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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没有。高速公路？現在还没有。要资源，没什么资源。”
“所以对我们武平人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考出去，离开这个地方。”王锦春这样教导他的高三毕业班上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七十多名学生埋头苦读一年，多数人如愿以偿地过了那座独木桥；剩下的少数，再复读一年，也会接着离开这个地方。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
纪录片《高三》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从2004年7月到2005年7月的一年间，我的朋友周浩长期呆在福建西南山区的一所中学里，用DV拍下了一个高三毕业班一年的生活。
之所以轮到我来说这个事，是因为十多年前，我就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而《高三》里那个主角，班主任王锦春老师，就是我当年的老师。王老师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出来就当我的班主任，除了略微鼓起的肚腩之外，片中的王老师还是那个王老师，十多年前就如昨日。
这个大家争相离开的地方，有多可怕？从镜头里看去，小县城相当繁华，校舍也很现代化，看不出是一座山区小县里的中学。孩子们的衣着，和大城市里的学生相比，已经看不出有太大的区别。这比十多年前，我还是王锦春老师班里的一名学生时，已经好多了。
同样发展的是这些孩子们离开这个地方的决心和意志。作为这种意志的表现之一，这所地处偏远的学校，连续三年考上大学的人数居全省之冠。这有点儿难以想象，因为这个县的人口和考生人数，在全省是排在后面的。
作为对这种成绩自豪的一种表现，县里一名领导曾经说：我们每年给外面输送一火车的人才，只拉回来一汽车。听起来他很为县里没有人才而遗憾。
是的，当初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县城工作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他们更中意的是福州、厦门、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大中城市。
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见到为数不多的回到县里工作的同学，从他们的境况，看不出县里急需他们的任何迹象。所以，接下来大多数人的选择，也只会是离开。
考上大学，其实只是离开那个地方的比较体面的一种办法。更多数的人，是小学、初中毕业以后，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厦门、深圳、东莞的工厂里打工。那些工作，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人才，薪金也很微薄。可是，我所知道的是，这些年，小县城里的繁华，乡村面貌的改善，主要还就是靠他们打工寄回来的一点薪金。《高三》里好多学生的家长，就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孩子身上体面一点的衣服和手表，就是这样挣来的。
我们那个小县能给“人才”提供的资源相当有限：仅仅够勉强养活耕种它的农民的水田，山上的一点树木，可供建小水电的几条河流，政府机关里面屈指可数的几个体面职位。“人才”在这里绝对不是稀缺而是过剩资源，如果太多的人才挤在那里，只会爆发对本已紧张的稀缺资源的争夺战。据我观察的结果，现在农村里生态环境好多了，邻里纠纷也少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对资源需求最旺盛的青壮年都到城里去了，退出了资源的争夺。
应该说，这个县里面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国宏大的城乡变迁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的孩子，在他们的高三阶段苦读，主要的目的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那个地方，退出那个地方的资源竞争，可能才是最多的人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的最大的贡献。
很多人回忆小城生活的韵味，很多人幻想乡间生活的美好，也有很多人怀恋自己高三的峥嵘岁月。可是，他们看不到落后地区的人离开家乡的愿望是多么迫切。只有你离开了，你才有资格伪善地说：那段日子是多么美好。（作者为原《南方周末》记者，现任网易副主编）
摘自《高三——我们这一代的叛逆与顺从》南方日报出版社
“所以对我们武平人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考出去，离开这个地方。”王锦春这样教导他的高三毕业班上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七十多名学生埋头苦读一年，多数人如愿以偿地过了那座独木桥；剩下的少数，再复读一年，也会接着离开这个地方。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
纪录片《高三》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从2004年7月到2005年7月的一年间，我的朋友周浩长期呆在福建西南山区的一所中学里，用DV拍下了一个高三毕业班一年的生活。
之所以轮到我来说这个事，是因为十多年前，我就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而《高三》里那个主角，班主任王锦春老师，就是我当年的老师。王老师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出来就当我的班主任，除了略微鼓起的肚腩之外，片中的王老师还是那个王老师，十多年前就如昨日。
这个大家争相离开的地方，有多可怕？从镜头里看去，小县城相当繁华，校舍也很现代化，看不出是一座山区小县里的中学。孩子们的衣着，和大城市里的学生相比，已经看不出有太大的区别。这比十多年前，我还是王锦春老师班里的一名学生时，已经好多了。
同样发展的是这些孩子们离开这个地方的决心和意志。作为这种意志的表现之一，这所地处偏远的学校，连续三年考上大学的人数居全省之冠。这有点儿难以想象，因为这个县的人口和考生人数，在全省是排在后面的。
作为对这种成绩自豪的一种表现，县里一名领导曾经说：我们每年给外面输送一火车的人才，只拉回来一汽车。听起来他很为县里没有人才而遗憾。
是的，当初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县城工作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他们更中意的是福州、厦门、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大中城市。
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见到为数不多的回到县里工作的同学，从他们的境况，看不出县里急需他们的任何迹象。所以，接下来大多数人的选择，也只会是离开。
考上大学，其实只是离开那个地方的比较体面的一种办法。更多数的人，是小学、初中毕业以后，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厦门、深圳、东莞的工厂里打工。那些工作，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人才，薪金也很微薄。可是，我所知道的是，这些年，小县城里的繁华，乡村面貌的改善，主要还就是靠他们打工寄回来的一点薪金。《高三》里好多学生的家长，就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孩子身上体面一点的衣服和手表，就是这样挣来的。
我们那个小县能给“人才”提供的资源相当有限：仅仅够勉强养活耕种它的农民的水田，山上的一点树木，可供建小水电的几条河流，政府机关里面屈指可数的几个体面职位。“人才”在这里绝对不是稀缺而是过剩资源，如果太多的人才挤在那里，只会爆发对本已紧张的稀缺资源的争夺战。据我观察的结果，现在农村里生态环境好多了，邻里纠纷也少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对资源需求最旺盛的青壮年都到城里去了，退出了资源的争夺。
应该说，这个县里面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国宏大的城乡变迁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的孩子，在他们的高三阶段苦读，主要的目的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那个地方，退出那个地方的资源竞争，可能才是最多的人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的最大的贡献。
很多人回忆小城生活的韵味，很多人幻想乡间生活的美好，也有很多人怀恋自己高三的峥嵘岁月。可是，他们看不到落后地区的人离开家乡的愿望是多么迫切。只有你离开了，你才有资格伪善地说：那段日子是多么美好。（作者为原《南方周末》记者，现任网易副主编）
摘自《高三——我们这一代的叛逆与顺从》南方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