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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进行股改的大型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堪称中国银行业蜕变的一个缩影。
近期，中国银行（601988，03988.HK）公布了其2010年中期业绩：营业收入1328.79亿元，税后利润543.75亿元，同比增长25.77%。这份成绩单在集体上演业绩大逆转而“近乎完美”的中国上市银行2010年半年报中仍不失为耀眼。行长李礼辉将之归结为中国银行6年股改的成果。
“官优而商”重回老本行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正式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志着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但当时，许多海外知名机构和学者均不看好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超过30%的不良贷款率以及包括“官本位”、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认为中国大银行已经整体技术性破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8月3日，距中国银行改制前的23天，52岁的李礼辉从海南省副省长任上“空降”中国银行担任行长。
作为一位相当成功的政府高官，李礼辉在海南担任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期间，海南金融业在其任上的不到2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03年更是成为海南金融近七八年来业务发展、资产质量、优质服务和监督管理最好的一年。而实际上，在走马上任海南省副省长前，李礼辉已经浸淫金融界18年。
1977年，李礼辉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后进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并在1984年担任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是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李礼辉被分到工商银行福建分行，最初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一职。
1985年，工商银行收购厦门国际银行后，李礼辉开始担任这家银行的常务董事，这一年还被派驻香港，任工商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李礼辉对海外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了解日趋全面和深入。
1989年，李礼辉开始担任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行长。并在1992年率领一个团队创办了工商银行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这给了李礼辉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其业务能力备受赏识。
1993年，李礼辉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在这个职位上他只干了10个月便被提拔为工商银行副行长，由此完成自己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两级跳”。这一年李礼辉42岁，“是当时工商银行非常年轻的行级领导。”一位业内人士回忆说。
从1994年到2002年，李礼辉担任了8年的工行副行长，一直主管国际业务部，中间曾一度主管信贷业务，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知识。李深谙海外资本市场，还体现在工行成功收购香港友联银行的行动上。
1999年，李礼辉协同时任工行行长的姜建清共同制定了收购香港友联银行的计划，并参与其重组。2000年7月，香港友联银行改组成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姜建清任董事长，李礼辉担任副董事长。通过这一成功案例，李开始为海外金融界所熟知。
李礼辉生长在福建莆田，莆田人有福建犹太人之称。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称，当初从工商银行调任地方工作，可以理解为北京有关高层对李礼辉的培养和历炼。
股改后企业性质发生变化
2004年，对于先行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中国银行股改，央行行长周小川寄于了厚望，“让中行成为与外资银行相抗衡的、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民族金融业的代表”。因为，2年后中國金融业将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挑战。
中国银行是从外汇外贸的专业银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国内银行业中拥有最健全的海外网络，境外机构资源丰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卢森堡分行都是大陆与国际社会经济金融联系的重要渠道。国家工商管理局在批复给中国银行的营业许可内容中，外汇和外币类国际业务亦占到了一半。
未来上市无疑是中国银行发必经之路。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行改制的关键时期，高层决定启用李礼辉担任行长——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熟悉银行经营管理、从事过应对复杂局面的政府宏观工作，尤其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的工作经历，对当地法律、监管法规深有了解。
李礼辉担任中银行长的调整，传袭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改时，由原来的行长担任董事长，新调来者任行长的老套路。一位原央行官员表示，这是一种制衡的需要。
此前，中国银行虽然设有董事会，但绝大多数是银行原有的高级管理层，并未真正履行出资人的职能。这一国有银行的治理架构往往造成，“经营管理层职能越位，与出资人身份混淆、责任不清，加剧银行经营发展和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的风险”。
而股份制改革后，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代表国家持有中国银行100％股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赵锡军指出，中央汇金以出资人的身份介入，中行的企业性质由此发生变化。
原有董事会相应进行了改组：一部分董事代表国家股东，由中央汇金公司派驻；吸纳一些独立董事；战略投资者派驻的董事；以及原来高级管理层担任董事。
原董事会下，没有设立附属的机构，中国银行的数个委员会都在行长直接领导之下。出资人的人事、财务、业绩考核、员工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难以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有效的约束，造成原董事会难以发挥决策和监督职权。
董事会改组后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治理框架。在中银新董事会下，基本按照国际通用的模式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人事薪酬委员会。这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框架基本类似，初步理顺了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的职权关系。“改组后的董事会将拥有真正的决策和监督权。”
改革者意志必将推动革新
作为站在中行股改浪尖上的人物，李礼辉并不讳言“能够感受到来自内外的压力，而且是随时随地的压力”。上任后，面对大陆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日期日益临近，如何成功构建现代银行管理体制，提高中行整体竞争力，成为了李礼辉推进中行股改的要务。
人力资源改革是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2004年8月，中行启动人力资源改革，打破原来的“官本位”职位体系，取消处长、科长等职位，形成新的职位体系。这项涉及中行22万员工的变革，极大地冲击了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陈旧观念。
这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智慧。为此，李礼辉宣布了三大政策：不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
对于这个操作难度系数极大的“三不”政策，李礼辉的解释是，“员工安置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处理不当成本可能会更高。”毕竟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希望在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同时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也要考虑到体制转轨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整个构架如何达到集约化经营的要求。”李礼辉指出，“人多人少是相对概念。”李礼辉说，“22万人如果都能在自己岗位上给银行带来收益，就不会觉得多。”
李礼辉坚信，改革者的意志必将对于中银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的革新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5年5月20日，中国银行推出了人力资源改革的最新举措，就25个重要职位面向全球招聘，包括境内2个一级分行行长和12个总行部门正副管理职位，招聘层次之高、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全国金融业界都属罕见。
之后，李礼辉又迎来了中行改革的另一重要战役：引进战略投资者。“希望引进的战略投资者，能在管理、产品方面对中行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是要优先考虑的条件”。
但中国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可谓一波三折。2005年，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淡马锡、瑞士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就已草签了合作协议。就在中行将这些投资协议报监管部门批准时，一波“贱卖国有银行”、“贱卖国有资产”、“妨碍金融安全”的舆论浪潮，令监管部门在审核中行投资协议时是慎之又慎。
尽管一路坎坷，但“在未来5-7年保持较快的速度，并保持比较稳健的发展势头。提升中行固有优势，实现跨跃式的发展”是李礼辉始终不变的既定目标。如何提高中行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水平，中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终于在港交所开盘上市，成为继建设银行率先登陆香港半年之后，第二只在港交所上市的国内银行股。中行股票不仅创下了香港股市融资总额、认购人数众多新记录，而且发行首日即逆市上扬，最终收盘于3.4港元，较招股价2.95港元上涨15.25%。
1个月后的2006年7月5日，中行A股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中国银行由此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股、全流通背景下的第一家“H+A”股、沪深股市第一权重股……
转变“以量补差”信贷增长模式
近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了今年全球银行排行榜。从税前获利来看，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601398，01398.HK）、中国建设银行（601939，00939.HK）一起跻身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前10强。
“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已经比他们强了。”作为国内银行业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面对这样的结果依然保持着职业的清醒。在他看来，中国银行业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风险不等于没有潜在的风险。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够始终保持持续稳健发展，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2010年全球1000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中国国有银行虽然是“全球最赚”，但在另一项关于银行大规模放贷及承受冲击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一级资本”即银行的核心资本实力，工商银行排名第8，下降一位，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则从2009年的第11位和12位，均下降三位。
而事实上，中国银行业过去几年中主要是依靠信贷规模“以量补差”的增长模式，再依靠市场融资来补充血液。而今年以来，银行净息差开始逐渐回升，贷款规模受到了严格监管限制，这无疑会增加银行业的利润压力。
另据东莞证券的分析报告指出，考虑到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经济调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目前1.28%的国内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但仍不足以令监管层安心。未来银行业不良贷款可能有较大反弹，而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來看，可能上升到2%-5%左右。
今年9月上旬，世界主要国家央行代表还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签署了《巴塞尔协议III》。根据新标准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至7%，以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持有足够储备金，在不依靠政府救助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资本充足率过高会降低股东回报，过低不足以抵御风险。中资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0% -12%间比较适当，也才可能有好的发展。” 李礼辉指出，国内外的资本监管要求差异还是很大的。虽然中资银行还是应当坚持更为严格的风险管控。“国外过高的银行杠杆率使得一场金融危机就把他们以前很多年的利润给吃掉了。”
近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落实银行业“十二五”规划时，则明确提出要防止银行业出现超越自身管控能力和监管实际的经营情况。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新经济环境下银行业监管的需要，也可以视为对银行业转变增长模式的定调。
对此，李礼辉指出，“中国一直在说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其实银行的发展模式也应该转变。”在他看来，银行发展模式转变的途径在于深化结构调整，加快业务转型，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把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趋势性变化，发挥银行作为金融服务核心在资金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同时对接相关产业机会，是中国银行在经济转型期以及未来有可能的经济低增长环境中实现持续盈利和成长的关键。
如今，担任中行行长6年的李礼辉已经很清楚自己所掌握的优势竞争资源。“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的优势，不断在海外延伸机构，包括增设分行、子行，也包括提升海外机构的服务能力。不过，与已经很成熟的国外银行相比，最大的优势则是本土业务。”
据表明，去年全球投资的40%发生在亚洲，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在世界零售销售市场，亚洲占三分之一，成为许多产品的最大市场，汽车销售占35%，手机销售占43%，能源消费占35%。而中国作为最大、最活跃的新兴市场国家又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在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日益加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为他们提供产业链金融服务恰恰是中国银行的突出优势”。 2009年7月6日，中国银行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一年来，中国银行做了8400亿美元，不仅是中国最多，也是全球最多的。”这令李礼辉颇感兴奋。
截止今年上半年，中国境内银行办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到670亿元，比去年下半年增长17倍。这是未来竞争中的一个新的制高点，李礼辉认为，处在同一个市场，同质化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但各家银行发挥自己特定的一些优势，必将会成为彼此间的差异化特征。
从曾经的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银行，再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这家1912年诞生、曾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留下诸多印记的银行正见证着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崛起。
近期，中国银行（601988，03988.HK）公布了其2010年中期业绩：营业收入1328.79亿元，税后利润543.75亿元，同比增长25.77%。这份成绩单在集体上演业绩大逆转而“近乎完美”的中国上市银行2010年半年报中仍不失为耀眼。行长李礼辉将之归结为中国银行6年股改的成果。
“官优而商”重回老本行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正式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志着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但当时，许多海外知名机构和学者均不看好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超过30%的不良贷款率以及包括“官本位”、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认为中国大银行已经整体技术性破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8月3日，距中国银行改制前的23天，52岁的李礼辉从海南省副省长任上“空降”中国银行担任行长。
作为一位相当成功的政府高官，李礼辉在海南担任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期间，海南金融业在其任上的不到2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03年更是成为海南金融近七八年来业务发展、资产质量、优质服务和监督管理最好的一年。而实际上，在走马上任海南省副省长前，李礼辉已经浸淫金融界18年。
1977年，李礼辉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后进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并在1984年担任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是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李礼辉被分到工商银行福建分行，最初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一职。
1985年，工商银行收购厦门国际银行后，李礼辉开始担任这家银行的常务董事，这一年还被派驻香港，任工商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李礼辉对海外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了解日趋全面和深入。
1989年，李礼辉开始担任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行长。并在1992年率领一个团队创办了工商银行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这给了李礼辉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其业务能力备受赏识。
1993年，李礼辉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在这个职位上他只干了10个月便被提拔为工商银行副行长，由此完成自己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两级跳”。这一年李礼辉42岁，“是当时工商银行非常年轻的行级领导。”一位业内人士回忆说。
从1994年到2002年，李礼辉担任了8年的工行副行长，一直主管国际业务部，中间曾一度主管信贷业务，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知识。李深谙海外资本市场，还体现在工行成功收购香港友联银行的行动上。
1999年，李礼辉协同时任工行行长的姜建清共同制定了收购香港友联银行的计划，并参与其重组。2000年7月，香港友联银行改组成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姜建清任董事长，李礼辉担任副董事长。通过这一成功案例，李开始为海外金融界所熟知。
李礼辉生长在福建莆田，莆田人有福建犹太人之称。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称，当初从工商银行调任地方工作，可以理解为北京有关高层对李礼辉的培养和历炼。
股改后企业性质发生变化
2004年，对于先行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中国银行股改，央行行长周小川寄于了厚望，“让中行成为与外资银行相抗衡的、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民族金融业的代表”。因为，2年后中國金融业将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挑战。
中国银行是从外汇外贸的专业银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国内银行业中拥有最健全的海外网络，境外机构资源丰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卢森堡分行都是大陆与国际社会经济金融联系的重要渠道。国家工商管理局在批复给中国银行的营业许可内容中，外汇和外币类国际业务亦占到了一半。
未来上市无疑是中国银行发必经之路。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行改制的关键时期，高层决定启用李礼辉担任行长——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熟悉银行经营管理、从事过应对复杂局面的政府宏观工作，尤其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的工作经历，对当地法律、监管法规深有了解。
李礼辉担任中银行长的调整，传袭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改时，由原来的行长担任董事长，新调来者任行长的老套路。一位原央行官员表示，这是一种制衡的需要。
此前，中国银行虽然设有董事会，但绝大多数是银行原有的高级管理层，并未真正履行出资人的职能。这一国有银行的治理架构往往造成，“经营管理层职能越位，与出资人身份混淆、责任不清，加剧银行经营发展和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的风险”。
而股份制改革后，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代表国家持有中国银行100％股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赵锡军指出，中央汇金以出资人的身份介入，中行的企业性质由此发生变化。
原有董事会相应进行了改组：一部分董事代表国家股东，由中央汇金公司派驻；吸纳一些独立董事；战略投资者派驻的董事；以及原来高级管理层担任董事。
原董事会下，没有设立附属的机构，中国银行的数个委员会都在行长直接领导之下。出资人的人事、财务、业绩考核、员工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难以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有效的约束，造成原董事会难以发挥决策和监督职权。
董事会改组后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治理框架。在中银新董事会下，基本按照国际通用的模式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人事薪酬委员会。这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框架基本类似，初步理顺了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的职权关系。“改组后的董事会将拥有真正的决策和监督权。”
改革者意志必将推动革新
作为站在中行股改浪尖上的人物，李礼辉并不讳言“能够感受到来自内外的压力，而且是随时随地的压力”。上任后，面对大陆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日期日益临近，如何成功构建现代银行管理体制，提高中行整体竞争力，成为了李礼辉推进中行股改的要务。
人力资源改革是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2004年8月，中行启动人力资源改革，打破原来的“官本位”职位体系，取消处长、科长等职位，形成新的职位体系。这项涉及中行22万员工的变革，极大地冲击了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陈旧观念。
这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智慧。为此，李礼辉宣布了三大政策：不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
对于这个操作难度系数极大的“三不”政策，李礼辉的解释是，“员工安置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处理不当成本可能会更高。”毕竟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希望在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同时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也要考虑到体制转轨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整个构架如何达到集约化经营的要求。”李礼辉指出，“人多人少是相对概念。”李礼辉说，“22万人如果都能在自己岗位上给银行带来收益，就不会觉得多。”
李礼辉坚信，改革者的意志必将对于中银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的革新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5年5月20日，中国银行推出了人力资源改革的最新举措，就25个重要职位面向全球招聘，包括境内2个一级分行行长和12个总行部门正副管理职位，招聘层次之高、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全国金融业界都属罕见。
之后，李礼辉又迎来了中行改革的另一重要战役：引进战略投资者。“希望引进的战略投资者，能在管理、产品方面对中行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是要优先考虑的条件”。
但中国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可谓一波三折。2005年，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淡马锡、瑞士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就已草签了合作协议。就在中行将这些投资协议报监管部门批准时，一波“贱卖国有银行”、“贱卖国有资产”、“妨碍金融安全”的舆论浪潮，令监管部门在审核中行投资协议时是慎之又慎。
尽管一路坎坷，但“在未来5-7年保持较快的速度，并保持比较稳健的发展势头。提升中行固有优势，实现跨跃式的发展”是李礼辉始终不变的既定目标。如何提高中行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水平，中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终于在港交所开盘上市，成为继建设银行率先登陆香港半年之后，第二只在港交所上市的国内银行股。中行股票不仅创下了香港股市融资总额、认购人数众多新记录，而且发行首日即逆市上扬，最终收盘于3.4港元，较招股价2.95港元上涨15.25%。
1个月后的2006年7月5日，中行A股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中国银行由此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股、全流通背景下的第一家“H+A”股、沪深股市第一权重股……
转变“以量补差”信贷增长模式
近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了今年全球银行排行榜。从税前获利来看，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601398，01398.HK）、中国建设银行（601939，00939.HK）一起跻身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前10强。
“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已经比他们强了。”作为国内银行业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面对这样的结果依然保持着职业的清醒。在他看来，中国银行业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风险不等于没有潜在的风险。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够始终保持持续稳健发展，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2010年全球1000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中国国有银行虽然是“全球最赚”，但在另一项关于银行大规模放贷及承受冲击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一级资本”即银行的核心资本实力，工商银行排名第8，下降一位，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则从2009年的第11位和12位，均下降三位。
而事实上，中国银行业过去几年中主要是依靠信贷规模“以量补差”的增长模式，再依靠市场融资来补充血液。而今年以来，银行净息差开始逐渐回升，贷款规模受到了严格监管限制，这无疑会增加银行业的利润压力。
另据东莞证券的分析报告指出，考虑到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经济调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目前1.28%的国内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但仍不足以令监管层安心。未来银行业不良贷款可能有较大反弹，而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來看，可能上升到2%-5%左右。
今年9月上旬，世界主要国家央行代表还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签署了《巴塞尔协议III》。根据新标准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至7%，以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持有足够储备金，在不依靠政府救助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资本充足率过高会降低股东回报，过低不足以抵御风险。中资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0% -12%间比较适当，也才可能有好的发展。” 李礼辉指出，国内外的资本监管要求差异还是很大的。虽然中资银行还是应当坚持更为严格的风险管控。“国外过高的银行杠杆率使得一场金融危机就把他们以前很多年的利润给吃掉了。”
近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落实银行业“十二五”规划时，则明确提出要防止银行业出现超越自身管控能力和监管实际的经营情况。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新经济环境下银行业监管的需要，也可以视为对银行业转变增长模式的定调。
对此，李礼辉指出，“中国一直在说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其实银行的发展模式也应该转变。”在他看来，银行发展模式转变的途径在于深化结构调整，加快业务转型，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把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趋势性变化，发挥银行作为金融服务核心在资金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同时对接相关产业机会，是中国银行在经济转型期以及未来有可能的经济低增长环境中实现持续盈利和成长的关键。
如今，担任中行行长6年的李礼辉已经很清楚自己所掌握的优势竞争资源。“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的优势，不断在海外延伸机构，包括增设分行、子行，也包括提升海外机构的服务能力。不过，与已经很成熟的国外银行相比，最大的优势则是本土业务。”
据表明，去年全球投资的40%发生在亚洲，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在世界零售销售市场，亚洲占三分之一，成为许多产品的最大市场，汽车销售占35%，手机销售占43%，能源消费占35%。而中国作为最大、最活跃的新兴市场国家又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在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日益加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为他们提供产业链金融服务恰恰是中国银行的突出优势”。 2009年7月6日，中国银行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一年来，中国银行做了8400亿美元，不仅是中国最多，也是全球最多的。”这令李礼辉颇感兴奋。
截止今年上半年，中国境内银行办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到670亿元，比去年下半年增长17倍。这是未来竞争中的一个新的制高点，李礼辉认为，处在同一个市场，同质化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但各家银行发挥自己特定的一些优势，必将会成为彼此间的差异化特征。
从曾经的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银行，再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这家1912年诞生、曾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留下诸多印记的银行正见证着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崛起。