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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60岁的刘湘晨还在拍摄纪录片。从40岁出头转行，拍出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太阳部族》开始，“刘湘晨”这个名字就和“纪录片”三个字画上了等号。
17年前，正是在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的勒斯卡木村，刘湘晨第一次结识了那个像铁矿石一样散落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族群—塔吉克人。在整个世界上，他们也很可能是住在海拔最高地带的人群，于是，刘湘晨郑重地将他们命名为“太阳部族”。那次结识，成了他对新疆地理和族群进行全面考察和记录的开始。最终，这部纪录片获得了广泛认可，也为他打开了继续拍片的渠道。后来，《山玉》、《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大河沿》、《驯鹰人》、《阿希克：最后的游吟》、《献牲》等一批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纪录片作品，让刘湘晨成为新疆纪录片的一张名片。
春节前夕的一天，在北京望京的一栋楼里见到了刘湘晨老师，大胡子、长头发，一副标准的艺术家形象。这个办公室也是刘老师在北京临时的住所，这段时间他在北京给一部片子做后期，整个春节都要在北京度过了。也许是因为我有着不深不浅的新疆情结吧，刘老师淡淡新疆味儿的普通话让我备感亲切。
刘湘晨的从业经历说起来有点儿复杂，早年在新疆做过知青，1975年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后当过两年的中学老师，又当过五年的大学老师，还做过七年的期刊编辑记者。直到1994年，已经年近40的刘湘晨才开始进入电视界，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新的职业生涯来说的确是开始得比较晚了，1996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太阳部族》，这部片子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放了四年，后来又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电视台播放过，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刘湘晨再也没有离开过纪录片，他的生命已经跟纪录片链接在了一起。2001年开始，之前没有亲自掌机的刘湘晨开始拿起摄像机自己亲手拍摄，一直到现在。常年在新疆拍摄，让刘湘晨深切地感受着这片土地上各个民族的变迁。
： 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从做了这么久的平面媒体转行到电视行业拍纪录片的呢？
刘湘晨：一方面是感觉平面媒体做了这么久对我没有什么新意了，做了七年，所有的栏目都玩过了，已经让你不再冲动了。另外，这时候也刚好有个机会，有电视行业的朋友邀请，其实我当时还挺犹豫的，那时候电视行也不像现在这么热。进入之后一开始也没有直接接触纪录片，当时给跟中央台合作的《正大综艺》、《艺苑风景线》等节目做过撰稿人。虽说我进入电视行业是个新兵，但我毕竟已经40岁了，对于电视剧、娱乐节目之类的不太感兴趣，再加上长期的教学和纸媒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讲，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诉求，所以很容易也很自然地走向了纪录片。
： 我看到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对于新疆地理和族群的记录，其中有不少是边地民族的生存状态，您选择这类题材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湘晨：对，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选择长期拍摄这种新疆边缘地区的题材。其实你仔细想想，不管生活在哪里的人，都会有走出去看看的愿望，不单要了解自己生活的区域，更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我认为，在中国来说，你如果想要了解世界，只要你把新疆了解透了，那世界的很多自然的、文化的蕴涵你就都能感觉到了，因为新疆从世界最低的海拔直到世界第二高峰，是世界最长的海拔垂直直线，它的多元的地元地貌，多元的气候条件，又处于欧亚大陆交界，文化也绚丽多姿，你很少能找到这样一个如此多样化的地方。全世界你再难找到第二个地方，能像新疆这样有这么丰富的多元多样甚至反差巨大的自然的、文化的、风情的、民族的甚至语言的、人种的、服装的这么丰富的蕴涵。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说新疆的事儿就是在说世界的事儿，把新疆的文化风情能够到位地呈现出来，就能让大家看到世界的样子。正因为新疆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经典的象征意义，所以我就一直在新疆，长期关注新疆的民族存在和文化存在。我现在制定了一个15年的计划，因为新疆这个海拔垂直分布有八千多米嘛，所以基本的民族、动物、植物的分布都是依据海拔来分布的，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我以人类居住的最高海拔大约五千多米开始，这里分布有柯尔克孜族，然后再低一些是哈萨克斯坦族，再低一些是蒙古族，然后是生活在绿洲的维吾尔族，能够把这些有代表性的民族系统地拍一些纪录片，来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变迁。只有用纪录片的手段，才会呈现出这种多样的样态和信息量的汇集。
： 您拍摄的不少片子都是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比如《山玉》，首先您得是一名探险者，然后才能拍摄这类题材。为什么会选择拍摄难度这么大的题材呢？在户外拍摄是否会遇到很多困难？
刘湘晨：《山玉》这部片子应该是影视界第一部反映采玉人这类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片子的拍摄环境确实比较艰难，实际上这部片子我扎扎实实地就拍了七天，但为了这七天我走了21天的路，二十几天都在走路，到昆仑山几乎所有采玉的点去拍摄。拍摄《山玉》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追求一种与西部大地相契合的庞大气势，这部作品可以挑出无数的毛病，但直到今天欣赏起《山玉》依旧感人，原因在于这部作品气韵流畅、荡气回肠。
我个人一直对户外和探险充满了兴趣，我跟新疆很多的户外探险爱好者都是好兄弟，我觉得户外是让一个男人建立正确的感知方式的最好的方法。它会矫正你很多对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我的工作性质长年在野外，最高我登到过乔戈里意大利营地的上面，海拔六千多米的地方，所以我的工作和户外根本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我曾经跟我新疆的兄弟们一起，把他们去阿奇克库勒火山口探险的过程，拍摄成了一部户外纪录片，叫做《激情纵横》，当年在中国十大纪录片排名前四位，我想大概也可以算是国内最好的一部户外纪录片了。有意思的是，由于电池问题，当时我只用了一台3000元左右的机器来拍摄。
： 在您的镜头里，总能感受到纪录片的那种非常独特敏锐的触角。不知这是否与您之前的写作经历有关？
刘湘晨：我其实是一个典型的“非职业选手”，没有真正学过一天的摄像，却拿过“骏马奖”最佳摄像;没好好学过一天录音，却拿过中国最高技术奖“金帆奖”录音一等奖。所以我达到这个状态，原因是自己内在的诉求，要求你必须要去达到。也许我能给很多有志于纪录片事业的年轻人很大的自信，我经常开玩笑说，在纪录片人里，我是最好的作家;在作家里，我是最好的纪录片工作者。实际上，我写作、摄像、剪片子，这些我自己都做，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自己感觉的一个延伸的方式，都在传达自己内在的判断，所以这是一种积累，无论先天也好，后天也罢，变现出来的是自己的人文追求，一直在围绕着这个核心在不断地延伸。所以我认为写作、摄影、拍纪录片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不同的延伸方式而已，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也可以说，我做纪录片确确实实太多地得益于我之前写作的积累和思考。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角度刁钻与否，视角是不是敏锐，然而对我自己来说，我只是要一种最最准确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