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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摄影师的敏锐去发现它们，然后记录，留给这世界端详”。作为一个把摄影当作终生事业看待的摄影师，戴安·阿勃丝（1923-1971）与别人的不同就在于，她的镜头只捕捉丑陋的形象——那些侏儒、残疾者、同性恋，甚至是变性人。她的作品常常充斥着畸形的怪诞感和失落感。
她往返于停尸间、下流酒吧甚至监狱，还在一个被流放的荒岛上待了40天，只为了给《先生》杂志留下些“可以提醒世界注意”的照片。她被认为是“专门拍摄畸形人”的摄影师，又被称作是摄影界的梵高。她掌控着所有社会边缘人群的贫穷、丑陋和低俗，却又并非简单地宣扬这些低俗，她不过是在提醒那些“优等人”注意他们经常忽视和视而不见的底层社会的真实。
“作为摄影师，我无法不虔诚而慎重地尊敬我手中的快门：每按一下，都该是一声警钟。”生于美国百万富翁家庭的戴安·阿勃丝其实本不必如此辛苦，甚至可以舒适地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二代。但也正因为生活状态的优越，她每次在街角看到那些伸手行乞的流浪汉时，就会在心底生出一种困扰，因为她实在无法理解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怎样在桥洞下和街边的木椅上熬过每一个寒冷的夜的。
每晚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对于那样流离无依的生活，她真的一无所知又迫切地想知道。“孩提时就备受折磨的一件事是——我从来就不觉得有过困境，我被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肯定，而我所能感觉的只是不真实而已。我很想知道困境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并且，那些人是怎么克服的。”然后她发现家里扔着一台120的莱卡照相机，于是有一晚，大概她11岁那年的某个夜里，她背着相机第一次悄悄地从家里溜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她不见了，正要四下里去找，她却兴冲冲地跑回来，拉着保姆的手冲向洗手间，“我见过你在这里洗相片，赶紧帮我把这些该死的家伙从机子里弄出来”。第一批照片很快被洗出来，整整36张的“乞丐夜睡图”。
从那以后，她开始留心寻找那些生理残疾或是蓬头垢面的流浪汉，甚至与吸毒者和小偷生活在一起，她捕捉他们拍摄他们，并有意留下那些社会食物链最底端人群的丑陋和艰难。她的作品扭曲夸张，有着病态的惊悚和诧异，从而表现出那些“劣等人群”的悲哀无助。
她的作品《中央公园里拿着玩具手榴弹的小男孩》，画面是一个瘦骨嶙峋头发稀松，明显带有营养不良症状的孩子，甚至从他那突出的膝盖骨可以断定这是个下肢发良不全的贫苦孩子。他惊恐地瞪着眼，手里拿着两只玩具手榴弹，无声中透着最无力的挣扎和反抗。“畸形人有一种传奇性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阻挡在你面前，逼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来生活中的痛苦与创伤，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神。”
戴安·阿勃丝的第一个个人作品展受到了无数人的唾弃，展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在闭馆后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清除参观者留在作品上的口水。揭露社会的丑恶和不公显然让很多优势群体感觉不舒服，艺术界开始拒绝她甚至封杀她，她的作品被定性为“不道德甚至是反政府的”，美国著名评论家诺曼·梅勒甚至说：“把一架相机放到戴安·阿勃丝手里，就如同把一颗手雷放到小孩手里一样危险，她会颠覆人间天堂的印象，把整个西方社会置于不安定的动荡之下。”
“可是，手指在我身上，我有权力在我认为值得的时候按下快门。”她固执地绕过当时摄影师“发现美并宣扬它”的宗旨，转而努力去发现丑和黑暗。她的作品几乎清一色地暴露着精神错乱和理想破灭之后的虚无感。“对我而言，照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照片本身来得重要，而且复杂。我在乎的是这张相片是关于什么的而不是那些花花草草。别的摄影师带给你美和甜蜜，而我的，只能带给人痛和耳光。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幸福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不幸福。” 她声称，摄影家首先应该是社会学家。
一个身背相机的女人，似乎成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人民公敌，他们拒绝她进入欧洲任何一个艺术馆，甚至联名要求“用英文为母语出版的杂志都拒收戴安·阿勃丝的作品”。丈夫阿伦不得不离开她，因为他甚至连上街买菜都要被人以“戴安·阿勃丝的丈夫”为由施以老拳。整个欧洲文化艺术界都不再把这个女人当作朋友，而是认为她“和她拍的那些照片一样丑陋”。
严重的忧郁症终于还是未能幸免地来了。她开始很少外出，为了拍摄不得不离开家也是低着头，用头巾把大半张脸遮盖起来。她的作品开始变得愈发地诡异和暗色调，透着生命临终前的不安和憔悴。
1971年的一天，黛安·阿勃丝破天荒地给自己画了重妆，然后打开煤气，在浴缸里吞下了一整瓶的巴比妥，再认真地用一把刀片切开了自己的手腕。
她留在日记本上最后的词语是“最后的晚餐”，时至今日也没有人知道她这话是指向何人何事。
这个自杀的女人注定成为英雄。彼得·特纳在《美国摄影》一书中说，“在她照片人物无所畏惧的目光的逼视下，她的观众惧怕了、畏缩了，可同时她也冒险举起了一块巨石。但在相应的安全距离内，他们却吸引着你，吸引你注视他们的眼光”。评论家海德尔则声称“这是整个西方艺术界唯一一个不肯撒谎的女人”。
她往返于停尸间、下流酒吧甚至监狱，还在一个被流放的荒岛上待了40天，只为了给《先生》杂志留下些“可以提醒世界注意”的照片。她被认为是“专门拍摄畸形人”的摄影师，又被称作是摄影界的梵高。她掌控着所有社会边缘人群的贫穷、丑陋和低俗，却又并非简单地宣扬这些低俗，她不过是在提醒那些“优等人”注意他们经常忽视和视而不见的底层社会的真实。
“作为摄影师，我无法不虔诚而慎重地尊敬我手中的快门：每按一下，都该是一声警钟。”生于美国百万富翁家庭的戴安·阿勃丝其实本不必如此辛苦，甚至可以舒适地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二代。但也正因为生活状态的优越，她每次在街角看到那些伸手行乞的流浪汉时，就会在心底生出一种困扰，因为她实在无法理解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怎样在桥洞下和街边的木椅上熬过每一个寒冷的夜的。
每晚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对于那样流离无依的生活，她真的一无所知又迫切地想知道。“孩提时就备受折磨的一件事是——我从来就不觉得有过困境，我被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肯定，而我所能感觉的只是不真实而已。我很想知道困境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并且，那些人是怎么克服的。”然后她发现家里扔着一台120的莱卡照相机，于是有一晚，大概她11岁那年的某个夜里，她背着相机第一次悄悄地从家里溜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她不见了，正要四下里去找，她却兴冲冲地跑回来，拉着保姆的手冲向洗手间，“我见过你在这里洗相片，赶紧帮我把这些该死的家伙从机子里弄出来”。第一批照片很快被洗出来，整整36张的“乞丐夜睡图”。
从那以后，她开始留心寻找那些生理残疾或是蓬头垢面的流浪汉，甚至与吸毒者和小偷生活在一起，她捕捉他们拍摄他们，并有意留下那些社会食物链最底端人群的丑陋和艰难。她的作品扭曲夸张，有着病态的惊悚和诧异，从而表现出那些“劣等人群”的悲哀无助。
她的作品《中央公园里拿着玩具手榴弹的小男孩》，画面是一个瘦骨嶙峋头发稀松，明显带有营养不良症状的孩子，甚至从他那突出的膝盖骨可以断定这是个下肢发良不全的贫苦孩子。他惊恐地瞪着眼，手里拿着两只玩具手榴弹，无声中透着最无力的挣扎和反抗。“畸形人有一种传奇性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阻挡在你面前，逼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来生活中的痛苦与创伤，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神。”
戴安·阿勃丝的第一个个人作品展受到了无数人的唾弃，展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在闭馆后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清除参观者留在作品上的口水。揭露社会的丑恶和不公显然让很多优势群体感觉不舒服，艺术界开始拒绝她甚至封杀她，她的作品被定性为“不道德甚至是反政府的”，美国著名评论家诺曼·梅勒甚至说：“把一架相机放到戴安·阿勃丝手里，就如同把一颗手雷放到小孩手里一样危险，她会颠覆人间天堂的印象，把整个西方社会置于不安定的动荡之下。”
“可是，手指在我身上，我有权力在我认为值得的时候按下快门。”她固执地绕过当时摄影师“发现美并宣扬它”的宗旨，转而努力去发现丑和黑暗。她的作品几乎清一色地暴露着精神错乱和理想破灭之后的虚无感。“对我而言，照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照片本身来得重要，而且复杂。我在乎的是这张相片是关于什么的而不是那些花花草草。别的摄影师带给你美和甜蜜，而我的，只能带给人痛和耳光。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幸福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不幸福。” 她声称，摄影家首先应该是社会学家。
一个身背相机的女人，似乎成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人民公敌，他们拒绝她进入欧洲任何一个艺术馆，甚至联名要求“用英文为母语出版的杂志都拒收戴安·阿勃丝的作品”。丈夫阿伦不得不离开她，因为他甚至连上街买菜都要被人以“戴安·阿勃丝的丈夫”为由施以老拳。整个欧洲文化艺术界都不再把这个女人当作朋友，而是认为她“和她拍的那些照片一样丑陋”。
严重的忧郁症终于还是未能幸免地来了。她开始很少外出，为了拍摄不得不离开家也是低着头，用头巾把大半张脸遮盖起来。她的作品开始变得愈发地诡异和暗色调，透着生命临终前的不安和憔悴。
1971年的一天，黛安·阿勃丝破天荒地给自己画了重妆，然后打开煤气，在浴缸里吞下了一整瓶的巴比妥，再认真地用一把刀片切开了自己的手腕。
她留在日记本上最后的词语是“最后的晚餐”，时至今日也没有人知道她这话是指向何人何事。
这个自杀的女人注定成为英雄。彼得·特纳在《美国摄影》一书中说，“在她照片人物无所畏惧的目光的逼视下，她的观众惧怕了、畏缩了，可同时她也冒险举起了一块巨石。但在相应的安全距离内，他们却吸引着你，吸引你注视他们的眼光”。评论家海德尔则声称“这是整个西方艺术界唯一一个不肯撒谎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