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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有点另类。尽管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但他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而是深入企业、农村，从悉心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去探索理论。因此，有人把他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认识其仁很早。80年代初，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有一年，他回上海探望父母，我在朋友聚会场合听他谈农村改革。他的双目炯炯有神，静静地坐在一边，面带笑容地听别人发言。轮到他说话的时候，神情显得格外自信，配合着丰富的手势，神采飞扬，思路清晰，充满逻辑力量。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夸夸其谈，生搬硬套自己也没弄懂的西方经济理论。他的真知灼见源于深入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很有说服力。交谈之下，知道他和我一样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务农，曾在黑龙江完达山狩猎7年。其仁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农村调查研究。他的头脑里总是先有现象，从现象里提炼问题，因此，对许多经济问题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得到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赏识。
作者和周其仁（右）
1991年夏，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和周其仁一起在黄宗智教授门下读博士，成为同窗好友。开学前，我们见了面，谈起将来的打算。当时，我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对前景很迷茫。但他则很坚定地说，学成后是要回国的，不愿留在美国做个二三流大学的教授。第一堂课后，我问其仁听懂多少。他说，大概听懂了两三句话。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国后才开始学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和他差不多。但其仁的英文几乎是突飞猛进，不仅很快就能应付听课，而且到第二学年就通过了担任助教的英语测试，5年后就取得了博士学位。除了聪明过人之外，不能不佩服其仁的勤奋。他几乎严格到不让自己浪费每一分钟。在校园里，从未见过其仁闲聊，任何时候遇到他，总是戴耳机听英语。除了历史专业的课程之外，他还在经济系修读了大量课程。
即便如此珍惜时间，但在那些日子里，其仁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尽管他只比我早到美国一年多，但经常教我如何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手把手教会我使用电脑。当时他一家人以及父母都住在学生家属公寓，而我独自一人在美国。逢年过节，他怕我患上“思乡病”，总是请我去他家做客。最难忘的是1993年暑假，我父亲从国内来美国探亲。其仁知道后，怕老人待在家里无聊，特地组织同学举行了一次野餐会，邀请我父亲参加。那天他从头到尾陪着我父亲聊天，热情地介绍我们的校园生活。多年以后，其仁去苏州大学讲学，还特地去看望我的父亲。因此，父亲一直记住我的这位老同学，经常和我提及那次难忘的野餐。
1994年夏，我决定辍学去香港传媒界工作。临行前，我们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其仁已经选定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问他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他说，中国地少人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关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来回国后，教书之余希望做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劳动力素质。两年后，其仁来香港，说是有可能来香港科技大学教书，但要求每年只在那里教半年书，还有一半时间要在内地工作。最后港科大没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仁才决定去北大任教。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去北京，或者他来香港，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我喜欢听他讲真实的中国故事。回国以后，其仁没有躲进象牙塔，依然风尘仆仆地带领学生去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这些对真實世界的观察，使其仁和他的弟子们带出了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学风。这些年里，他写了不少书，每次出书，他都会送我一本，让我先睹为快。这些书都不是鸿篇巨制，大部分是短小精悍的经济学随笔结集。其仁一如既往地从眼下这个经济大时代的现象和思想出发，提问题，辩观点，阐释自己的见解。
曾有人说，周其仁的研究，学术含量不高。我很纳闷：难道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不是学术，那些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的东西反而叫学术？难怪老友丁学良要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认识其仁很早。80年代初，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有一年，他回上海探望父母，我在朋友聚会场合听他谈农村改革。他的双目炯炯有神，静静地坐在一边，面带笑容地听别人发言。轮到他说话的时候，神情显得格外自信，配合着丰富的手势，神采飞扬，思路清晰，充满逻辑力量。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夸夸其谈，生搬硬套自己也没弄懂的西方经济理论。他的真知灼见源于深入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很有说服力。交谈之下，知道他和我一样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务农，曾在黑龙江完达山狩猎7年。其仁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农村调查研究。他的头脑里总是先有现象，从现象里提炼问题，因此，对许多经济问题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得到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赏识。
1991年夏，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和周其仁一起在黄宗智教授门下读博士，成为同窗好友。开学前，我们见了面，谈起将来的打算。当时，我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对前景很迷茫。但他则很坚定地说，学成后是要回国的，不愿留在美国做个二三流大学的教授。第一堂课后，我问其仁听懂多少。他说，大概听懂了两三句话。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国后才开始学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和他差不多。但其仁的英文几乎是突飞猛进，不仅很快就能应付听课，而且到第二学年就通过了担任助教的英语测试，5年后就取得了博士学位。除了聪明过人之外，不能不佩服其仁的勤奋。他几乎严格到不让自己浪费每一分钟。在校园里，从未见过其仁闲聊，任何时候遇到他，总是戴耳机听英语。除了历史专业的课程之外，他还在经济系修读了大量课程。
即便如此珍惜时间，但在那些日子里，其仁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尽管他只比我早到美国一年多，但经常教我如何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手把手教会我使用电脑。当时他一家人以及父母都住在学生家属公寓，而我独自一人在美国。逢年过节，他怕我患上“思乡病”，总是请我去他家做客。最难忘的是1993年暑假，我父亲从国内来美国探亲。其仁知道后，怕老人待在家里无聊，特地组织同学举行了一次野餐会，邀请我父亲参加。那天他从头到尾陪着我父亲聊天，热情地介绍我们的校园生活。多年以后，其仁去苏州大学讲学，还特地去看望我的父亲。因此，父亲一直记住我的这位老同学，经常和我提及那次难忘的野餐。
1994年夏，我决定辍学去香港传媒界工作。临行前，我们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其仁已经选定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问他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他说，中国地少人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关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来回国后，教书之余希望做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劳动力素质。两年后，其仁来香港，说是有可能来香港科技大学教书，但要求每年只在那里教半年书，还有一半时间要在内地工作。最后港科大没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仁才决定去北大任教。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去北京，或者他来香港，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我喜欢听他讲真实的中国故事。回国以后，其仁没有躲进象牙塔，依然风尘仆仆地带领学生去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这些对真實世界的观察，使其仁和他的弟子们带出了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学风。这些年里，他写了不少书，每次出书，他都会送我一本，让我先睹为快。这些书都不是鸿篇巨制，大部分是短小精悍的经济学随笔结集。其仁一如既往地从眼下这个经济大时代的现象和思想出发，提问题，辩观点，阐释自己的见解。
曾有人说，周其仁的研究，学术含量不高。我很纳闷：难道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不是学术，那些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的东西反而叫学术？难怪老友丁学良要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