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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族企业的成长必然要融合各种社会资本，而文化资本是决定家族企业长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本文从高层文化资本量和文化多样性两方面探讨我国家族企业如何获得成长。
关键词：高层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的成长主要是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这种融合的过程、方式和效率与特定民族的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本密不可分。由于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传递有极大的“隐蔽性”，研究者们更习惯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及制度资本的角度解释家族企业成长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文化资本才是决定家族企业长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一个社会特定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获取能力或获取通道；决定着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过程与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资源的特征、嵌入量及其流量、流向（储小平）。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华人社会交往规则，特别是我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家族企业
关于文化资本的定义很多，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后经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1989）中首次提出完整的文化资本理论，后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他不仅描述文化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还表示文化本身即作为资本形式存在，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源，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及生活方式等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是人类劳动成果的积累。但这种观点侧重于社会上层文化资本，强调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因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准则是由社会上层制定的，好的机会和资源也总是掌握在社会上层手中，较高文化资本拥有者会有更多机会结交和进入上层，从而增加更多的社会资源。
而北美学者埃里克森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效用。她认为，文化是由多领域构成的，有些存在阶层分化，而有些则可能是性别、年龄等之间的差别。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不是表现为高低层次分明的品位差异，而是一种知识多少的差异，即文化资本的有效性在于文化资本的多元化程度，即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高的人，见多识广，涉及领域广泛，但他的文化资本不一定高，一个文化多样性低的人，他的文化资本并不见得也低。本文同意文化资本并不仅仅是对社会上层文化运用自如，还包括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
文化资本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主和员工心理、行为有重大的型塑作用，特别体现在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领导行为、员工与企业及企业主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契合度和互动关系类型等方面。不仅如此，文化资本对企业间的网络建构和联结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文化资本是通过对交往交易中的共识规则的达成和互动行为的预期来影响企业成长效率的。图1是从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家族企业成长的。企业家是文化资本的所有者，特定文化资本投入是建立企业的前提，随后才会吸引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一个企业的成立往往是由那些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人组成，家庭（族）企业由于血缘关系和文化价值取向相近更容易成功，成员间的合作靠先验性的、血缘性的隐形合约连接，几乎可以不计成本，所以在Ⅰ-Ⅱ阶段，家庭（族）企业成长较快；在泛家族企业关系扩展过程中，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也不断地增加和积累，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事缘关系，根据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成员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人力资本之间的合作成本提高，所以企业的成长减缓，如Ⅱ-Ⅲ阶段；在Ⅲ-Ⅳ阶段，由于泛家族关系内含的人情至上关系管理与制度规范管理之间存在矛盾，“内外有别”的信任方式都会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有的家族企业存在成长的资源需求，但又不能或难以突破“家文化”影响下的人格化交易关系的局限性，企业就会运作效率低下，甚至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如果企业能突破这种约束，无论是成为家族临界控股公司，还是形成企业网络联盟，都会获得比较快的成长。但需注意的是，当家族企业进一步向公众上市公司发展，需要统筹兼顾各相关者的利益，又会受到家族企业社会网络的负面影响，单凭家族企业自身创新、积累文化资本是难以解决这个难题的，需要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提高，需要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
图1 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家族企业成长间的关系
二、文化资本影响家族企业成长的机制分析
文化资本影响家族企业的成长主要是从两方面表现的，它们分别强调了文化资本的两个不同侧面：即前文分析的作为阶层文化的文化资本（高层文化资本）和表现为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前者以布迪厄、迪麦哲为代表，认为通过对社会上层文化的认知和实践，使得较高文化资本拥有者可以有更多机会结交和进入上层，提高其社会网的网顶，帮助其积聚社会网络资本，即企业家可以通过扩充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积累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北美学者埃里克森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文化资本的多元化程度（文化多样性）来说明文化资本的效用。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使用能够通过增加网络位差和网络规模增强社会网络资本，即企业家可以通过掌握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的社会资源，积累社会网络资本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
（一）高层文化资本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私营家族企业在夹缝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由于家族企业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处于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之下，因此通过创业者已有和后续不断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是家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家族企业所具有的社会网络资本，包括家族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地方政府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纵向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横向关系网络和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等。在这些网络资本中，尤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最为核心。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林南）。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决定着私营企业主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戴建中）。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家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网络结点。无论是对实物资源的竞争，还是对经营许可权的竞争无不如此。对于这一点，早期像李路路（1995）、戴建中（2001）均已通过大量调研资料证实，与私营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最大群体是干部，企业主的关系网中职业地位越高（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其获得的贷款越多；那些与资源拥有者或控制者具有更亲密私人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有企业家。近年来我国呈现出企业家越来越多参与政治活动的趋势，这些也间接地证明了中国特有的高层文化资本对于家族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是何等重要。
（二）文化多样性
李煜（2001）通过实证研究检测到：在我国，文化资本多样性对网络资本的贡献十分小；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提高网顶进行的，拥有较多的高层文化资本量，其交往能达到的关系网层次也就越高，规模越大，成员间异质性也越大，进而使得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增加。笔者认为，李煜的研究其实将文化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缩小了，仅仅将其限制在文学、闲暇行为方式、音乐、电视节目偏好等35种文化类型和文化行为上，特别是私营业主仅仅是调研对象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因子与企业家社会网络资本联系并不是很相关，才会得出文化资本多样性对网络资本几乎没什么贡献的结论。事实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当社会处于开放态时，就会推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与发展：无论是“西学东渐”之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民族企业家的出现，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兴起；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模式”的成功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开放的环境相结合，通过长期的对外通商活动不断积累文化资本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总是容易出现在文明交汇地区、文化边缘地区这些文化价值观多元存在的区域。
三、结论与启示
在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演变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任何创新和变革都会受到来自家庭（族）的强烈反对，只有那些成功实现了价值观体系扩展的企业才能不断推进这种创新，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投资。它首先由企业家完成，然后再扩展到家族企业网络成员，而且这需要不断地持续进行，是企业家的文化资本投资推动了其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等的高效使用。
首先可以通过提高高层文化资本拥有量来扩展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资本。这就意味着家族企业不可避免的要与政府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企业家要与政府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在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会形成双重路径依赖关系：一种是相互报酬递增，另一种则截然相反，是相互报酬递减。前者强调家族企业与政府关系积极的一面，家族企业越发展，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税收、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增长，政府收益就越多。反过来，政府越肯定家族企业的地位，越多地提供正式制度上的支持，为其发展提供公平的环境，家族企业在投资与经营方面越能更加地规范。这样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递进的关系。相反的路径则是政府官员会根据资源请求者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私下受益多少分配资源，通过家族和泛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寻租”活动，人情加上金钱交易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寻租者获取资源、逃避法律制裁的凭借。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类企业面临的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环境，久而久之，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下降，正式制度约束能力退化，严重的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我们应该看到，家族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双重路径依赖关系是现实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其各自所占比重有差异。这一点上，各地方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引导其朝着相互报酬递增的路径运动。
另一方面，提高文化多样性同样对家族企业聚集社会网络资本有利。这里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指文化行为和文化形式多样性，更主要的是要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能够兼容不同文化为我所用。当一部分企业突破家族企业价值观的束缚，成长为公众性的公司制企业甚至继续扩张成为跨国公司时，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将包容更多国家、种族、社区、顾客、员工、股东群体的价值取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企业家的文化资本保持开放性和不断积累的体现。能否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资本积累，是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重要标志。企业也要容许员工有更广阔的业务方向和行动空间，容许他们发展自己的潜意识以及创新现有的模式、标准和规则，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奖励他们的创新成果。
除此之外，家族企业应该注重企业内部组织文化资本的培育和投资，充分利用内部已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文化资本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高波，2004），当一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拥有相同的文化资本时，群体的规则就更容易遵循。培育组织文化资本可以从四部分着手：企业精神、企业制度、员工行为和文化符号。企业精神是一个企业组织文化资本的核心，在家族企业更主要表现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再现，与企业家的价值观、经营哲学、管理风格密不可分。企业制度是企业精神的具体化，是一整套约束和规范组织内部成员行为的规章制度，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规则。组织成员是组织文化资本具体实施的载体，从精神到制度再到实施从而形成习惯，是组织文化资本的直接表现形式。文化符号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现，从企业标志、企业环境、英雄事迹、广告宣传形式、企业历史沿革等进行传承。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同时文化资本的积累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改变和扩展文化价值观需要很多的勇气和长远的见识。
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与文化资本》，《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2]储小平、李怀祖：《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6期
[3]高波、张志鹏：《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5]周云波、武鹏、高连水：《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其估计方案》，《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8期
关键词：高层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的成长主要是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这种融合的过程、方式和效率与特定民族的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本密不可分。由于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传递有极大的“隐蔽性”，研究者们更习惯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及制度资本的角度解释家族企业成长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文化资本才是决定家族企业长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一个社会特定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获取能力或获取通道；决定着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过程与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资源的特征、嵌入量及其流量、流向（储小平）。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华人社会交往规则，特别是我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家族企业
关于文化资本的定义很多，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后经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1989）中首次提出完整的文化资本理论，后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他不仅描述文化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还表示文化本身即作为资本形式存在，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源，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及生活方式等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是人类劳动成果的积累。但这种观点侧重于社会上层文化资本，强调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因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准则是由社会上层制定的，好的机会和资源也总是掌握在社会上层手中，较高文化资本拥有者会有更多机会结交和进入上层，从而增加更多的社会资源。
而北美学者埃里克森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效用。她认为，文化是由多领域构成的，有些存在阶层分化，而有些则可能是性别、年龄等之间的差别。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不是表现为高低层次分明的品位差异，而是一种知识多少的差异，即文化资本的有效性在于文化资本的多元化程度，即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高的人，见多识广，涉及领域广泛，但他的文化资本不一定高，一个文化多样性低的人，他的文化资本并不见得也低。本文同意文化资本并不仅仅是对社会上层文化运用自如，还包括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
文化资本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主和员工心理、行为有重大的型塑作用，特别体现在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领导行为、员工与企业及企业主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契合度和互动关系类型等方面。不仅如此，文化资本对企业间的网络建构和联结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文化资本是通过对交往交易中的共识规则的达成和互动行为的预期来影响企业成长效率的。图1是从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家族企业成长的。企业家是文化资本的所有者，特定文化资本投入是建立企业的前提，随后才会吸引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一个企业的成立往往是由那些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人组成，家庭（族）企业由于血缘关系和文化价值取向相近更容易成功，成员间的合作靠先验性的、血缘性的隐形合约连接，几乎可以不计成本，所以在Ⅰ-Ⅱ阶段，家庭（族）企业成长较快；在泛家族企业关系扩展过程中，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也不断地增加和积累，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事缘关系，根据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成员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人力资本之间的合作成本提高，所以企业的成长减缓，如Ⅱ-Ⅲ阶段；在Ⅲ-Ⅳ阶段，由于泛家族关系内含的人情至上关系管理与制度规范管理之间存在矛盾，“内外有别”的信任方式都会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有的家族企业存在成长的资源需求，但又不能或难以突破“家文化”影响下的人格化交易关系的局限性，企业就会运作效率低下，甚至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如果企业能突破这种约束，无论是成为家族临界控股公司，还是形成企业网络联盟，都会获得比较快的成长。但需注意的是，当家族企业进一步向公众上市公司发展，需要统筹兼顾各相关者的利益，又会受到家族企业社会网络的负面影响，单凭家族企业自身创新、积累文化资本是难以解决这个难题的，需要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提高，需要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
图1 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家族企业成长间的关系
二、文化资本影响家族企业成长的机制分析
文化资本影响家族企业的成长主要是从两方面表现的，它们分别强调了文化资本的两个不同侧面：即前文分析的作为阶层文化的文化资本（高层文化资本）和表现为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前者以布迪厄、迪麦哲为代表，认为通过对社会上层文化的认知和实践，使得较高文化资本拥有者可以有更多机会结交和进入上层，提高其社会网的网顶，帮助其积聚社会网络资本，即企业家可以通过扩充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积累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北美学者埃里克森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文化资本的多元化程度（文化多样性）来说明文化资本的效用。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使用能够通过增加网络位差和网络规模增强社会网络资本，即企业家可以通过掌握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的社会资源，积累社会网络资本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
（一）高层文化资本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私营家族企业在夹缝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由于家族企业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处于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之下，因此通过创业者已有和后续不断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是家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家族企业所具有的社会网络资本，包括家族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地方政府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纵向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横向关系网络和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等。在这些网络资本中，尤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最为核心。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林南）。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决定着私营企业主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戴建中）。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家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网络结点。无论是对实物资源的竞争，还是对经营许可权的竞争无不如此。对于这一点，早期像李路路（1995）、戴建中（2001）均已通过大量调研资料证实，与私营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最大群体是干部，企业主的关系网中职业地位越高（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其获得的贷款越多；那些与资源拥有者或控制者具有更亲密私人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有企业家。近年来我国呈现出企业家越来越多参与政治活动的趋势，这些也间接地证明了中国特有的高层文化资本对于家族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是何等重要。
（二）文化多样性
李煜（2001）通过实证研究检测到：在我国，文化资本多样性对网络资本的贡献十分小；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提高网顶进行的，拥有较多的高层文化资本量，其交往能达到的关系网层次也就越高，规模越大，成员间异质性也越大，进而使得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增加。笔者认为，李煜的研究其实将文化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缩小了，仅仅将其限制在文学、闲暇行为方式、音乐、电视节目偏好等35种文化类型和文化行为上，特别是私营业主仅仅是调研对象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因子与企业家社会网络资本联系并不是很相关，才会得出文化资本多样性对网络资本几乎没什么贡献的结论。事实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当社会处于开放态时，就会推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与发展：无论是“西学东渐”之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民族企业家的出现，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兴起；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模式”的成功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开放的环境相结合，通过长期的对外通商活动不断积累文化资本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总是容易出现在文明交汇地区、文化边缘地区这些文化价值观多元存在的区域。
三、结论与启示
在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演变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任何创新和变革都会受到来自家庭（族）的强烈反对，只有那些成功实现了价值观体系扩展的企业才能不断推进这种创新，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投资。它首先由企业家完成，然后再扩展到家族企业网络成员，而且这需要不断地持续进行，是企业家的文化资本投资推动了其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等的高效使用。
首先可以通过提高高层文化资本拥有量来扩展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资本。这就意味着家族企业不可避免的要与政府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企业家要与政府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在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会形成双重路径依赖关系：一种是相互报酬递增，另一种则截然相反，是相互报酬递减。前者强调家族企业与政府关系积极的一面，家族企业越发展，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税收、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增长，政府收益就越多。反过来，政府越肯定家族企业的地位，越多地提供正式制度上的支持，为其发展提供公平的环境，家族企业在投资与经营方面越能更加地规范。这样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递进的关系。相反的路径则是政府官员会根据资源请求者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私下受益多少分配资源，通过家族和泛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寻租”活动，人情加上金钱交易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寻租者获取资源、逃避法律制裁的凭借。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类企业面临的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环境，久而久之，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下降，正式制度约束能力退化，严重的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我们应该看到，家族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双重路径依赖关系是现实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其各自所占比重有差异。这一点上，各地方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引导其朝着相互报酬递增的路径运动。
另一方面，提高文化多样性同样对家族企业聚集社会网络资本有利。这里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指文化行为和文化形式多样性，更主要的是要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能够兼容不同文化为我所用。当一部分企业突破家族企业价值观的束缚，成长为公众性的公司制企业甚至继续扩张成为跨国公司时，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将包容更多国家、种族、社区、顾客、员工、股东群体的价值取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企业家的文化资本保持开放性和不断积累的体现。能否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资本积累，是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重要标志。企业也要容许员工有更广阔的业务方向和行动空间，容许他们发展自己的潜意识以及创新现有的模式、标准和规则，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奖励他们的创新成果。
除此之外，家族企业应该注重企业内部组织文化资本的培育和投资，充分利用内部已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文化资本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高波，2004），当一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拥有相同的文化资本时，群体的规则就更容易遵循。培育组织文化资本可以从四部分着手：企业精神、企业制度、员工行为和文化符号。企业精神是一个企业组织文化资本的核心，在家族企业更主要表现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再现，与企业家的价值观、经营哲学、管理风格密不可分。企业制度是企业精神的具体化，是一整套约束和规范组织内部成员行为的规章制度，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规则。组织成员是组织文化资本具体实施的载体，从精神到制度再到实施从而形成习惯，是组织文化资本的直接表现形式。文化符号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现，从企业标志、企业环境、英雄事迹、广告宣传形式、企业历史沿革等进行传承。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同时文化资本的积累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改变和扩展文化价值观需要很多的勇气和长远的见识。
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与文化资本》，《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2]储小平、李怀祖：《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6期
[3]高波、张志鹏：《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5]周云波、武鹏、高连水：《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其估计方案》，《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