海豚项目招聘管理员，训练这些哺乳动物回收靶标和寻找潜艇。他申请了这份工作，由此结识了当时已是全美最杰出的动物行为学家的布雷兰夫妇。了解训练计划后，贝利意识到，军方更重视对动物进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
1965年，贝利进入布雷兰夫妇的“动物行为公司”。“我设计布景，制造道具，还要学习编写演出剧本。”他回忆道。彼时，动物行为公司有50余名雇员，对训练动物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方法。“文件柜里塞满了训练方案。”贝利说。“你想要鹦鹉骑车吗？”训练师会向秘书索要训练方案。“他们还会补充提问：凤头鹦鹉还是金刚鹦鹉？二者大相径庭。”
贝利回忆说，自己加盟不久，这家企业便开始收到来自中情局和美国陆军的信函。“他们急着找我们解决问题，当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期，什么法子都值得试试。”
“间谍乌鸦”披挂上阵
在间谍术语中，“乌鸦”通常指代专门引诱目标的男性特工。不过，真乌鸦同样能当间谍。“它单独行动，而且干得非常漂亮。”贝利解释道，乌鸦擅长模式识别，“假如有一张大桌和一张小桌，你可以教会它总去小桌子上降落。”它们还能携带很重的东西，“包括偷走文件夹，看乌鸦叼起重物，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受过训练的鸟儿甚至能开启抽屉。
20世纪90年代曾任中情局技术服务署负责人的罗伯特·华莱士透露，用动物收集情报实在不足为奇。“动物能前往人类无法涉足的地方，不易引起对手注意。另一方面，动物尽管可以训练，但必须持之以恒。”相关解密文件披露，“苏联人也在评估和复制美国的相关机制，同时可能针对美国的‘动物特工’开发对策”。
美国陆军还曾考虑把臭虫“纳编”。1972年，陆军的“有限战争实验室”发布了题为“将节肢动物作为人力探测器使用”的报告，对利用臭虫、蚊子和虱子等昆虫敏锐的感知能力寻找敌人的可行性进行了总结。科学家们“排除了虱子”，但发现“用蚊子还是可行的”，因为蚊子通常静止不动，只有当附近有人时才会起飞，因此可用于“在暗处发现目标接近”。
在普通人看来，贝利负责训练的另一种动物——猫——似乎是根本无法训练的。虽然猫的驯化史比狗短，贝利坚称，猫无法训练的说法“绝对不正确”。在“听声小猫”项目中，中情局建议用猫作监听装置。正如罗伯特·华莱士在《间谍秘笈》一书中所述：中情局监视某个亚洲国家的首脑，“在目标与助手举行战略级会议期间，小猫在会议区进进出出。”
“我们发现可以让猫听声，”贝利说。“至于如何做到这点，我无可奉告。”不过，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资料表明，人工耳蜗技术的发明者、耳鼻喉科专家罗宾·迈克尔逊，曾尝试在猫的内耳和胸腔中植入超细电缆和无线电发射装置，从而把这种动物改造成活的窃听器。
随着科技进步逐渐隐退
到20世纪70年代，阿肯色州温泉城的那家动物园依然顾客盈门。贝利和同事则在附近进行情报预案演练。“我们在一个占地270英亩的农场建设了假的城镇，跟电影布景一样，建筑物只有门脸。”贝利带领团队，根据实拍照片调整“镇上”的布景，设立了现场训练区。
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鸽子身上。经过训练的鸽子飞在部队前方，一旦发现敌军就会发回信号。在测试中，鸽子挫败“敌人”实施伏击的企图超过45次。当被问及“动物特工”是否投入过实战时，贝利说，“乌鸦和猫都去过该去的地方——通常使用外交邮袋。”
1975年，美国参议院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中情局等多家情报部门滥用职权的问题。鉴于政治气候变化，动物行为公司决定中止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即便没有这样的变故，贝利承认，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动物特工”也会变得不合时宜。“如今，只需要一部装满电子仪器的汽车，你就可以在数英里外毫无困难地窃听目标的谈话，用不着小猫上阵了。”
1989年，一场火灾将动物行为公司的资料库焚毁。此后，一些记者请求到中情局查阅有关动物从事情报活动的档案，后者当即回绝，称“无论存在与否，档案都是保密的”。
“动物特工”走进历史，并不意味着鲍勃·贝利这样的专家无事可干。近些年，他一直与多个欧洲国家的安全机构保持着合作，从事的工作之一包括用声音信号指挥狗执行安保任务。“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狗那么敏捷地跑上楼梯，它们进化了1亿年才做到这点。”他说。
（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