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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护的财富
在辽宁富翁行列里，曲建本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两年前，他从奥地利回原籍投资兴办实业，在沈阳有“王府井”之称的太原北街租赁二层网点房，投资200多万元，开了一家“欧罗巴西餐厅”，生意十分红火。
今年8月，当地政府拆迁部门的一纸拆迁公告搅乱了曲先生的投资梦。拆迁办公室的公告要求曲先生9月26日前搬迁完毕，而且不给曲先生一分钱补偿。曲先生找开发商，开发商说整个拆迁都委托区政府拆迁办了。曲找拆迁办，“谁租给你房子，你找谁，又不是拆迁办租给你房子。”该办负责人一句话将其拒之门外，根本不谈补偿安置事。曲找房主，房主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说也不是我拆迁”，“谁拆迁你找准去”。曲先生不知该找谁了。
曲先生从书店购来拆迁方面的法律书籍，发现区政府拆迁办不能接受委托，拆迁办做委托拆迁人违法。曲拿着国务院拆迁条例去找政府拆迁办负责人。“我们拆迁十几年了，和平区哪个地方拆迁，不是我们拆的，谁说我们错了。”拆迁办负责人理直气壮。
曲先生将诉状送到和平区法院，法院不予立案。立案庭说有人来找院长了，我们没办法。曲先生给省长写信，又给国务院侨办，奥地利华人协会写信，还给沈阳市委领导写信，目前还没有回音。
欧罗巴餐厅先是被停电，曲先生只好租了台发电机。接着又停水。为防被突然强拆，曲先生昼夜守候在店内，半夜厨房玻璃被砸，营业时间来一些不明身分的人没事找茬，砸盘子摔碗。店门口四周被施工墙围上、还挖了沟，“欧罗巴”终于停业了。曲先生怕人身受到危险，只好含泪撤离该店，曲先生200多万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卢涛是资产过亿，在全国有十余家分公司的企业集团老板。他在沈阳繁华地段太原北街有一处房产，经营一家“缘数码婚纱影楼”。来此影楼拍照，要提前两个月预约，生意很好。
今年9月初，卢涛接到拆迁通知，要求限期撤离，同时告诉卢先生，你的房子已评估完了，价格9500元／平方米。“什么时候评估，谁评估的，根据什么评估的，”卢涛愤愤不平地说，“同地段的房子，价格是每平方米7万元左右，根据什么只给我评估这么低。” 卢先生说，开发商要买我的房子，他们说什么时间搬，我就什么时间搬，他们给我定什么价格，我就接受什么价格，这不是典型的强买强卖吗? 《刑法》讲的强迫交易罪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卢先生想了解一下价格，没人跟他谈。他想选择“产权置换”，拆迁办一口回绝。本来，法规给予被拆迁人有补偿方式选择权，卢先生说：“我连这起码的‘选择权’也被剥夺了。”
卢先生的房子一年租金收入80万元，去年有个外商出资1000万元购买此房，卢先生没舍得卖，现在开发商拆迁只给224万元，卢先生后悔不已。卢先生已去国外考察，打算到国外发展。寻找海外桃源
近几年，大量拆迁纠纷案件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有产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但当他们的维权梦破灭后，他们往往消极地吸取教训，误认为将财产放在国内没有安全感。于是，将资产纷纷转移国外。据了解，目前在国内稍有规模的私营企业老板，许多都办了外国的绿卡，在国外购买了公寓或别墅，把妻子儿女安排到国外生活，有的干脆加入外国籍，为自己安排好了退路。记者曾问过这些两栖的企业家，为什么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尽管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私有财产在国外会受到更好的保护。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第一位的应该是保护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仅要鼓励公民创造财富，更要千方百计保护公民的财富。否则，不仅招不来外资，内资也可能大量外流。从东北三省情况看，近几年外来投资数量下降，不少内、外投资者面对资源丰富的东北市场望而却步，恐怕与保护私有财产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
最近新华社的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东北三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31．95亿美元，只相当于华东地区的1／7，还不到广东的1／4。2002年，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有的省份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另外，当地企业数量近几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一是新办内资企业数量减少，二是已办企业外迁的较多。
人无恒产，必无恒心。目前，一大批国内私营企业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一方面离不开国内市场、资源和经营条件；另方面又对其拥有的资产缺乏安全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不做长期投资，没有长远打算，往往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捞一把就走。二是不重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以沈阳市为例，一些很有名的大公司，甚至一些规格很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竟然连办公楼都是临时租用的。相反，他们在国外不惜重金大批购买写字楼和别墅，这种举动发人深省。没有财产安全，绝对不会有经济振兴，更不可能有小康社会的实现。
在辽宁富翁行列里，曲建本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两年前，他从奥地利回原籍投资兴办实业，在沈阳有“王府井”之称的太原北街租赁二层网点房，投资200多万元，开了一家“欧罗巴西餐厅”，生意十分红火。
今年8月，当地政府拆迁部门的一纸拆迁公告搅乱了曲先生的投资梦。拆迁办公室的公告要求曲先生9月26日前搬迁完毕，而且不给曲先生一分钱补偿。曲先生找开发商，开发商说整个拆迁都委托区政府拆迁办了。曲找拆迁办，“谁租给你房子，你找谁，又不是拆迁办租给你房子。”该办负责人一句话将其拒之门外，根本不谈补偿安置事。曲找房主，房主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说也不是我拆迁”，“谁拆迁你找准去”。曲先生不知该找谁了。
曲先生从书店购来拆迁方面的法律书籍，发现区政府拆迁办不能接受委托，拆迁办做委托拆迁人违法。曲拿着国务院拆迁条例去找政府拆迁办负责人。“我们拆迁十几年了，和平区哪个地方拆迁，不是我们拆的，谁说我们错了。”拆迁办负责人理直气壮。
曲先生将诉状送到和平区法院，法院不予立案。立案庭说有人来找院长了，我们没办法。曲先生给省长写信，又给国务院侨办，奥地利华人协会写信，还给沈阳市委领导写信，目前还没有回音。
欧罗巴餐厅先是被停电，曲先生只好租了台发电机。接着又停水。为防被突然强拆，曲先生昼夜守候在店内，半夜厨房玻璃被砸，营业时间来一些不明身分的人没事找茬，砸盘子摔碗。店门口四周被施工墙围上、还挖了沟，“欧罗巴”终于停业了。曲先生怕人身受到危险，只好含泪撤离该店，曲先生200多万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卢涛是资产过亿，在全国有十余家分公司的企业集团老板。他在沈阳繁华地段太原北街有一处房产，经营一家“缘数码婚纱影楼”。来此影楼拍照，要提前两个月预约，生意很好。
今年9月初，卢涛接到拆迁通知，要求限期撤离，同时告诉卢先生，你的房子已评估完了，价格9500元／平方米。“什么时候评估，谁评估的，根据什么评估的，”卢涛愤愤不平地说，“同地段的房子，价格是每平方米7万元左右，根据什么只给我评估这么低。” 卢先生说，开发商要买我的房子，他们说什么时间搬，我就什么时间搬，他们给我定什么价格，我就接受什么价格，这不是典型的强买强卖吗? 《刑法》讲的强迫交易罪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卢先生想了解一下价格，没人跟他谈。他想选择“产权置换”，拆迁办一口回绝。本来，法规给予被拆迁人有补偿方式选择权，卢先生说：“我连这起码的‘选择权’也被剥夺了。”
卢先生的房子一年租金收入80万元，去年有个外商出资1000万元购买此房，卢先生没舍得卖，现在开发商拆迁只给224万元，卢先生后悔不已。卢先生已去国外考察，打算到国外发展。寻找海外桃源
近几年，大量拆迁纠纷案件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有产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但当他们的维权梦破灭后，他们往往消极地吸取教训，误认为将财产放在国内没有安全感。于是，将资产纷纷转移国外。据了解，目前在国内稍有规模的私营企业老板，许多都办了外国的绿卡，在国外购买了公寓或别墅，把妻子儿女安排到国外生活，有的干脆加入外国籍，为自己安排好了退路。记者曾问过这些两栖的企业家，为什么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尽管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私有财产在国外会受到更好的保护。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第一位的应该是保护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仅要鼓励公民创造财富，更要千方百计保护公民的财富。否则，不仅招不来外资，内资也可能大量外流。从东北三省情况看，近几年外来投资数量下降，不少内、外投资者面对资源丰富的东北市场望而却步，恐怕与保护私有财产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
最近新华社的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东北三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31．95亿美元，只相当于华东地区的1／7，还不到广东的1／4。2002年，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有的省份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另外，当地企业数量近几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一是新办内资企业数量减少，二是已办企业外迁的较多。
人无恒产，必无恒心。目前，一大批国内私营企业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一方面离不开国内市场、资源和经营条件；另方面又对其拥有的资产缺乏安全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不做长期投资，没有长远打算，往往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捞一把就走。二是不重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以沈阳市为例，一些很有名的大公司，甚至一些规格很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竟然连办公楼都是临时租用的。相反，他们在国外不惜重金大批购买写字楼和别墅，这种举动发人深省。没有财产安全，绝对不会有经济振兴，更不可能有小康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