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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计算，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见到郑小琼，颇费几番周折。
记者到达东莞南城客运站，郑小琼告知：“我今天要去送货，在长安镇。”
车到长安已是中午。再去电，得知她接下来要去涌头工业区。
到了涌头工业区，太阳曝晒，仍然不见人影。后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人民文学奖本年度“新浪潮”散文奖的得主一脸歉意：“上午忙着到处送货，还要赶到朋友那边拿信。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信件都是寄到朋友那，我一个月再去拿一次。”
采购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肯定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回来。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上摊成一大片。采购终于回来了，受伤的人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都没有赔，就从保险里面给，还要扣掉医药费。
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呻吟又吵醒了其他工友。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她又一次讲起了断指，断指和她的写作：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家具厂做仓管的时候，郑小琼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等待有人来领胶布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枯坐在办公桌前。于是她会偷偷地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在一些打工者的刊物上，看到别人写的诗歌，她觉得有些奇怪：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困难嘛，我也能写。就是在这里，她偷偷地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然后寄给了一家镇报，居然发表了。在那之前，她对诗歌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了。
写作都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偷偷地。如果被人发现她在上班的时间写作，后果就是罚钱。但写诗的激情总归战胜罚款的忧虑。她在小纸片上，这里写几句那里写几句，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曾被人称为“地下党”。
有一天郑小琼突然心血来潮，想跟同住的老乡说说自己写的东西，“正当我很有激情要跟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突然就埋下头，不是擦擦鞋，就是整理一下被子，弄一下衣服……虽然也没有离开，但是……你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就不想说了。”
她一直偷偷把诗写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因为居无定所，转厂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扔掉了。
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几年的时间，郑小琼把自己的打工生活都写成诗歌。写诗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随着她的诗歌在各种文学媒体上频频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获得了“打工诗人”的称呼。
但到现在，郑小琼仍然认为，自己“还不明白什么是诗歌的体例”，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受，没有经过过多的雕琢，连错别字都没改。
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她的诗歌“过于粗糙，堆砌太多”，“写诗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宣泄的成分多一些”。
但更多的人，却被她诗歌的大气和对苦难生活的描写所震撼。评论家惊叹，“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描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所有这些评价都很难与记者面前这个郑小琼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柔弱，腼腆而害羞，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漾着笑意。
“也许你无法想象，打工这么多年，我不敢回家。”因为工资低，郑小琼“到了结婚的年龄，仍身无分文”，也没寄过多少钱回家：“我现在都不敢去流浪，要是流浪一年的话，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没钱了要去他们那边借……”
今年上半年，转做业务的郑小琼一单没成，还倒贴了三千块。得到的一万块人民文学奖金，只是让她可以缓一口气。
2007年，郑小琼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家乡，却发现“完全没有家乡的感觉，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家里都是一些老人孩子，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萧条的街上没什么人，小时候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出来那么久已经完全改变了。
“等我写完这个南方系列，也可能我就不再写，或者不在这个城市了，人生总是有很多可能的。”
仍然奔波于东莞大街小巷的郑小琼，一边祈愿写作的人要“正常一点，良善一点，平静一点，谦和一点”，一边希望“打工的人，大家都越来越好”。
（感谢洪湖浪对此文的帮助）
见到郑小琼，颇费几番周折。
记者到达东莞南城客运站，郑小琼告知：“我今天要去送货，在长安镇。”
车到长安已是中午。再去电，得知她接下来要去涌头工业区。
到了涌头工业区，太阳曝晒，仍然不见人影。后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人民文学奖本年度“新浪潮”散文奖的得主一脸歉意：“上午忙着到处送货，还要赶到朋友那边拿信。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信件都是寄到朋友那，我一个月再去拿一次。”
采购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肯定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回来。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上摊成一大片。采购终于回来了，受伤的人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都没有赔，就从保险里面给，还要扣掉医药费。
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呻吟又吵醒了其他工友。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她又一次讲起了断指，断指和她的写作：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家具厂做仓管的时候，郑小琼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等待有人来领胶布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枯坐在办公桌前。于是她会偷偷地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在一些打工者的刊物上，看到别人写的诗歌，她觉得有些奇怪：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困难嘛，我也能写。就是在这里，她偷偷地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然后寄给了一家镇报，居然发表了。在那之前，她对诗歌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了。
写作都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偷偷地。如果被人发现她在上班的时间写作，后果就是罚钱。但写诗的激情总归战胜罚款的忧虑。她在小纸片上，这里写几句那里写几句，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曾被人称为“地下党”。
有一天郑小琼突然心血来潮，想跟同住的老乡说说自己写的东西，“正当我很有激情要跟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突然就埋下头，不是擦擦鞋，就是整理一下被子，弄一下衣服……虽然也没有离开，但是……你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就不想说了。”
她一直偷偷把诗写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因为居无定所，转厂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扔掉了。
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几年的时间，郑小琼把自己的打工生活都写成诗歌。写诗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随着她的诗歌在各种文学媒体上频频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获得了“打工诗人”的称呼。
但到现在，郑小琼仍然认为，自己“还不明白什么是诗歌的体例”，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受，没有经过过多的雕琢，连错别字都没改。
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她的诗歌“过于粗糙，堆砌太多”，“写诗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宣泄的成分多一些”。
但更多的人，却被她诗歌的大气和对苦难生活的描写所震撼。评论家惊叹，“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描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所有这些评价都很难与记者面前这个郑小琼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柔弱，腼腆而害羞，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漾着笑意。
“也许你无法想象，打工这么多年，我不敢回家。”因为工资低，郑小琼“到了结婚的年龄，仍身无分文”，也没寄过多少钱回家：“我现在都不敢去流浪，要是流浪一年的话，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没钱了要去他们那边借……”
今年上半年，转做业务的郑小琼一单没成，还倒贴了三千块。得到的一万块人民文学奖金，只是让她可以缓一口气。
2007年，郑小琼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家乡，却发现“完全没有家乡的感觉，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家里都是一些老人孩子，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萧条的街上没什么人，小时候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出来那么久已经完全改变了。
“等我写完这个南方系列，也可能我就不再写，或者不在这个城市了，人生总是有很多可能的。”
仍然奔波于东莞大街小巷的郑小琼，一边祈愿写作的人要“正常一点，良善一点，平静一点，谦和一点”，一边希望“打工的人，大家都越来越好”。
（感谢洪湖浪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