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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青年萎靡则国无生机。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情真意切地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李大钊也十分关切青年，在《青年自杀问题》中，他写道：“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灭绝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毛泽东说过：“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在诸多关心青年成长的革命先贤中，高语罕先生是不可不提的一位。
把青年的成长和国家的未来紧密结合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人，陈独秀的挚友。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后又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求学三年。他积极响应并参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投身教育，创办学校，发动学生运动，致力于对青年的思想启蒙和教育工作；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他参与策划八一南昌起义，起草《中央委员宣言》；他引导青年关心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激发青年革命的斗志和热情；他著述丰富，向广大青年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鼓励青年冲破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的牢笼，争取自由、平等。高语罕堪称青年的导师。
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成立，高语罕成为首批团员。此后，在陈独秀指示下，高语罕筹建了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时17个地方共青团组织之一。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语罕代表安徽团组织表决发言。筹建团组织，参与团组织工作，为高语罕提供了更多接触青年、了解青年、指导青年的机会。
高语罕向来心系青年，他把青年的成长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他在《青年之敌》一文中开篇即写道：“呜呼。吾至爱之青年乎。呜呼。吾至敬之青年乎。吾至爱至敬之青年，何幸而生此簇新灿烂光怪华离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幸而生此地大物博有五千年之历史之文明而具雄飞世界之资格之中国耶。吾为吾青年喜。呜呼。呜呼。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生计竞争万物奋斗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国削民弱，耻辱频仍，岌岌殆哉之中国耶。吾又为吾青年惧。”他情词恳切，对青年之关切溢于言表。
他在《青年书信》一文中，以青年学生自己的口吻探讨政治、学习、恋爱、婚姻、家庭、择业等问题，向广大青年传输民主、自由、革命的新思想，宣扬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在他编辑的《读者顾问集》中，他一方面试图帮助青年消除苦闷和成长烦恼、为青年指点迷津，另一方面向青年传输了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现代伦理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鼓励青年打破旧思想的束缚，冲决黑暗社会的牢笼，为中国未来撒播革命的火种。除上述两篇著作之外，高语罕还著有《白话书信》《文章及其作法》《现代情书》《青年女子书信》《作文与人生》《中学作文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高语罕致安徽教育界书》等启发青年的书籍和文章。总的说来，高语罕对青年的引导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
高语罕在《读者顾问集》中对因家庭、婚姻、就业等问题而陷入迷茫的青年总是不忘激发其斗志、导引其向上，把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试图将青年塑造成“为着拯救社会的一个有用的青年”。劝导青年远离庸俗的享乐主义，“青年们特别需要生活的快乐与力量。健康的游戏，游泳，赛跑，竞走，各种体操和多方面的知识的兴趣”，应当“认清自然的法则和历史的法则：奋勇地去适应这种法则以变革社会，驱使自然，以造福人类” 。青年“要过社会中的战士的生活”，无时无地不可以作战，无时无地不是战场。青年，“你就鼓起勇气来吧”，“我们的生活就是斗争，离开‘争斗’，生活便没有意义。”
在给一个“二十岁的职工”的答复文章中，他说：“要晓得现在社会上谁给我们的痛苦，我们就要去推翻他，谁给我们的幸福，我们就去拥护他；看看世界上哪一部分是痛苦的社会，哪一部分是幸福的社会，便不难推想而得，并且我们要知道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拿改良方法来欺骗我们的，我们不要跟着他们走，而且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些人是常常站在我们的敌对一面。”
在高语罕编辑的这本书中，他还通过和读者探讨“怎样才能从腐败的家中奋斗出来”、“出路在哪里”、“奋斗的路径在哪里”等问题，以打消青年的疑惑，帮助青年明确奋斗方向。他对饱受压抑的青年们说道：“你要想冲破奴隶的网罗，你就得拼死命，就得和这种势力决斗，一毫不让，前仆后继，主人总有塌台的日子，若终日幻想着奴隶的地位的解放，而又不敢和主人做生死的斗争，那便是‘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
高扬民主与自由
高语罕在《青年书信》中借他人之口痛斥旧式教育的诸多弊端，尤对文言文之讨伐为甚。他说：“最讨厌人的是教人做文言文，尤其是我，我见了诗云子曰头就痛，写起白话来，我不是夸口的话，真是一落流，做起文言文来，那简直等于上法场。”并且讲了如何写好白话文的方法。要写好白话文，“也只多看小说，小说看多了，人情世故通达了，语句练习熟了，自然而然地提笔就来”。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思想为他高扬民主与自由的大旗奠定了基础。
在《王一虎和他的家庭的书信》第四通中，高语罕以王一虎的口吻宣布：“父子并没有什么‘等’，有等就有贵贱了，难道可以说儿子比老子贱些吗？父子之间并没有所谓自由不自由，父亲不是监里的管监的，儿子不是罪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呢？‘你’本是你，‘我’本是我。”在这封信中，高语罕以反问方式生动诠释了他平等自由的观点。就父母反对女孩、小孩看小说之事，他在这封信中这样写道：“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大人也是人，小孩也是人；男子可以看的，女子也可以看；大人可以看的，小孩也可以看，只要他看得懂的话。”封建思想充斥脑壳的老朽“把女子看做不是人，要晓得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虽然文字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这些字句直击女性受歧视的社会弊病，可见他呼吁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在《田东鲁与徐百泉的书信》第二通中，他借学生之口用一系列“为什么”表达了对社会弊端的抗议。如“为什么我们要时常受教习的辱骂？”“为什么校长偏要信用他的亲戚做会计庶务？”“为什么新俄的学生的生活和我们中国现在学生的生活那样地不同？”“为什么阎锡山要和国民政府打仗？”“为什么一个党内又分这个和那个派等的派别？”“为什么我们学校里不准看社会科学的书籍？”等等。这些富有激情和鼓动力的声声疾呼和质问，不仅表达了高语罕自由民主的思想，而且传递了他对青年们反抗压迫和不公平待遇的殷切希望。
介绍马克思主义
高语罕在一系列文章中均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分析问题，起到了向广大青年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高语罕在《青年书信》中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时，讲到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即“量的增加达乎一定的程度，就突然改观”，也就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质变。关于青年读书问题，他借蒋学文之口提到普列汉洛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及其四种译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及其三种译本、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及其四种译本等，告诫青年要多看这些书籍。在谈到人格的阶级性时，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列宁的人格是多数工人贫农社会里的模范。若把它们异地而观便是冰炭不能相容，所以人格也不是抽象的，也要各带有它的阶级的特性。”这种宣传和介绍在高语罕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他还提到“宗教的产物是实际生活的要求”；“思想是实际生活的产物”、不是思想决定生活，“而且思想根本就是物质活动的反映”、“主观同时即是客观”；人类生活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和人类与人类关系的历史”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生产合理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商品拜物教”、“阶级”、“国家”、“剥夺”等马克思主义的常用语，引导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正如高语罕在《青年书信》中所言：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统治、消灭私有制、实现工业化等，需要大多数民众的斗争，“这种斗争决不是心灵衰颓、怀着消极的人生观的人所能干的”，欲达此目的，惟靠广大有着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青年之觉悟、奋起、抗争。青年蓬勃，中国才有希望。高语罕关心青年，寄民族振兴之希望于青年的“青年观”，都表露了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对青年成长的迫切希望和深深忧思。
（责编 王燕萍）
把青年的成长和国家的未来紧密结合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人，陈独秀的挚友。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后又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求学三年。他积极响应并参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投身教育，创办学校，发动学生运动，致力于对青年的思想启蒙和教育工作；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他参与策划八一南昌起义，起草《中央委员宣言》；他引导青年关心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激发青年革命的斗志和热情；他著述丰富，向广大青年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鼓励青年冲破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的牢笼，争取自由、平等。高语罕堪称青年的导师。
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成立，高语罕成为首批团员。此后，在陈独秀指示下，高语罕筹建了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时17个地方共青团组织之一。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语罕代表安徽团组织表决发言。筹建团组织，参与团组织工作，为高语罕提供了更多接触青年、了解青年、指导青年的机会。
高语罕向来心系青年，他把青年的成长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他在《青年之敌》一文中开篇即写道：“呜呼。吾至爱之青年乎。呜呼。吾至敬之青年乎。吾至爱至敬之青年，何幸而生此簇新灿烂光怪华离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幸而生此地大物博有五千年之历史之文明而具雄飞世界之资格之中国耶。吾为吾青年喜。呜呼。呜呼。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生计竞争万物奋斗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国削民弱，耻辱频仍，岌岌殆哉之中国耶。吾又为吾青年惧。”他情词恳切，对青年之关切溢于言表。
他在《青年书信》一文中，以青年学生自己的口吻探讨政治、学习、恋爱、婚姻、家庭、择业等问题，向广大青年传输民主、自由、革命的新思想，宣扬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在他编辑的《读者顾问集》中，他一方面试图帮助青年消除苦闷和成长烦恼、为青年指点迷津，另一方面向青年传输了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现代伦理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鼓励青年打破旧思想的束缚，冲决黑暗社会的牢笼，为中国未来撒播革命的火种。除上述两篇著作之外，高语罕还著有《白话书信》《文章及其作法》《现代情书》《青年女子书信》《作文与人生》《中学作文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高语罕致安徽教育界书》等启发青年的书籍和文章。总的说来，高语罕对青年的引导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
高语罕在《读者顾问集》中对因家庭、婚姻、就业等问题而陷入迷茫的青年总是不忘激发其斗志、导引其向上，把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试图将青年塑造成“为着拯救社会的一个有用的青年”。劝导青年远离庸俗的享乐主义，“青年们特别需要生活的快乐与力量。健康的游戏，游泳，赛跑，竞走，各种体操和多方面的知识的兴趣”，应当“认清自然的法则和历史的法则：奋勇地去适应这种法则以变革社会，驱使自然，以造福人类” 。青年“要过社会中的战士的生活”，无时无地不可以作战，无时无地不是战场。青年，“你就鼓起勇气来吧”，“我们的生活就是斗争，离开‘争斗’，生活便没有意义。”
在给一个“二十岁的职工”的答复文章中，他说：“要晓得现在社会上谁给我们的痛苦，我们就要去推翻他，谁给我们的幸福，我们就去拥护他；看看世界上哪一部分是痛苦的社会，哪一部分是幸福的社会，便不难推想而得，并且我们要知道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拿改良方法来欺骗我们的，我们不要跟着他们走，而且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些人是常常站在我们的敌对一面。”
在高语罕编辑的这本书中，他还通过和读者探讨“怎样才能从腐败的家中奋斗出来”、“出路在哪里”、“奋斗的路径在哪里”等问题，以打消青年的疑惑，帮助青年明确奋斗方向。他对饱受压抑的青年们说道：“你要想冲破奴隶的网罗，你就得拼死命，就得和这种势力决斗，一毫不让，前仆后继，主人总有塌台的日子，若终日幻想着奴隶的地位的解放，而又不敢和主人做生死的斗争，那便是‘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
高扬民主与自由
高语罕在《青年书信》中借他人之口痛斥旧式教育的诸多弊端，尤对文言文之讨伐为甚。他说：“最讨厌人的是教人做文言文，尤其是我，我见了诗云子曰头就痛，写起白话来，我不是夸口的话，真是一落流，做起文言文来，那简直等于上法场。”并且讲了如何写好白话文的方法。要写好白话文，“也只多看小说，小说看多了，人情世故通达了，语句练习熟了，自然而然地提笔就来”。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思想为他高扬民主与自由的大旗奠定了基础。
在《王一虎和他的家庭的书信》第四通中，高语罕以王一虎的口吻宣布：“父子并没有什么‘等’，有等就有贵贱了，难道可以说儿子比老子贱些吗？父子之间并没有所谓自由不自由，父亲不是监里的管监的，儿子不是罪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呢？‘你’本是你，‘我’本是我。”在这封信中，高语罕以反问方式生动诠释了他平等自由的观点。就父母反对女孩、小孩看小说之事，他在这封信中这样写道：“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大人也是人，小孩也是人；男子可以看的，女子也可以看；大人可以看的，小孩也可以看，只要他看得懂的话。”封建思想充斥脑壳的老朽“把女子看做不是人，要晓得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虽然文字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这些字句直击女性受歧视的社会弊病，可见他呼吁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在《田东鲁与徐百泉的书信》第二通中，他借学生之口用一系列“为什么”表达了对社会弊端的抗议。如“为什么我们要时常受教习的辱骂？”“为什么校长偏要信用他的亲戚做会计庶务？”“为什么新俄的学生的生活和我们中国现在学生的生活那样地不同？”“为什么阎锡山要和国民政府打仗？”“为什么一个党内又分这个和那个派等的派别？”“为什么我们学校里不准看社会科学的书籍？”等等。这些富有激情和鼓动力的声声疾呼和质问，不仅表达了高语罕自由民主的思想，而且传递了他对青年们反抗压迫和不公平待遇的殷切希望。
介绍马克思主义
高语罕在一系列文章中均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分析问题，起到了向广大青年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高语罕在《青年书信》中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时，讲到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即“量的增加达乎一定的程度，就突然改观”，也就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质变。关于青年读书问题，他借蒋学文之口提到普列汉洛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及其四种译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及其三种译本、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及其四种译本等，告诫青年要多看这些书籍。在谈到人格的阶级性时，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列宁的人格是多数工人贫农社会里的模范。若把它们异地而观便是冰炭不能相容，所以人格也不是抽象的，也要各带有它的阶级的特性。”这种宣传和介绍在高语罕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他还提到“宗教的产物是实际生活的要求”；“思想是实际生活的产物”、不是思想决定生活，“而且思想根本就是物质活动的反映”、“主观同时即是客观”；人类生活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和人类与人类关系的历史”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生产合理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商品拜物教”、“阶级”、“国家”、“剥夺”等马克思主义的常用语，引导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正如高语罕在《青年书信》中所言：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统治、消灭私有制、实现工业化等，需要大多数民众的斗争，“这种斗争决不是心灵衰颓、怀着消极的人生观的人所能干的”，欲达此目的，惟靠广大有着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青年之觉悟、奋起、抗争。青年蓬勃，中国才有希望。高语罕关心青年，寄民族振兴之希望于青年的“青年观”，都表露了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对青年成长的迫切希望和深深忧思。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